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章精选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网 2018年3月28日
中国自信激荡复兴力
作者：荣 翌
一部电影激发的爱国情怀，反映出一个国家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滋养着全体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收获代表委员热情点赞，记者会上被多次引用，片名成为流行金句……会场内外，一部电影传递着向上的力量。“厉害了，我的国；幸福了，我的家”“有一种安全感叫我是中国人”“如果有奇迹，那一定是中国红”……社交平台，网友纷纷写下观影感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厉害了，我的国》持续热映，不仅刷新了国产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也成为社会热议的“现象级”文化产品。
一部主旋律纪录电影，赢得市场和口碑“双丰收”，形成了不一般的传播声势，秘诀何在？关键在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影片中，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项项超级工程，激荡新时代的复兴气象；精准扶贫、家庭医生、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一个个圆梦计划，讲述“获得感”的民生故事；山水林田湖草蓝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绘就天地大美的生态画卷。从“一毫米中展现的中国国力”，到一系列“全球最大”的国家重器，真实、密集而又富有冲击力的影像，调动起观影者的生活体验，令人从一个个“厉害的瞬间”，切实体悟一个“厉害的中国”。
把镜头对准现实，“桑田碧海须臾改”的变革，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织就了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日前，全国第1亿户市场主体宣告诞生。全国两会期间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改革发展的幸福果实不只在银幕之上，更是人人共享、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可以说，镜头语言呈现的是人们亲身经历的巨大变革，是人人身处其中的繁荣图景，是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沉浸在100分钟的观影过程，观众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认知，不难在真切的“参演感”中，激荡赞美祖国的情感共鸣。
一项统计显示，《厉害了，我的国》观影群体中，20—29岁的观众占比高达55.5%。“80后”“90后”成为观影主力军。实际上，年轻人挑大梁，堪称中国创新的“隐形利器”。平均年龄30岁的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5岁的量子科学团队，年仅25岁的西藏驻村书记洛措……电影镜头中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正是青年一代奋斗者的代表。他们在国家的高速发展中砥砺前行、茁壮成长，也必将在奋斗中接过下一棒，成就新作为。
网友说，《厉害了，我的国》是“史上最贵”电影，因为“道具是各基建工程、高新装备，演员阵容更是强大，是全体中国人”。学者评价，“厉害的事实，为厉害的中国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达”。一部电影激发的爱国情怀，反映出一个国家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滋养着全体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近年来，《湄公河行动》《战狼》《红海行动》等“燃”系电影叫好又叫座；狗年春晚舞台，青年歌手演唱的《赞赞新时代》《我和2035有个约》等歌曲被广泛传唱。公众热情拥抱主旋律题材文化作品的背后，正是一个民族基于发展成就而自然产生的深刻自我认同。
行进中的中国，宛如一部史诗级的鸿篇巨制，人民是这部“大片”的主角。筑牢中国自信，凝聚磅礴力量，我们必能以奋斗创造不凡，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传奇。
《人民日报》( 2018年3月20日05版)
让无效“神药”无所遁形
选稿：李红梅
前不久，国家食药监部门发布修订匹多莫德制剂说明书的公告，说明书明确了“使用不超过60天、3岁以下儿童禁用”。近日，国家食药监部门又发布通知，督促匹多莫德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监管部门的持续行动，引发人们对该药品的关注。
继莎普爱思滴眼液之后，匹多莫德可说是又一款被媒体聚焦的“神药”。这类“神药”销量巨大，年销售额动辄高达几亿元、几十亿元，往往夸大疗效和适应症，用广告或“带金销售”手段进行营销。对于患者来说，用药后的感觉一般是“无可无不可”。安全而无效、却被广泛使用，是此类药品最大的特点。
药品是用来治病的，为何存在无效却使用广泛的药品？这与我国此前的药品上市审批机制有关。2007年之前，我国的药品注册标准偏低，在批准仿制药时，并不要求企业做生物等效性实验，参照原研药标准进行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按照这个低标准发放的药品许可证大约有十几万张，这些药品与原研药在质量和疗效上存在差异。由于价格低廉、等效性难以区分，这些仿制药品在招标采购中具备优势，容易进入药品采购目录。而每隔一段时间，它们换个剂型、规格又能成为“新药”，可以定个更高的价格，“营销”空间更大。
“神药”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它们是“大处方”里的常客，是医院销售“明星”。像莎普爱思这样的非处方药，就是“不看疗效看广告”的典型代表。尽管疗效达不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但是巨额利润远超广告处罚金额，厂家仍愿继续生产。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群众来说，难免容易上当，白花冤枉钱。结果，不明实情的患者多花了钱却没治好病，甚至有损健康。这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的浪费，同时助长了部分公立医院以药养医机制，推高了医疗花费，加固了药品灰色利益链条。
从根本上铲除“神药”生存的土壤，需要多管齐下，补齐监管短板。一方面，提高仿制药注册标准，严格将原研药作为仿制标准，要求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以确保药品疗效和质量。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医改，改变以药养医的扭曲机制，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保障医务人员享有合理薪酬待遇。同时，还应加大对药品违法广告的处罚力度，用更严格的执法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
近年来，随着新药品采购办法、医保控费、考核药占比指标等政策的出台实施，大量“神药”“万能药”被归到辅助用药类别。很多地方将辅助用药与治疗用药区别对待。辅助用药不再是一线用药，而是被列入重点监控清单，在采购时划入单独类别，医保报销的比例较低；一旦相关费用超过警戒线，将被限制使用或停止销售。凡此种种，都有利于限制“神药”影响，更好保障患者权益。
现实中，仿制药临床一致性评价所需时间较长，而等待重新评价的药品众多。与此同时，全国公立医院瞄准以药养医顽疾的综合改革，刚刚迈出取消药品加成这一步，也需要时间向纵深推进。整合多方力量，发现更多“神药”、让其自证清白，倒逼药企加强研发能力、提高药品质量和疗效，才能为健康中国多提供好药、良心药。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
选稿：王珂然
春天是开拓者、奋斗者的季节。2018年春天，注定会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国两会圆满落下帷幕，人们正以两会精神为前行动力，推动中华巨轮扬帆远航。
两会凝聚起的共识，指引着未来发展的航向。如何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关键在于落实。从与时俱进修改宪法、成立国家监察委，到大刀阔斧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从围绕高质量发展谋划现代化经济体系蓝图，到聚焦民生福祉释放政策红利，一系列改革举措需要在落实中迈向纵深，一个个民生目标需要在攻坚克难中变为现实。今年全国两会的325件代表议案、7100多件代表建议、5360件委员提案，也亟待作出认真回应，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
“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以每天平均3.7万人的速度书写中国脱贫奇迹，以“削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44%”的力度推进简政放权，靠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落实。可以说，抓落实是新时代的鲜明底色。今年两会上，工信部把“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的要求提前到7月1日，教育部第一时间给出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的方案，税务部门承诺从今年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100%实现“最多跑一次”和“全程网上办”……类似的时间表、路线图，在落实两会精神中跑出加速度，激发了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不可否认，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的人难免产生畏难情绪和本领恐慌。与此同时，“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四风”新表现仍难以禁绝。但清谈客只会错失机遇，实干家才能赢得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这启示我们，把两会精神落到实处、将改革进行到底，关键就在于“实”字。在具体工作中，尤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抓落实的落脚点；尤需掌握落实方法，强化落实责任，为积极干事者鼓劲撑腰，对不落实、落实不力者加以惩处。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把两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位、抓住时代机遇乘势而上，事关党的十九大擘划的宏伟蓝图能否如期实现。今年，推进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实现GDP6.5%左右的增长，更要优化结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尚有7个基础性关键领域等待突破；打赢三大攻坚战，还面临着“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等任务……凡此种种，没有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立下愚公移山志，撸起袖子加油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才能在新征程上成就新的作为，创造新的业绩。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抓好落实，两会才算真正成功。以两会胜利闭幕为新起点，真抓实干、奋发有为，万众一心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
《人民日报》( 2018年3月21日)
让法治与改革相得益彰
选稿：毛 磊
通过立法的引领作用，用法治的利剑为改革披荆斩棘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14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监察法草案进行统一审议。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出台相关授权决定，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供法治依据；现在，全国人大再次通过立法助力这项重大改革走上快车道。监察体制改革的样本意义，让人们看见法治与改革的无缝对接、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法治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统一、相衔接，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保证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40年，一条基本经验是，改革与法治唯有携手并进，才能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完善。正所谓“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回顾过去的立法模式，通常是改革试点先行，总结经验之后上升为法律，立法是为了总结改革经验、巩固改革成果。这样一种“试验—推广”的模式有利于打破改革禁区，为先行先试的改革提供较大的试验空间；但是由于立法后置，前期往往会产生新旧法规之间的龃龉。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样一种立法模式也面临挑战，改革不仅需要后置的立法总结，更需要在全过程中体现法治的引领和保障。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改革将越来越多触及深层利益关系，推进改革的难度在加大；政府部门要实现职能转变，“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成为新的课题；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优化经济结构，协调各方利益；改革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不单单是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改革的方式也在发生转变。法治的支持和引领，既能确保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又能为改革突破利益藩篱提供法治利剑，增强改革的锐度和力度，让改革更有方向、更有底气。
