2013年山东省公务员面试社会热点透视
来源：山东公务员考试网 中公教育 2013年5月15日
低保标准
【背景链接】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股票、房产和汽车等)，是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同时，信息核实最短每月1次，实行低保信息长期公示制度，及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且要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标准表述】
[现状分析]
现行低保工作总体规范有序，但与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相比还存在差距。突出表现在：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亟待加强，服务方式亟待改进。
二是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着责任边界不清晰、监管机制不到位、责任追究不严格等问题，骗保、漏保、关系保、人情保等问题时有发生。
三是低保工作力量、经费、手段与任务要求不相匹配，工作程序上还存在不方便快捷、不公开透明等问题。
[意义]
财产条件的提出是对现行低保制度的重大完善。财产条件的提出，是对现行低保制度的重大完善。同时，程序公正、职责明晰、要求明确，是低保对象准确认定的基础，也是低保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意见》的发布进一步规范了低保申请、审核、民主评议、审批、公示和发放等各项程序，标志着低保工作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精确化、专业化管理服务方向又迈进一步。
[措施]
针对现行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根据《意见》指示，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低保对象动态管理，低保对象有进有出。要全面建立低保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定期报告制度，根据低保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来源进行分类管理。低保对象资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低保家庭困难程度缓解，收入水平超出了低保标准，应及时退出保障范围，停发低保金;有的在低保标准以下收入发生变动，应及时增发或减发低保金。
第二，建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传统的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低保核查手段存在不足，隐瞒收入财产、开具不实证明等骗取低保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低保制度的公平公正实施。为了保证救助资金真正用到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要加快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通过综合比对户籍、机动车、就业、住房、存款、证券、纳税、公积金等方面信息，提高认定低保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准确率。
第三，对“人情保”“关系保”零容忍，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人情保”“关系保”，要完善民主评议和公开公示制度，保障群众对低保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健全监管机制，积极配合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加强对低保工作的专门监督检查，对重点地区定期开展抽查;建立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对备案对象逐一核查、严格管理;健全低保投诉举报核查制度，公开监督咨询电话，并做好低保来信来访工作;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低保审核审批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保障房保障了谁
【背景链接】
居者有其屋，是最朴实的愿望和追求。而目前所推行的保障房政策，本应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获得居住用房，却一再曝出保障房被出租、公务员变相福利房、“穷人”开豪车住保障房等丑闻。
而这些丑闻在媒体曝光了无数次之后，依然在各地先后落成的保障房小区中上演。9月24日，21世纪网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楼盘领秀•慧谷，其保障房项目为A区和B区，但即使是工作日仍有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等多辆高档车停在小区。9月26日傍晚，21世纪网再度来到此小区，保障房小区中停靠的私家车更多，9月24日见到的沃尔沃则刚好出B小区的门，近300辆私家车停在AB区中，当中不乏高档车。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出现种种乱象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保障房建设的标准过高，保障房也很舒适，建设的标准很高，所以很多有钱人也想方设法捞一笔。
二是保障房的实行并没有搞清楚到底要保障谁的问题。例如，在北京，保障房按照户籍来卡，关键是城镇人口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0%以上，现在最没房子的人一是农民工，二是北漂，但是这些人都没资格在北京申请保障房。
三是保障房分配过程中违法的成本很低， 相关政策没有上升到法律体系或者基层的执行力还不够，如若违法的成本高腐败现象会大大减少。
四是保障房分配渠道不统一。据调查显示，在厦门，普通居民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等单位人员确实存在不同的保障房申请渠道，而所有的申请人都共享全市保障房房源。在不同的分配渠道下，申请资格、轮候时间均无法统一，导致部分不公平现象出现。
[措施]
保障房作为宝贵的公共资源，公平分配是必须严守的“生命线”。要实现这一点，全程公开是前提，严格执行是关键，健全机制是保障。
中公教育专家认为：
第一，信息公开，引入社会的监督机制。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公开透明，能够把腐败的问题一定程度的杜绝。在分配过程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甚至保障的对象，全社会来监督，做到公平分配。
第二，保障对象和分配程序必须严格规范。保障房是解困房，要真正分配给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众;保障房不是过去那种福利房，要坚决防止不符合条件者获得保障房。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严肃查处骗租骗购、利用各种手段侵占保障房等违规违纪行为。
第三，建立健全实现持续运行的长效机制。要鼓励先行开展地方立法，为完善政府监管、规范市场运作、实现保障房可持续运行提供法制和政策保障。
党风赢民心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
【标准表述】
[重要内容]
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是要改进调查研究。切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二是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室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三是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四是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性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