这就要求建立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全新立法模式。关于改革，以前人们往往讲“先破后立”，现在也应强调“先立后破”，通过立法的引领作用，用法治的利剑为改革披荆斩棘、扫除障碍。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打包修改了一系列法律助力简政放权；表决通过有关放开“二胎”的决议、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等，都体现了用立法来引领和推动改革的思路。先立后破，有序进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不仅体现了加大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改革自觉，更体现了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引领改革、推动改革、保障改革，把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高度统一的改革新思路。
用法治引领改革发展破障闯关、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我们有信心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日报》（2018年3月16日）
高品质供给 时不我待
作者：王石川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再次来临。从“要像打击假币打击酒驾一样打击造假行为”，到“对于假货要从线下生产源头加强治理”；从“应该让假货成为全民公敌”，再到“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连日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就打击假货纷纷建言献策，与民意形成良性共振。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这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此前公布的2018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一定程度上，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刚需”。而假货，与品质消费不兼容，更与美好生活不般配。如果消费成了冒险，消费者不时被假货“偷袭”，消费体验就会遭受碾压，遑论美好生活？正因如此，有政协委员称，“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而假货之所以猖獗，乃至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在这一背景下，代表委员建议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无疑深得人心。
一边是制售假者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一边是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追回鸡，杀头牛”的维权尴尬，让一些消费者怯于维权。消费者的维权底气，有赖于维权渠道更通畅、维权环节更简捷。俗话说，“灶门口点火，烟囱口冒烟”。打击假货，源头治理不能有丝毫弱化。在现实执法中，除了紧盯正在“冒烟”的假货，还需剑指偷偷“点火”者，深挖假货生成的土壤。不久前，相关监管部门表示，要强化消费维权监管执法力度，开展跨领域、跨区域联合打假，并畅通消费者诉求渠道，实现源头治假的路径安排。
攥紧的拳头最有力。改善消费环境，有必要整合多部门职责，聚合多重监管手段，融合全方位监管效力。日前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一改革一旦实行，不仅有望避免政出多门的弊端，更能让消费者直接受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2018年将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相信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监管，将让美好生活更有依托。
如果说改善消费环境，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那么，提供高品质商品，美好生活才不会空心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质量已成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其次才是价格。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剁手族”正在向“品质族”迈进。换言之，消费者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原来，“捡到筐里都是菜”；现在，不是“好菜”不买账，不是优质商品不垂青。这一变化，既为企业提出了新课题，更带来了新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并强调“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者有意愿也有能力追求高品质商品，有权利也有资格享受高品质生活，这就需要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高效监管护航大众消费，用高品质商品满足大众所需，用高质量发展“链接”新时代，大众所期盼的美好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感。发展态势蒸蒸日上的中国，有充分底气建成质量强国；勤劳上进的中国人，更有足够理由过上有滋有味的美好生活。
《人民日报》（2018年3月15日）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
作者：曾 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2018年甘肃省遴选考试策论文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坚强领导，并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同心圆”
日前，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和肯定。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新型政党制度有别于旧式政党制度的新特点，鞭辟入里的分析、横贯中西的视野，展现出坚定的制度自信、彰显着充分的中国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党制度，代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公约数。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今天，全国政协的34个界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相较而言，有些两党制或多党制则出现了“代表性断裂”，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民治、民有、民享”相距甚远，真正的决策是由那些最有组织能力、最有钱的利益集团做出的，社会边缘群体则无法被代表。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政治制度起码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效能，二是廉洁。从效能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避免恶性党争导致的政治僵局。在中国，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广泛参与国家政治与社会事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从廉洁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又能避免一党制缺乏监督的难题，民主监督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功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要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各级党组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强大的整合性。一些学者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文明将终结于西方发展模式，但事实上，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带来的是社会撕裂，“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保持了足够的政治定力，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坚强领导，加强对社会的整合，并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集思广益，调动爱国统一战线的力量，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同心圆”。这就实现了发扬民主和集中领导的有机统一，既能吸纳有序参与，又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契合优秀传统文化，既展现着强大的“中国优势”，更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05版)
个税改革，关注“账面”更关注“全面”
作者：石朗渡
征税关注“账面”，更关注“全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今天，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句“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引来广泛关注。从民间广泛提议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一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靴子，或将落地。
每一次提升起征点，都会惠及不少人，但随着全社会收入水涨船高，优惠面又会不断缩小，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7年没调起征点，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又有了新的“税收焦虑”。焦虑就是焦点。这届两会上，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聊起个税那些事儿。丁磊委员“晒”了员工账单，董明珠代表算了家庭教育账，都关注着个税起征点，指向公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据财政部统计，2017年个人所得税同比增18.6%。个税增速连年跑赢人均收入增长，这一方面说明更多中国人富起来了，个税税基不断扩大，同时也在提示：要实现调节收入的初衷，个税税制应该与时俱进。
纵观历次个税起征点调整，将扣除标准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等情况结合起来考虑，保证普通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是确定起征点的基本考量之一。这一次，则更进一步。“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的新提法，也意味着或将有范围更大、实惠更多的个税抵扣。
事实上，一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史，就是一部中国人逐渐富起来的历史。1980年，改革开放伊始，个人所得税起步，当时的费用扣除额标准是800元。但彼时，我国职工月平均工资才64元左右，交税的主要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到了1993年，国内公民正式开始交个税，但月薪能达到800元的也不过1％上下。但到了2004年，60％的人月薪达到800元以上，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助推了经济高速发展，也让个税改革驶入快车道，才有了2005年、2007年、2011年三轮密集的个税调整。
这一次，个税起征点能提到多少？答案还没揭晓。根据税收法定原则，调整起征点必须进入立法程序，需要科学论证，也会根据征求意见适当调整。但根据以往经验，可以确定的是：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将减少不少。比如2005年个税调整后，当年征税人群减少到26％；2011年，纳税人群降低到7.7%。还可以确定的是：交的税少了，钱袋子鼓了，消费自然更有底气。起征点的提升，将直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也能间接增加对劳动者的激励，提升就业率。
起征点的提升，无疑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但值得重申的是，分好财富的蛋糕，起征点并非提得越高越好，而应在公平与效率的最优解处下刀。一方面，国家财政与个人财富之间需要平衡，国家财政是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某种意义上讲，把税金花在刀刃上，惠及全体人民，比收税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为了让个税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起征点也需要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科学理性确定，让实际经济福利向中低收入者倾斜。除了调准个税起征点，落实个税抵扣，乃至降低间接税税率，都十分重要。