五是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六是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七是要严格文稿发表。出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八是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解决好一些突出问题。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体现了民心所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改进作风的八项举措，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改进作风的重要意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拿出行动，身体力行，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心思用到解决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来，把精力投入到维护群众利益、克服民生困难上来，取信于民、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
[措施]
制定这方面的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从严治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一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挥良好带头作用。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贯彻落实办法。狠抓落实，切实抓出成效。
再次，要严格执行本规定，每年年底对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定期督促检查，每年年底通报执行情况，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执行情况，对违反规定的要进行处理。
最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监督执行本规定作为改进党风政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审计部门每年要对各地区各部门会议活动等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
“考”验食品安全
【背景链接】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区的董事长赵慧敬等多位知名企业家，参加了杭州质监局组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考试。这一考试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举办了40余场，有近400家企业的1100多位企业法人代表、生产主管和质检人员参加。考试规定，如果两次没有通过，企业就将被暂停核发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停产停工。
【标准表述】
[存在的问题]
显然，通过考试的方式“逼迫”企业管理人员熟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严格自律，自觉从源头把好“舌尖上”的安全，无疑是有益的。但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一考”意义有限，并不能有效把关食品质量安全。
理由有三：
其一，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企业主不熟稔法律常识，而是利益所趋。“地沟油”、“毒胶囊”、“改日期牛奶”等食品安全是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此类事件却频频发生，说到底，都不是企业主不熟稔法律常识，而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有些人明知故犯，铤而走险。像这类企业，食品安全法律考试就是对牛弹琴，毫无作用。
其二，重审批、轻监管，监管部门多头管理，违法成本低等现象的存在，才是成为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的“罪魁祸首”。
其三，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法规尚有“空白地带”，食品生产标准还很模糊，也是食品安全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有些食品安全标准被一些行业或大企业绑架，安全标准过低，甚至出现“倒退”;再就是一些法律规定、标准规范过于陈旧、老化，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与约束的新形势。
[措施]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中公教育专家认为：
首先，要通过严格立法，利用“刚性约束”避免企业“钻空子”。要根据实际情况，细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断补充完善，以此加强其对企业的约束力，并加大对违法企业惩处力度来加强警示效应。
其次，改善食品安全管理，变革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模式。一味增加行政许可只会治丝益棼，劳民伤财，令企业苦不堪言。与其考食品企业负责人，不如认真考考这些企业的产品。
再次，要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除了让企业自省、自律外，更需要借助严格执法，牢牢盯紧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倒逼企业守法，促使企业想方设法提高从业者的素质，改进食品安全的软硬件保障。许多发达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诀窍也在于此，例如，美国向重要食品企业长期派驻政府雇佣的食品检查员，德国对婴儿奶粉等敏感食品实行高频率的抽检制度。
此外，还要注重发挥媒体、公众、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形成全社会的监管合力，才能让“害群之马”无处藏身。
“不信任”并非只是网络气质
针对一些公共事件或司法案件，近来舆论批评表现得不依不饶，并因此引发争论。一种观点因此看似顺理成章，即认为网络存在偏见，有些汹涌的批评纯粹无理取闹，另外，网民狭隘的批评一旦受到纵容，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回应舆论质疑后，网民往往会变本加厉，提出更多的质疑，由此导致回应者处境极为艰难，经常陷入两难的境地。
批评偏好加上网络高昂的信任成本，造就网络舆论的“刻薄”印象。前者早已司空见惯，是网络表达环境所致，加上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所能担负的批评重任极为有限，人们自然会将自身的批评冲动转移到网络上;至于网络高昂的信任成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局限于政府部门这类特定群体。
混迹网络的人或许对过去诸多网民不信任表现记忆犹新，比如由网民发起的捐助患血癌女孩鲁若晴这个事件中，即有网民质疑发起人的动机;又如在今年的“315”晚会期间，因为何润东微博爆出的“八点二十发”，公众人物涉嫌参与公关，很多在此期间发表倾向性观点的公众人物，都受到网民的质疑。尽管部分当事人试图辩解，但并不能获得网民的信任。至于近年来在网上从事公益事业，或部分雷锋式的公众人物，他们也早已毁誉参半。