总而言之，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更精细地计量公众真实可支配收入，让征税关注“账面”，更关注“全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民日报》(2018年3月6日05版)
“给学生减负”为何牵动人心
作者：石 羚
减的是负，提出的却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大命题，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件小事引来不少家长关注，那就是“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表述。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将这一问题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中小学生的书包，为何成了如此“高层级”的议题？
书山题海、死记硬背、拖堂加课的教育方式，饱受诟病，事实上，减负的要求也由来已久。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1990年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还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近年来，国家也多次出台“减负令”，其规格之高，措施之细，让人印象深刻。
刚刚过去的寒假，“影子教育”成了一个热词，说的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扩张。不仅是寒假，孩子们其他的很多课余时间，也交给了补习机构，“负担越减越重，睡眠越喊越少”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立学校、补习机构沆瀣一气”“不报课外班就听不到完整知识点”的乱象，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然，这也增加了家庭开支，有家长甚至发出“月薪3万，竟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感慨。
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采访时，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减负有关的“三点半”现象。孩子三点半放学，本是为了减负，不过家长却要五点半六点才下班，当中两个多小时成了“空窗期”，给孩子的福利成了家庭的压力。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网文提出，凡此种种的减负方式，反而把孩子的教育交给了社会，让家长陷入课外培训的“军备竞赛”。家长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又期盼孩子“题名金榜”；既焦虑在考试中能否出人头地，还关切是否有一技之长。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减负的困境：减负要真减下去，可能还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目前，考试仍然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要减负，还应克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略，形成全面可行的长效机制。说到底，要从源头上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杜绝减课时不减考试的表面文章；要“调结构”，着眼综合素质、调整课程大纲，也要“提质量”，减少机械重复，激发学生兴趣；要疏通机制的阻碍，也要堵住课外培训恶性竞争的漏洞……总之，教育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切莫把减负这一手段当做根本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会关注给中小学生减负。可以说，减的是负，提出的却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大命题。出台文件、落实措施，都相对容易，但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谋定全局的策略，摆正各方的角色，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给孩子们“减负”，应该是一致的认识；素质教育，更是共同的期望。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将教育资源均衡化做实，才能真正让孩子们的童年丰富多彩。
有委员说，“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确，教育中的各方，都不能置身事外。家长的心态要更平和，学校的方法要更优化，辅导机构的组织应更有序，特别是教育部门要有大作为。只有各方相互理解共同给力，才能撑起孩子更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05版）
提速降费 升级数字中国
作者：李洪兴
降费让网络冲浪的阻力更小，提速让全面发展的信心更足，移动网络建设或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数字引擎”。
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送出“大礼包”，其中之一就是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这一承诺在会内会外赢得一片叫好。犹记去年此时，当宣布“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时，同样引发热议、收获点赞。一年过去，从移动通信到移动网络，漫游费都将成为历史。工信部第一时间表示，力争让广大用户及早享受到实惠;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先后回应，全力以赴、抓紧推进。提速降费的实在举措，将给公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应该看到，提速降费是中国移动互联大潮推动下的必然选择。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53亿，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提高至27小时。一位“90后”感叹：上初中时，羡慕日韩100兆光纤宽带月租100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实现了;上大学时，羡慕日本月租200元不限流量的3G网，如今，我们的4G网速度快、覆盖广还便宜，轮到他们来羡慕我们了。这段“羡慕史”，何尝不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的缩影?今天的提速降费，又何尝不是网络服务再升级的动力?让群众切实受益，就是要瞄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升级。群众所思所想所需的，就是要不遗余力改善、提升、发展的。
“提速‘提’的是企业竞争力，降费‘降’的是社会总成本。”这对企业来说是更大的利好。今天，“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介词——连接一切、升级传统，更是一个动词——改造产业、拓展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诞生，为发展新产业、壮大新动能提供了无限可能。作为“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宽带的速度、流量的价格，对企业意味着登上风口的台阶、创业创新大道的宽度、未来进取升级的景深，绝不能让低速、高价成为企业驶入新蓝海的“暗礁”。提速降费，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起的问题，如何解决用得好，还需通信企业在创新发展上不止步、不停息。
提速降费的一小步，也是数字中国建设要迈出的关键一步。无论是取消漫游费还是降低流量费，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通信行业必须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再无“躺着赚钱”的可能。这或许也是打开更广阔天地的新机遇：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的产业发展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工信部计划2020年全面实现5G商用。前不久，在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宣布多个5G试验试点城市。人们憧憬着中国5G时代的到来，中国在通信技术上“弯道超车”的可能更让世界瞩目。
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一路驰骋、一路创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变化令人惊叹。如同奔跑是动作，而背后的支撑是体力、耐力、爆发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源于始终保持着创新创造的能力。新时代，降费让网络冲浪的阻力更小，提速让全面发展的信心更足，移动网络建设或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数字引擎”。在“未知远远大于已知”的信息时代，保持奔跑的能力，激发发展的活力，数字中国的建设就会一路向前，创新发展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人民日报》（2018年3月8日05版）
监察体制改革彰显果断行动力
作者：姜 洁
成立即是开局，开局就要打响。待到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一张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大网即将织就
2月25日，随着广西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已全部完成组建。党的十九大作出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的重大决策部署后，短短3个多月时间，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就全部组建完成，人员、编制、场所等问题悉数解决，各地推进改革的速度令人惊叹。
监察体制改革缘何能做到蹄疾步稳、又快又好？首先离不开党中央高瞻远瞩、精心谋划，分步走的战略部署起到关键作用。2016年11月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试点经验成熟后向全国推开。事实证明，3个试点地区在一年的先行试点过程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积极探索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始终坚持审慎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圆满完成试点任务，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在全国推开试点提供了示范样本和实践经验。
其次，各地区根据中央确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按图施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党中央作出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后，各试点地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始终。各试点地区党委强化集中统一领导，把改革试点工作列入党委常委会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委全会工作部署，由原来侧重“结果领导”转变为“全过程领导”。各地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扛起“施工队长”的重任；省纪委负专责，全面抓好改革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各成员单位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党委负主责、纪委负专责、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
从具体部署看，此次改革试点中确定了先转隶、再成立、再挂牌的原则，并将换届工作与试点工作紧密结合，确保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如期成立并及时开展监察工作。人员是改革的关键因素，只有把人集中在一起才能进行集中指挥、开展下一步工作，因此各级各地均按照中央要求，先将转隶人员划转到位，通过会议动员、调研座谈、实地走访等方式对转隶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转隶人员拥护改革、投身改革；对转隶人员和原纪委人员采取“交叉配置、混合编成”，绝大部分转隶干部充实到了执纪监督和审查调查部门，监督执纪一线力量得到加强。
为确保监委成立后就能迅速开展工作，各地普遍组织开展了对转隶人员和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推动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真正做到合编、合力、合心，力求达到“1+1>2”的效果；同时，全面试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赋予监委的12项调查措施，加强监察机关与执法司法机关的统筹协作，尽早实现监委高效运转。正是由于各级监察委员会在组建成立前做足了功课，成立后才能够迅速开展工作，多地一成立就已实施留置措施、查办多起问题线索，体现了监察委员会“成立即是开局，开局就要打响”的坚强战斗力。
三级监察委员会的迅速组建，彰显了改革的果断行动力、旺盛生命力。有理由相信，待到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自上而下的四级监察体系的拼图完成，一张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大网即将织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将更加铿锵有力。
《人民日报》（2018年2月27日05版）
在两会聆听“中国合奏”
作者：李德林
代表委员积极建言、认真履职，两会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运转起来，两会的政策安排才能成为社会共识。
北京人民大会堂前，代表委员步履从容走入会场；新闻发布会中，各路记者拿着长枪短炮赶赴“第一现场”；部长通道上，一系列信息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热烈的讨论、频繁的互动，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欣欣向荣的现代中国，将在这里展开新的蓝图，开辟新的发展境界。
时间的坐标，往往内含乾坤。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这个年份的独特属性，决定了这一次两会将承载独特的历史使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再次响起“春天的合奏”，再次赶赴“春天的约会”，将是对历史的回答、向未来的延伸，将是精神的振奋、力量的汇聚，为新时代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所言，“非常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新布局、新政策，希望了解十九大精神如何在本次两会中得到体现”。两会既是中国民主法治的窗口，更是中国民主法治的实践。而其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法定程序和民主协商，确保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宪法修改，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些重大任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举国上下都寄望于这次两会以及参会的代表委员，能够圆满完成重大政治议题，向党和国家、向亿万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世界银行把中国称为“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经过40年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关口，正需要两会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如何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未雨绸缪、加强监管，既防“黑天鹅”，更防“灰犀牛”，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如何让精准脱贫更有成效，奔向“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正如国外媒体所言，“经济改革政策将成为两会的一个重头戏，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国要如何推出‘超预期’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人们期待着更多来自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在两会平台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
无论是完成重大政治议题，还是应对改革发展挑战，两会的重大责任最终要靠代表委员来实现。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你们积极建言、认真献策，两会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运转起来；你们联系群众、认真履职，两会的政策安排才能成为社会共识。“解决三点半难题，政策红包将更厚实”“通过实际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给老百姓更好的法律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坚持‘零容忍’”……直指问题的勇气，更接地气的表达，既彰显着两会开放、透明的气质，更说明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代表委员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将会激荡更多“两会好声音”，为改革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000多名代表委员背后，站立着13亿多中国人民。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齐聚北京，带来人民群众最鲜活的意愿。聆听公众的声音，奏响中国的交响，汇聚人民的力量，两会将不仅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更将为中国赢得更长远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05版）
提升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
作者：徐隽
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治氛围将逐渐浓厚，我国将实现向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探索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异地审理机制，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和重点措施，引来广泛热议。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过去几年，知识产权保护的很多案件，让人记忆犹新。如“乔丹”商标争议案、广药集团公司诉广东加多宝公司案、腾讯公司与奇虎公司垄断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妥善审理，明确了法律标准和行为准则，彰显激励和保护创新的鲜明态度，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指引。从2013年至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取得长足进步，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各类案件813564件，审结781257件，在法官数量未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审结案件数和结案率大幅上升，再审率和改判发回重审率双双下降，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更加明显。
同时，也要看到，知识产权维权领域长期存在的“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等问题虽有缓解，但在现有法律规则和体制框架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已成为当前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瓶颈。
此次《意见》的出台，加强了顶层设计，用创新的理念、改革的方法，着力破解影响和制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全局性、体制性、根本性问题。针对举证难，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针对赔偿低，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针对周期长，推进符合知识产权诉讼规律的裁判方式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不敢侵权、不愿侵权的法治氛围将逐渐浓厚，我国将实现向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2月24日，西北地区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门机构——西安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成立。这是继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此次《意见》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探索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异地审理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法院人财物保障制度，这将实现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
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把《意见》精神落到实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真正把功夫下到出实招、求实效上，以钉钉子精神把知识产权审判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进行到底。只有切实把改革的成效体现在办案质效上，体现在司法公信力提高上，才能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向现代化迈进，保障和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05版）
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作者：李玉梅 熊若愚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外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五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时代“三农”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讲意义、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提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进行全面布局。《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立政之本存乎于农”。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短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尤为突出，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可以说，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全面小康和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必须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本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统筹谋划农村各项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做到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夯实确保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保障。必须抓住“钱、地、人”等关键环节，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要把制度建设贯穿所有战略之中，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破解人才瓶颈制约，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学习时报》（2018年3月19日）
把百姓痛点变成改革着力点
作者：白天亮
今天民生领域的许多难点问题，具有“两难”甚至“多难”特点，要算好改革的利益账，统筹各方利益关系，使改革平稳有序落地。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不便，这一困扰百姓多年的难题，已经在破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宣布，全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高速路”全面运行，截至今年1月，备案人员已超过210万人，累计直接结算逾18万人次，基金支付28.54亿元，参保者每次住院少垫资1.6万元。
医保“各自为政”，不少人曾深受其苦——随儿女长期在异地生活的退休老人，看病吃药的费用仍必须回原工作地报销，一年年辛苦奔波；就业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创业者，一换工作地，医保报销就成了大麻烦；还有那些为了治病不得已异地求医的参保者，原本经济压力就不小，还要垫付大量资金。随着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这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全民医保的建成让13亿多参保者少了后顾之忧，但异地报销程序烦琐却引人抱怨，“为什么老百姓享受实惠要这么费时费力”？
这些抱怨，指向百姓的痛点，提示着改革攻坚的方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看似各地网络互联互通即可破解，实则涉及“参保地”与“就医地”利益的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水平高、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担心，如果允许跨省直接结算，会不会出现大量患者前来扎堆就医的现象？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也不踏实，参保者异地就医会不会使本地积累的医保基金迅速减少，加剧医疗资源的错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难就难在这里。
然而，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再难也不能回避。越是复杂，越考验改革的决心和智慧——能不能放下各自的小算盘，把百姓实惠放在首位？能不能设计周全，拿出精准有效的改革方案？