如何看待网民的不信任，事实上，这正是虚拟社会必然出现的状况，一个人在网络中的角色扮演，往往有着脸谱化的性格特征，这其中，或通过不留情面的吐槽、爆料等行为，以另类出演进入网民视线;或因为对公共事务的介入而表现出意见领袖的魅力，诸如此类，评价不一，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这是网络独有的生活方式，它强化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但因为这种脸谱化印象，加之网民彼此了解的途径有限，由此加剧了围观者的道德审视冲动，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在网上高调地介入公共事件的人，其行为塑造的道德观感，往往因为其高调而遭遇吹毛求疵的批评，这些批评未必有根据，但或可看出网民的不信任倾向。
网络的批评与解构偏好，以及虚拟的社交环境，是高昂信任成本的重要原因。这种不信任可能随着公共讨论的深入而有所缓解，唯独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尤其是原本政府部门应该公开的信息，或按理应给予回应的事件，一旦本着网络舆论刻板印象，认为对网络批评“不必过于紧张，甚至有必要忽视”，那时，网络的不信任就会加剧现实的成见。近来有媒体有类似表态，一方面认为网络舆论的质疑无穷尽，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部门责无旁贷，这种状况其实并不矛盾，毕竟网络的不信任并非全然是网络气质的流露，它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认知。
农夫山泉遭质疑
【背景链接】
5月6日，农夫山泉召开发布会宣布：无论国家标准是否标注，企业产品必须也一直在遵守。近来，农夫山泉产品因其执行的地方标准部分指标低于国家标准，引发媒体普遍质疑。对于水质安全问题，虽然企业提供了检测数据自证清白，但是目前仍未有权威部门给公众一个交代。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其一，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硬通货。对一个企业来说，高质量标准很重要，因为它表现了企业对产品质量的坚持，表达了对消费者的尊重。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入口环境恶劣的当下，那些坚守底线、专注于品质的企业是这个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它们才是最珍贵的。这个市场上不应该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是应该让有尊严的企业获得尊严，让无底线的商家彻底出局。这样的市场环境同样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
其二，媒体应重视自身的公信力。公信力来自于对真相的探索、来自于客观理性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有力武器，它不是私器是公器。当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时，它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媒体是监督者，可对千千万万读者而言，它也是被监督者。当权力越过了边界，难免会伤及自己的公信力。媒体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批评别人，需要倾听对方的说法。而不是一味的利用话语权强制打压。
其三，政府监管乱相应该得到改正。在此次农夫山泉矿泉水标准之争中，相关政府质量监管部门的表现差强人意，政府并未明确浙江地标应废止，也拒绝回应瓶装水水质问题。目前，国标与地标的冲突已是客观事实，饮用水标准“山头林立”、彼此打架，地方标准更新缓慢、踏步不前的乱象，更凸显出政府部门监管的失范，也容易为地方企业产品质量提供瑕疵空间。立足于标准混乱的现状，舆论以“有错推定”的思维对“就低不就高”的产品进行监督，不仅是保障公众健康权的需要，同时也是推动标准规范化管理的需要。
[启示]
对企业而言，标准更是竞争力的体现。产品竞争归根到底是质量的竞争，质量不仅取决于原材料、工艺等实体因素，更取决于标准这样的程序因素。对广大消费者而言，企业执行什么样的标准更具质量上的直观印象，而在标准上就低不就高，首先向消费者传递出一种质量不自信，这恰是产品竞争力的要害。农夫山泉宣称“一直在努力推动饮用水标准的建设”，其企业主体责任更加重大，本应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带头执行国标并实质性推进水标准的进步，这才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正途。倘若借着标准乱象打擦边球，甚至带头在执行标准上玩“躲猫猫”，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措施]
对此，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第一，农夫山泉正视自身问题，提高产品质量标准。面对广大消费者和社会舆论的质疑，农夫山泉应该正视自身存在的质量问题，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标准的实际行动来做回应，重拾广大消费者的信心，而不是打擦边球，以低标准来糊弄公众。
第二，媒体要正确运用自己的监督权。媒体实施监督报道，目的不应该是“发难”，而是为了与政府部门、企业一道，共同完善行业标准，共同打造一个更加令消费者放心的行业生态环境。首先媒体监督权应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行使;其次正确把握舆论监督的导向，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环境;再次，提高新闻媒体自身素质。
第三，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制定统一标准。此次农夫山泉事件暴漏了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漏洞。政府不能只靠舆论的监督做工作，更要完善自身的监管措施，加强监管力度，自己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在全国制定行业国家统一标准，实施高标准而非低标准，防止任何有可能出现的漏洞。
公平正义是任何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逻辑就蕴含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失败之中。
在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多元化并日趋分化的今天，仅仅照顾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就意味着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公平不正义。联想到近些年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的一些“改革”构想，未曾施行便颇多诟病，都是因为这种种带“门槛”的改革，都在继续强化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实，老百姓因而难以接受。这样的“改革”是违背改革初衷的。反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价格改革、高考制度改革、加入WTO后的外贸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支持，也在于这些改革是以消除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不公平、不正义为目标。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公平正义是任何改革的逻辑起点。这需要政府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既是变革一切不公平、不正义社会现象的推动者，但又有可能因为自身的权力异化而成为改革的对象。