回头看，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改革实践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先“聚识”，明确这是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谁都不能拖延，需要拿出时间表路线图。再“聚力”，全国一盘棋，把握好就医管理与资金结算、就医地与参保地、全国联网与地方经办的关系，重点解决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长期异地工作人员以及符合异地就医转诊条件的人员四类群体的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给出路线图。不忘“聚声”，同步做好解释、合理引导预期，既给百姓解决了最迫切的难题，又实事求是，不吊高胃口、夸大承诺。现在，改革已实实在在地让参保者受益，就医也平稳有序，此前有人担心的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并未出现。“不跑腿、不垫钱”“秒速报销”等一系列新变化赢得百姓一致赞誉。
事实上，今天民生领域的许多难点问题，具有异地就医结算此前那种利益诉求庞杂、新旧矛盾纠结、“两难”甚至“多难”的特点，不是简单地大声呼吁、加大资金投入、出台一项新政就能够迎刃而解的。如何切实解民忧、惠民生、得民心？这就要算好改革的利益账，在把百姓利益摆在前面的同时，统筹各方面各层次利益关系，充分凝聚共识，使改革平稳有序落地。
触动利益的改革，不可能都是敲锣打鼓、欢欢喜喜、轻而易举。改革贵在担当，只有增强改革定力、勇气和韧劲，敢于破藩篱，勇于担责任，把百姓的痛点变成改革的着力点，改革才能真正取得突破，并最终使其成为改革的亮点。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05版）
让特长教育回归纯粹
作者：赵婀娜
我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何科学引导有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孩子自由发展，对孩子的个性化特质给出科学评价，是基础教育必须攻克的难题。
新学期开学在即，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规范招生入学秩序、保障入学机会均等。其中最受各方关注的是，“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和“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的要求。
这些规定是对此前相关要求的有序衔接和再次强化。近年来，关于减少和规范特长招生的信号持续释放。2014年教育部就曾明确，到2016年特长生招收比例压缩在5%以内。国务院发布意见要求，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普通高中招生，到高校人才选拔录取，均取消或大幅减少特长招生，明确传递让特长教育更纯粹、让招生更公平的信号。
作为招生考试制度的有益补充，特长生招生一直以来是学生多元化生长、学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多年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确实对学生的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培养，对学校的特色和多元化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特长生招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人动用财富与人脉资源违规享受政策红利，一些人以招生权进行利益交换，一些地方特长生招生异化为灰色利益链条，扰乱了招生入学秩序，破坏了教育公平。
而当特长生招生被异化为“入校捷径”后，又加剧了社会的普遍焦虑。不少家庭不甘心望“校”兴叹，被裹挟到特长与才艺培养的洪流中来，最终导致培训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家长和孩子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孩子会因为没有财力接受特长教育，在接受教育的最初便已然落了下风。长期以来，尽管国家下大力气为寒门学子创造机会，帮助他们有机会走入知名高校，但 “出身越贫寒，所受教育越薄弱，成功的机会越小”的“下沉螺旋”依然存在，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起点公平被破坏，机会公平也就会受到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也是从起点上守卫教育公平，旨在让教育的环境更清朗，让教育的心态更平和。当然，取消特长生招生不等于取消特长教育。相反，在取消特长生招生之后，如何科学引导有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孩子自由发展，尤其是在“新高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背景下，如何对孩子的个性化特质给出科学评价，是基础教育必须攻克的难题。在更公平的起点上、更透明的规则下、更规范的秩序内，有针对性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潜力和创造力，打破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为孩子的多元发展以及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最坚实的保障，未来，也还需要每一位老师做深入探索和大胆实践，更需要评价体系的科学引导。
我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期待在特长教育回归纯粹之后，教育起点的公平得以守卫，教育能真正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05版）
“牵妈妈的手”，守望家风报春晖
作者：李斌
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始终是让我们倍感欣慰的温暖港湾;那双“妈妈的手”，永远是给我们力量的精神支撑。
家风传统、亲情牵挂、故土情结、孝悌观念，这些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道德因子，不仅并未因为现代浪潮的冲击而沉没，反而愈发显示出反哺个人、黏合家庭、软化社会的强大魅力
有多久没对妈妈说心里话?有多久没吃过妈妈做的饭?有多久没陪妈妈散步?有多久没牵过妈妈的手?春节长假里，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众多网络新媒体共同发起的“牵妈妈的手”大型网络活动，引发超过15亿人次关注，成为今年春节最暖心的记忆。
小时候牵妈妈的手，只因这双手是遮风挡雨的坚定倚靠;长大后牵妈妈的手，则是为了表达寸草春晖的无尽感恩。时间在爸妈身上过得很慢，他们并不在意岁月易逝、容颜易老，对子女的满心牵挂仿若他们依然是不懂事的孩子。时间过得又很快，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爸妈鬓角白了，背变驼了，手上的老茧又厚了。年虽然过完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家庭给予我们的精神涵养：“妈妈的手”所牵动的，是远方游子对温暖家乡的深情凝望;“妈妈的手”所托举的，是亿万中国人骨肉团圆的精神原乡。
一杯茶放在桌上还没来得及喝，老父亲忍不住唠叨“茶凉了不能喝”;跨上车去走亲戚，老妈跟出门外连说了三遍“慢着点”;一饭桌的美味，恨不得让孩子全部吃完……“有妈在就是孩子”，回家过年，多少人被来自爸妈的温情关怀所包围。他们大多并不存在生计难题，但却缺少子女膝下承欢的欢愉，成了实实在在的“亲情无依式父母”。正是在春节团聚中，奔波的游子深切体会到“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焦灼情愫，体会到“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的精神倚赖，体会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的深刻含义。“多想让时光逝去得慢一些，多想把时光分享给父母一些”，网络上暖心的话语，正代表着无数游子的心声。
牵起妈妈的手，牵起的也是孝亲敬老的好家风。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发自眷恋亲朋的心灵感触，也源自注重孝亲、注重家庭的文化自觉。家风传统、亲情牵挂、故土情结、孝悌观念，这些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道德因子，不仅并未因为现代浪潮的冲击而沉没，反而愈发显示出反哺个人、黏合家庭、软化社会的强大魅力。“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这句话，被无数人转发分享。让“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家风传承不竭，让重视家庭、重视家风成为现代社会文明风尚的标配，千家万户定会更加和美幸福，国家和民族定会更加和谐安定。
一封“逆行”的春节家书，同样也感动了无数人。“守卫万家灯火，我能看到尽头是家”，本是亲情团聚的时刻，无数解放军战士却因为职责所系坚守在哨位之上，守护着万家灯火。央视春晚上，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奉献芳华、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打动了无数观众。离家或许是必然选择，但在五千年的中华血脉里，“小家”同“大家”从来都同源同根。正如母亲齐心对习近平所说的，“关键还不在于你来不来，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报国济民、匡扶孤弱的担当，何尝不是一种人间至孝?
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始终是让我们倍感欣慰的温暖港湾;那双“妈妈的手”，永远是给我们力量的精神支撑。心中的亲情迎着春天动情绽放，所到之处必定满是沁人芬芳。
《人民日报》（2018年2月23日05版）
假期补习如何真正降温
作者：商 旸
浇灭“影子教育”的虚火，需要阻断家长焦虑的“剧场效应”，还必须依靠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
寒假到了，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又开始火了。有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70%左右。课外要补课、放假不放松，已经成为当下很多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选择。
在庞大需求的推动下，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有人将其称为“影子教育”市场。根据中国教育学会2016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当年中小学辅导教育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而在另一份调查报告里，在为补习“埋单”的家庭中，一半以上的花费为2000—10000元，更有13.7%的家庭每年花费达2万元以上。有家长表示，为孩子找校外补习，花钱又费力，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焦虑买单。
“影子教育”在满足学生家长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然而，“影子教育”生产的“牛娃”不仅对其他孩子造成了压力，还影响到正规学校的教学进度。笔者同事就曾遭遇这样的无奈：孩子刚入小学没几天，班上老师就来电，“赶快给你家孩子报个英语辅导班吧，否则跟不上进度！”原来班上大多数学生已被课外辅导喂得半饱，老师不得不调整教学进度、适当增加难度。这并非个案，面对同一班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已有不少学校开始尝试“走班”等方式开展分层教学，提高授课的针对性和精准度。
应该看到，“影子教育”的产生，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不平衡有关，也与以成绩和考试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相关。但父母或许也可以有更合理的“教育观”，教育并非一种简单的投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与投入等值甚至超值的经济社会地位。如果家长过分执着于教育的“收益率”，对孩子的品德涵养、心理健康、生活体验自然会有所分心，家庭本应承担的人格与美育教育将被功利教育污染。
有学者把教育的价值分为本质价值和工具价值。前者关注人的发展和培养，后者强调教育的选拔和甄别。主流的学校教育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尽量防止考试竞争变成决定一切的“指挥棒”。而“影子教育”的风生水起，家长孩子的趋之若鹜，似有喧宾夺主之势，会反过来让一些中小学用更高强度的考试训练，强化选拔教育的工具价值，助长唯分数论的不良教风和学风。
再往深层次看，“影子教育”的虚火，也人为加剧了教育的不平衡。“影子教育”的市场化逻辑，势必将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挡在门外。近些年，在各级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城乡、校际义务教育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愈演愈烈的“影子教育”，却促使更多教育资源向大中城市和经济能力较强家庭的学生聚集，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也削弱了政府在推进教育公平上的成效。
浇灭“影子教育”的虚火，需要阻断家长焦虑的“剧场效应”。所谓“剧场效应”，即看戏时前排起立，后排就会被迫起立。而要防止这样的连锁反应，归根结底责任还在学校这个教育主体上。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进程，使得教育“剧场”中不只有一块屏幕，将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让教育真正回归到育人育德的本质属性上。
《人民日报》（2018年2月13日05版）
天气“大考”映射国家治理之变
自1月22日起，我国遭遇了今冬以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严重的一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全国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受灾，中东部不少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偏低5℃以上。因临近春节，正值春运繁忙期，各地的生产生活均面临不小的挑战。不过，在这场颇具考验的挑战面前，全国各地有条不紊地予以应对，确保人民群众安安心心温暖过冬。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距离2008年那场席卷中国南方的特大雪灾已经过去恰好十年。今年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虽不及十年前那次严重，但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可以说，面对此次气候灾害“大考”，迄今为止，我们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尤其是，对比十年前的“考试”，此次可谓大大“提分”。
之所以在此次气候灾害中“提分”，反映出中国应急响应能力的巨大进步。在2008年的雪灾中，南方部分地区对大雪成灾没有预期，还有部分地区仅是形成了部门预案，未能调动各部门和社会共同救灾。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来临之前，国家减灾委发出紧急通知，各省市也迅速启动救灾应急响应，尤其是在2008年对于雪灾未能提前预期和应急不足的地区，均及时启动救灾应急响应机制，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稳定，对提前预防、有效控制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灾害天气发生的过程中，各地的减灾救灾工作也有不平衡之处。比如，有些地区的农村住房、农业生产、交通出行、水电基础设施等依然遭受了较大损失。其中，部分损失确实可谓灾害天气下的不可抗结果，如交通受阻等，但是，在救灾的具体工作中，仍有可以提高之处。在为此次防灾救灾点赞之余，还需审视这些不足，以进一步提高减灾能力和成效。
和大量自然灾害事故中一样，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贫困家庭是此次灾害天气中受灾最为严重的群体之一。这一群体的防灾抗灾能力有限，是防治灾害的短板。
要解决这一问题，绝非靠单一的应急救灾体系便能解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或许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而这也带来深刻的启示：在中国的应急响应能力大幅提高的今天，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机制的具体“招式”无疑重要，同时要发挥这些“招式”的效力，最大化减灾救灾，还需修炼“内功”。
这一内功，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实上，这也是与十年前相比，此次应对灾害天气“得分”更高的根本原因。比如，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大幅进步，高速铁路网的建设，极大提高了运力，缓解了灾害天气对物流客流的影响；科技水平的提升，如无人机等设备的广泛应用，为防灾救灾提供了更为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大大减少了人员财产损失；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大大缓解了灾害天气对城市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能力、协同能力的提升，使得救灾资源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防灾救灾更为有的放矢。
中国历来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灾害种类多、频率高、损失严重，是继日本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因此，更加自觉地防范自然风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须战胜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之一。
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自然风险的存在，不能被国泰民安的日常社会生活消磨掉对自然风险的警惕性，同时决不能让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相伴。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既有效防控自然风险，也有效防控自然风险中的人为风险，将天灾无情人有情变为极端时刻的正能量之源。
《瞭望时评》2018年第6期
激荡科技强国源头活水
作者：赵永新
埋在地下的基石越大越坚实，科技强国的大厦才能建得越高越雄伟。
春节来临之际，科技界收到了一份丰厚的“大礼”——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行部署。
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和重大关键技术的源头活水，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基础科学研究要真正走在前列，需要更稳定和长期的支持，需要与其特点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保障。顺应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这次《意见》不仅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宏伟目标，并从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安排。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埋在地下的基石越大越坚实，科技强国的大厦才能建得越高越雄伟。毋庸讳言，虽然近些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大幅提升，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基础研究的短板仍然较为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重大原创性成果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研究人才和团队匮乏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观。放眼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一些基本科学问题正孕育着重大突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在这种情势下，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加快筑牢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堪称明智之举、根本之策。
进一步说，筑牢科技强国的基石，少不了研究经费的“硬投入”。当前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尚存在总量偏少、渠道单一和支持方式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研发经费持续稳定增长，但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中，超过九成来自中央财政，来自地方财政和企业、社会的少得可怜；与发达国家政府、企业、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渠道显然很不合理。此外，由于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长年累月、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应以稳定支持为主，而我国目前竞争申请的比例偏高，导致科研人员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写项目计划书、编制预算上——“科学家围着钱转”的尴尬必须尽快改变。
筑牢科技强国的基石，离不开良好的软环境。针对基础研究耗时长、结果不确定和外行看不懂等特点，需要一套相应的考评体系。当前盛行的“论文一刀切”和“半年一总结、一年一汇报”等考评方式，显然不符合基础研究的自身特点和规律。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把对学术造假“零容忍”落到实处，进而营造尊重真理、追求卓越的学风，也是当务之急。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问题《意见》都已充分考虑，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只要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一定会在原创理论、原创发现上取得更多突破。这不仅将加快筑牢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也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东方智慧”。
《人民日报》（2018年2月12日05版）
解读“平安中国”的密码
作者：张 洋
中国执政党独特的群众和组织优势，造就了一整套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过去一周，“回家”成为朋友圈最火的话题。一部名为《三分钟》的短视频，讲述春运期间女列车乘务员的故事，一时刷屏。不知不觉，春运开启已然40年，今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29.8亿人次。这一“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人口迁徙”，带来了庞大的社会治理考题。保证人们顺畅出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是无数如视频中女乘务员一样的人辛勤付出，他们共同编织成了这个国家的综合治理网络。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出行越来越放心，而且居家越来越安心。2017年，我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0.81起，是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51.8%，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比2012年下降43.8%，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上升到95.55%。“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一张暖心的国家名片，不少外国政要和境内外专家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两大奇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打造安全稳定的局面，并非一时一日之功。处身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并不算高，警力配备数字也相对较低。“平安中国”建设跳出了“高投入、高强制、高回报”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中国执政党独特的群众和组织优势，造就了一整套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抓手。前者主要是深化警务改革，从内部挖潜力，跨地域、跨部门、跨警种的合成作战日渐成常态;后者主要是发展智慧警务，向科技要警力，实现对刑事案件的精准打击。像北京的“7×24”小时警务工作室、上海的“智能安防社区”等，都是因地制宜的警务工作模式创新。通过内外兼修，面对新型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始终能够形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态势。
依法打击惩治、预防预警预测是社会治理的两大能力。近日，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始部署，既有具体的行动部署，也有抵制不良“枪支文化”的宣传。从开展各项专项行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到“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止违法犯罪的扩散蔓延，再到“敌动我知，敌未动我先知”，把各类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近年来，社会治理的关口和重心不断前移，下好“先手棋”，自可防患于未然，而且有效降低了安全成本。
健全机制、完善法治是让人民安全感更坚实的两大保障。电信诈骗一度猖獗，中央及时建立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公安、工信等20余个部门齐抓共管，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人人喊打。去年以来破案数、查处违法犯罪人员数同比分别上升55.2%、50.77%，立案数、造成群众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6.1%、29.1%，呈现“双升双降”态势。扎紧制度笼子，让不法分子不能“钻空子”，提高违法成本，让犯罪分子不敢“踩红线”，法治在百姓安居乐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如今的世界到处都是新机遇，但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安全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伴随“平安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创造和总结的中国经验，贡献的中国智慧，一定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人民日报》（2018年2月9日05版）
夯实新时代 平安与法治的基石