造成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原因是复杂和多元的，30年前、20年前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重点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以及“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残留的政治身份歧视。现今的“深化改革”，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继续以“保障市场主体间平等交换资源要素”为目标之外，民众更加关注的是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说，不单要维护市场主体的，更要维护公民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的，“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当前的改革之所以难，一方面是利益藩篱已经固化，不公平、不正义的“潜规则”被贴上“改革”标签之后，堂而皇之成为“显规则”，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严重损害了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发展权。比如某些市县政府趋之若鹜的“土地财政——融资平台”，本质上就不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而是对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的固守。另一方面是既往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改革”已经长时间交织在一起，“为政绩而改革”、“为效率而改革”的思维，模糊了改革的本义，导致改革的逻辑起点反复被扭曲。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花钱买工龄”和此后的“住房制度改革”，当时政府在卸去沉重的企业债务负担和福利负担的同时，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未相应跟上。如果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的逻辑起点一开始就是扭曲的，或者有意漠视可能出现的负效应，此种舍本求末的改革，其纠错成本将大大超过预期的改革红利。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对既往的改革思路和改革举措进行反思，全面而细致地清理一切妨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通过对“改革”的改革，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把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还给人民，才能使改革的逻辑起点真正复归到公平正义上来。
记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经验借鉴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这是百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山河破碎，房屋倒塌千万间，人员伤亡严重。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原计划三年完成的灾后重建任务，只用两年就提前完成。
“天府之国”能够如此凤凰涅槃，四川人民能够在抗震救灾中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
经验借鉴一，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地震发生后，胡锦涛同志立即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同志随即赶往灾区，亲自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坐镇指挥;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使得抗震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经验借鉴二，救援人员海陆空“齐上阵”，使得救援神速。救援人员犹如“飞夺泸定桥”的“十八勇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急行军，直达抗震救灾的“主战场”，投入到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救援中。一流的救援队伍、一流的救援条件，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无数计的生命。
经验借鉴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奉献精神是抗震救灾的精神支柱和物资保障。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有爱的双手，献出浓浓的爱意。全国人民的大爱犹如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处处演绎着“大爱无疆”的感人事迹。党和国家要求一个省支援一个极重灾区县的援助政策，彻底解决了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后顾之忧。
经验借鉴四，不等不靠、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取得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内在动力。四川人以前被戏称为“盆地意识”浓厚，殊不知这种“盆地意识”与生俱来有一种很浓的团结意识、团队精神，“一家有难，八家支援。”地震后，大家纷纷舍小家，顾大家。有的干部群众置自己的亲人被埋在废墟底下而不顾，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抢救其他群众的“战斗”中，有的干部群众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
经验借鉴五，灾后重建家园和精神重建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四川重建家园实行政府免费提供设计图纸，按高抗震烈度施工，并配以监理人员，确保了房屋的抗震能力。“4.20” 芦山7.0级强震成了检验重建房屋质量的“试金石”，“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重建的房屋无一处倒塌，到处都是“傲然”耸立的“房坚强”。精神重建方面，四川各地广泛开展灾民心理辅导、灾后服务工作，如罗江县推出了“火凤凰计划”，制定并实施了《汶川地震——罗江县火凤凰重建计划纲要》。精神重建使得灾区人民走出了地震阴影，再次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虽然，我们还不能达到“人定胜天”的境界，但面对地震，我们不再畏惧，防震减灾能力的提高使得我们再也不怕地震的“偷袭”。
微信问政，须力避“泡沫化”
中国外交部最近开通的“外交小灵通”微信公众账号是首个正式上线的中央部委政务微信。
近年来，网络问政风起云涌。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政务微博数量已超过17万个。政务微博方兴未艾，政务微信已崭露头角。中国不少地区的公安和外宣等部门已经开设了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副所长李未柠认为，政府部门能够注意到流行的社交媒体，并在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加入更具人性化的表述，这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多一个沟通的渠道，并不意味着沟通就必然更顺畅或彼此更信任。网络问政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泡沫化”问题。当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政务微博，不少上线后不更新、不维护，直接沦为“僵尸”;还有一些政务微博，遇到群众关注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或遮遮掩掩。
同时，网络问政也检验着政府的公信力。在近日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京温商城女子坠楼事件”中，公安部门官方微博的回应虽总体称得上及时，但仍受质疑。
李未柠说，政府能够融入微信平台，符合新媒体社会化的趋势，但如何使用好新媒体，仍是一个重大课题。网络问政不能搞“花拳绣腿”，政府除了提供自家发布的信息外，还要密切关注公众关切，及时回应公众疑惑，深度公开相关信息。
政务微信能否进一步推动执政为民?关键在于树立政府公信力。只有在公信力的基础上，政务微信、微博才能真正发挥出新媒体积极、正面的作用。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是法治理性
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称，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现实中常听人说“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是极其美好的愿望。但在司法实践中，坏人常被放过，当然不是主动放过，而是因为证据不够确凿而不得不放过。曾有权威统计显示，我国刑事案件破案率只有30%左右。其实，美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也不高。无法破案，就不能定罪，因此必须坚守“宁可错放，不可错判”。
一些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有两种主要原因，要么上级责令限期破案，要么相关人员立功心切。为了尽快破案，有时就剑走偏锋，比如通过刑讯逼供来获得证据，结果导致冤案。所谓“命案必破”的说法并不科学，也不合法。问题是，一些法律意识贫乏的地方官员总热衷于“命案必破”，结果重重压力之下，冤案自然就被炮制出来。
除了某些法盲式地方官员外，一些受害人家属也会向公安部门施压。当亲人被害，家属能不悲痛欲绝吗?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真凶，依法严惩真凶，还被害人以公道。无论谁施压，公安司法部门都应遵守程序，更应用证据说话，否则，类似张高平叔侄的冤案便会层出不穷。
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能侦破，这听起来很残酷，却应该理解和接受。尊重法治，就应该做到这一点：承认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不过，一些公安司法人员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太相信自己的能力，无视基本的程序正义，又太有立功受赏的冲动。
司法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毒树之果”原则，即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不能被采信，“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为避免冤假错案，坚持“毒树之果”原则必不可少。张高平叔侄出狱后披露，他们曾被刑讯逼供7天7夜，至今身上还留有伤痕。对刑讯逼供者依法严惩，才能减少刑讯逼供现象。
一个冤假错案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甚至要了一个无辜者的性命，这是无法挽回的伤害，沈德咏副院长认为，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这确实在理。如何防范?说白了，最需要坚持的就是无罪推定。“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还需要破除以权干法的现象，以及尊重辩护律师的作用等。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结果，确实有可能使个别坏人逍遥法外，但这是法治的体现和要求，那些逃脱法律制裁的坏人，最终逃不过良心法庭的审判。
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当今社会，媒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无所不在，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的影响日益深入。在这种形势下，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成为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我们进入了一个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的时代。网民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等随时发布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和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不同意见。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贯彻执行，政府信息发布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政府工作更多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监督。这就使政府机构的新闻发布时机、方式和内容面临新课题，同时对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领导干部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首先须找准位置、摆正心态，切忌说出“雷人”之语。“雷人”之语不仅有损干部形象，也会贻误工作。一些干部说出“雷人”之语，除了存在官僚主义，缺乏沟通能力和表达技巧也是原因之一。
同媒体打交道，需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谁说，即明确说话的对象。在单位对同事说话与面对媒体对记者和公众说话，有很大区别。对同事说话可以随意一些，对媒体记者和公众说话则要注意措辞准确，不引起歧义，并尽量简洁、通俗、易懂。第二，说者为谁，即说话者对自己的身份要明确。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说话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弄清自己的身份，讲话的口气就不可能到位，“雷人”之语就可能脱口而出。第三，说什么，即面对不同的人确定不同的讲话内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接受能力。讲话因人而异，才可能有的放矢、收到成效。第四，怎么说。领导干部应注重提高沟通能力和表达技巧。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并没说什么违反原则的话，却被网友抓住了“小辫子”，表达技巧不高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与媒体和公众交流还应注意克服自傲、自卑等心理，坚持坦诚相待、平等沟通、积极主动。
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做好工作的需要，领导干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只要端正态度、努力学习、勇于实践、勤于总结，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就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