作者：徐 隽
走进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平安和法治的梦想与追求更加强烈
“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日前，党的十九大后首个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平安”与“法治”作为两个重要关键词，标注着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前进方向。
会议期间，会场外展出了一张名为《挺住，英雄》的照片，引发人们驻足观看。照片中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的大年初六，山西省屯留县刑警翟树斌为解救一名被绑架的少女而身受重伤，昏迷六天六夜后才最终脱离危险。这是政法队伍守护平安与法治的一个剪影。有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51.8%，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上升到95.55%。中国之“治”与世界一些国家地区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政法战线坚持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让经济发展运行于稳定社会环境，向世界展示出发展奇迹背后的治理能力。
5年来，“平安中国”护佑着安全与稳定。无论是自觉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还是危难时刻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安宁幸福;无论是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还是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禁毒扫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专项行动……政法队伍始终把“平安”作为关键任务，让平安成为最基本、最普惠的公共产品。
5年来，“法治中国”捍卫着公平与正义。“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一批冤假错案最终沉冤昭雪，到出台123项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到实施干预司法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政法战线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推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大潮涌起，为的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成为高频词。的确，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不仅希望吃饱、穿暖、住好，而且期待食品更安全、生态更美好、服务更均等、社会更和谐;不仅希望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期待个人尊严、情感得到更多尊重。面对这些新要求、新挑战，政法工作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平安”与“法治”贯穿在各个方面，成为新时代的底色、新气象的基石，实现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
走进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平安和法治的梦想与追求更加强烈。继续以无私的奉献守护安全的底线，以崇高的使命坚守正义的价值，我们的政法工作将让共同的平安梦、法治梦渐行渐近。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4日05版）
让新时代的乡村美起来
作者：朱 隽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越来越鼓的“钱袋子”，同样离不开的还有干净整洁有序的“美村子”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曾经，这是不少乡村环境的真实写照。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乡村，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让新时代的乡村美起来”的愿望，有了清晰的落实蓝图。
这些年在农村采访，既听过乡亲们对于村庄环境恶化的抱怨，也见过乡亲们在村庄环境改善后的欣喜，深知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对于提升乡亲们幸福感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互联网和通信技术迅速普及，乡村的物质基础正在越变越好。同时，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不少公共服务也在从城市向乡村延伸。应该说，过去5年多时间的努力，已经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还很不平衡，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烧等现象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因垃圾污水带来的环境问题，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最突出的矛盾。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乡村的“脏乱差”，不仅与农民兄弟对宜居环境的期盼有较大差距，也成为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健康成长的制约因素。很难想象，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故园，如何承载离乡游子的乡愁乡情;同样无法想象，如此模样的乡村，何以激发城市游客的休闲兴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环境整治这个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但最起码要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而今蓝图已经绘就，但落实起来最忌一刀切。纵观我国乡村，从南到北，有山区也有平原，自然禀赋条件各异;从东到西，有发达也有欠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面对差异巨大的基础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坚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人居环境整治应从各自的地理、民俗、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统筹兼顾农村田园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科学确定整治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做价值排序时，应把回应农民关切放在首位，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集中力量加以解决，还要注意提供符合自身发展水平的方案。干净整洁有序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基本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相应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标准，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切莫盲目攀比，更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去搞所谓“一步到位”的“高标准”建设。
立足乡村实际，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农村的生活有农村的特点，春种、秋收的农事生活遵循的是自然规律，熟人社会、亲情伦理的人文氛围涵养的是传统根脉。如果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时盲目追求西洋景观、城市风格，农民不可能舒适地生产生活。这样的乡村，即便一尘不染也不会得到农民的认可，到这里寻找精神慰藉的城里人也一样会迷失。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越来越鼓的“钱袋子”，同样离不开的还有干净整洁有序的“美村子”。“今年迎气始，昨夜伴春回。”以十九大精神的春风，焕发新时代乡村万木生芽的新面貌，就一定可以用美丽乡村的春色，去开启美丽中国的四季。
《人民日报》（2018年2月8日05版）
不落一人，给老兵温暖拥抱
作者：桂从路
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敢打必胜的基石也必将更为稳固
“对1978年以来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重新梳理，按照已有政策一一对应”。日前，民政部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启动“清零行动”，凡是没有落实安置政策的坚决落实。“一人不落”的国家承诺，在寒冬中给了为国出征的老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契合全社会爱军拥军的心愿，更为强军兴军注入正能量。
解决军人后顾之忧，是军队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前我军全面重塑、浴火重生，退役士兵安置得好不好、政策落实得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军人权益的保障、现役士兵训练积极性和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军旅生活较为特殊，很多军人服役期间为国戍边无怨无悔，但退役之后却不太容易融入社会，这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实困难。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兵源聚集地区经常面临“僧多粥少”情况;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的推进，客观上导致安置能力下降，行政安置和市场规则“水土不服”。时代跑得飞快，对于把青春献给军营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必须拉一把、扶一程，不让他们流血流汗再流泪。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解除现役军人后顾之忧，既是应尽责任，也是法定义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法规，到划定“中央企业新招录职工中退役士兵比例5%”的硬杠杠，再到明确“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退役士兵不得低于80%”的硬要求，无不显示了对军人的关怀厚爱。此次启动“清零行动”，不仅直指增量问题，更将时间跨度扩展到40年，彰显党和国家坚定决心。让机制建设符合中央要求，让政策落实赶上老兵期待，做好这些工作，既是落实有关法律规定和中央精神的既定要求，也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强军新征程的必要之举。
过去40年存在的安置问题，叠加每年增加的待安置压力，涉及范围广、牵扯利益多，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机制落实刚性举措，对落实不到位的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协调、反馈机制，让退役军人有人管、有人帮，过度维权时有人理性引导，利益受损时有人挺身而出。近段时间，为落实十九大的最新要求，各地陆续建起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迈开了制度化保障军人权益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抓紧在政策落实落细上下功夫，创新工作思维方法，提高执行力，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军队、地方政府、接收单位之间的有序衔接。
经受过军营历练的人，自有坚毅、担当、自律等素质。给退役军人一个合适的平台，他们就能找到人生继续出彩的舞台，更可成为重要的人力财富。开国将军甘祖昌放弃长期疗养机会，坚决回乡投身乡村建设，反哺一方水土;几十年来，成千上万退伍军人二次就业，很多人成为社会中流砥柱。中国军人当抓住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时代机遇，戎装在身时矢志为强军兴军苦练打赢本领，解甲归来更在不同战场主动作为、续写荣光。
兴兵强兵，没有人是旁观者，地方政府和机关企业更应该勇担责任，突破利益藩篱、摆脱部门掣肘、融合军心民心，像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分内的事”。兵者，国之重器。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敢打必胜的基石也必将更为稳固。
《人民日报》（2018年2月7日05版）
资本下乡 如何安农富农
作者：何鼎鼎
架设好必要的“防火墙”，建立更加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想尽一切办法振兴乡村、发展农业、造福农民
日前，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文件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资本下乡，让资本扎根土地、服务“三农”，是实现这一要求的必要之举。然而，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下乡资本“跑路”、涉农项目烂尾;土地流转出现纠纷，农民利益受损;流转土地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这让人思考，如何确保下乡资本真正为乡村振兴服务?
振兴乡村，离不开资源投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无论税收、农产品还是廉价劳动力，“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情况多，人财物的主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今天，要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市的资源尤其是资本反哺不可或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某种程度上，集体土地“三权分置”、允许经营权流转，也是希望工商资本为乡村振兴发挥杠杆作用。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加入运作，既能利用农村闲置土地、整合农业生产要素，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加速脱贫步伐。
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发挥资本作用、有效防范相关风险。但现实同样提示我们，不能忽视潜存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有效防止资本跑马圈地、视下乡为短期政策套利，最终“跑路”“烂尾”。现实中，一些项目追求利润、盲目上马，却因无法抵御风险造成“毁约弃耕”，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因此，应当在土地流转时建立识别机制，引进真正愿意深耕当地的资本力量，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资本率性退出设置应有的“闸门”。架设好必要的“防火墙”，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下乡的作用。
让资本安农富农，具体而言，还有赖于建立更加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例如，活用长期购销合同，实现企业与农民的“共进退”;实行租金预付制度，减少土地流转风险;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应对市场波动风险，等等。很多时候，个体农民甚至村集体的谈判能力不强，也呼唤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到维护农民利益的进程中。此外，地方政府或部门也应克服功利心态，比如不顾地方实际、忽略农民意愿，将小农业强扭成大农业。
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决定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农业人口近半数，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意味着“三农”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因此，既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同时，更要牢牢把握中央精神，“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以农民之心为心、蹄疾步稳地推进改革，应成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遵循。
1979年初，面对悄然生长的包产到户实践，质疑之声四起。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今天，面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想尽一切办法振兴乡村、发展农业、造福农民，是新时代的要求。用好资本力量、增进农民利益，中国农村必能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人民日报》（2018年2月5日05版）
以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关口
作者：周人杰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写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篇时代大文章，关键要在“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上谋好篇、布好局。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苏联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衡，畸轻畸重，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严重，结构扭曲、失业高企，社会矛盾突出。这些例子启示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到：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赢得国际竞争主动。这其中，难在“体系”，贵在“体系”，破题的要害也在“体系”。
“体系”的深意，当从新发展理念中去品悟。创新发展瞄准动力，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瞄准平衡，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瞄准人与自然关系，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开放发展瞄准内外联动问题，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共享发展瞄准社会公平正义，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除此之外，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些体系一体建设、一体推进，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纵观这一“体系”，实体经济是底座、是根基。经济体系的现代化，首要是实体经济的现代化。无论是防范金融风险、避免“脱实向虚”，还是创造财富与就业、改善民生，都需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从产业演进规律看，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好了，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把着力点切实放在实体经济上，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同样离不开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开放型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精准对焦、协同发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这篇大文章的主线。发展实体经济，目前去产能、补短板是重头戏。去产能去的是“三高两低”。不再搞严重过剩的、缺乏竞争力的低水平实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重点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补短板补的是创新能力。加紧推进利用人工智能和现代管理技术，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提倡激励工匠精神，培育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革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查缺补漏、高质量发展，是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系统性的，首先是领先与跟进成系列，其次是门类齐整、无缺门，再次是高中低端相互配合、无断条，以完善国民经济的架构，促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优化空间布局，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就能转换发展动能，建设“质量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稳中求进、一笔一画把这篇新时代的大文章写好、写出彩，我们必能闯关夺隘，赢得发展先机。
《人民日报》（2018年2月2日05版）
“国民共进”激发企业活力
作者：刘 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非国企侵蚀民企，也不是国资让利民资，而应“国民共进”，共同奏响时代和声
市场主体有活力，高质量发展就有源头活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个体劳动者是市场主体的一部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类市场主体共生共赢，才能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创新活力。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回应社会关切。十九大明确提出，既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又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由于国企民企比翼齐飞、“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天，“两个毫不动摇”不仅不会改变，还会继续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激发出蕴藏在9800多万市场主体中的活力，是让“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的关键。如果在充分竞争行业里，一定要国企完全退出才是一些人理解的“平等竞争”;如果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一定要民企控股才不是“与民争利”，既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一方“进”，未必另一方就要“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非国企侵蚀民企，也不是国资让利民资，而应“国民共进”，共同奏响时代和声。
深化国企改革，要带动民企共同发展。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壮大国企，会为民企提供更多机会。例如，随着载人航天、大飞机、高铁等重大项目产业链不断延伸，将有越来越多的民企承担上下游工程和外包服务。国企的先进技术和人才也会通过多种方式向民企外溢。一些领域投资大、见效慢，民企一般不愿意进入，也需要国企发挥产业协作功能，为引导民企奠定产业基础。
支持民企发展，为国企改革释放活力。数据显示，民企用近40%的资源，创造了我国60%以上的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从智能手机到网络购物，从快递服务到共享经济，近几年涌现出的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民企的贡献。一位企业家曾提出公式：国企实力+民企活力=企业竞争力。民企具有灵活性高、激励机制优、创新能力强等优势，能为国企改革导入活力因子，发挥鲇鱼效应。应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破除“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让民企不断增强获得感。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把握大势、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力探索、接续奋进，国企民企一定能携手共赢，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书写新的篇章。
《人民日报》（2018年1月31日05版）
种子的使命是扎根大地
作者：黄策舆
钟扬的科学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如种子一样播撒进了无数人的心田
“加班再晚，离开办公室时，都能看到钟老师的灯亮着。现在，他的灯不再亮了，但他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谈及复旦大学生物学家钟扬，很多人都难掩悲痛。“追梦者”“先锋”“钟大胆”……虽然雪域高原不再有他的身影，但他已经埋下了改变世界的种子。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一样，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钟扬和他的团队足迹跨越4000米海拔的高度落差，每年至少走三万公里，忍受着各种高原反应，在人类盲区里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采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生命健康风险也好、物质生活简陋也好、学术成果评奖也好，他都置诸脑后，只是用53年的时间，做了别人100年才能做出的事情。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导致了一些植物灭绝，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钟扬和他的团队，以扎根般的钻劲，不畏艰辛，默默耕耘，只是为了给人类保留下更多、更全的种子。前后16年，一步步、一株株，铭刻下的不仅是植物的图谱，更是人的生命哲学。认准一个目标，甘于寂寞、奋力沉潜、认真敬业，钟扬为人们描摹出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应有的精神气质。
他是生物学家，也是教育家。种子库的贡献不必多说，钟扬还培养了众多学生，包括许多藏族学生。同事眼中的钟扬，“始终在为别人、为社会、为时代做事”，是“一个追梦者”。学生眼中的钟扬，“总是见缝插针地工作”。33岁时已是副局级，却调入复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有人不理解，他笑称自己“天生要做老师”。用生命去呼吸、行走、工作，钟扬的科学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如种子一样，播撒进了无数人的心田。
复旦大学2013年拍摄的《党员说》微视频，这样描述钟扬：“一名党员，就是甘于成为先锋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就是愿意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确，他生命的大书中，写着一个关键词：祖国。科学无疆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无数科学家以学术成就许党许国。犹记上世纪50年代初，一心想回国的钱学森面对美国政府的阻挠，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宣告：“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今天的科学家，传承着这份家国情怀，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教书育人、无私无畏、勇挑重担、忘我工作、献身边疆、甘于奉献的精神，感召着无数后来者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从信息科学到生命科学，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科技竞赛，早已悄然拉开帷幕。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智力支持。科学家的舞台在新时代，科学家的事业在新征程。像钟扬这样，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个伟大的国家、这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连在一起，就一定能让种子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生命之花，收获人生最丰硕的果实。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6日05版）
实习生不是廉价劳动力
作者：盛玉雷
如果学校变成“实习套利”的中介，企业也对学生的正当权益视若不见，那么庞大的实习生群体就成为这场“利益合谋”的最大受害者
这几天，实习生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山东某高校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出一封“求助信”，信中反映“被学校强迫实习”“一天要干13个小时”“不实习没有毕业证”等问题。高校以实习名义派学生打工的现象，让“学生工”这个老话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普遍形成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组织动员学生顶岗实习在不少地方都是必修课。正因如此，打着实习旗号、让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违规操作，往往多发于职业教育院校，这通常也是此类事件的监管重点。而这封“求助信”的涉事院校则是高等院校，它不仅折射出“学生工”的问题屡禁不止，甚至还出现了向高等教育领域蔓延的趋势。
应当说，一份合格的实习，能够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技能，既能帮助学生提早准备面向职场的身份转变，也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实习生不是“学生工”，更不是廉价劳动力，越出边界，性质就变了。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车间里“装箱子”，假扮民工迎接视察，冒充特警参与强拆……强度大、待遇低，有的具有很高风险，有的甚至涉嫌违法。可以说，这样的实习已经超出了教学与生产的边界，不再是“我要成长”的主动选择，而变成了“不能毕业”的被动要挟，让实习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从表面上看，“学生工”满足了在校生的实习需求，完成了学校的教学任务，疏解了企业的用人荒，似乎实现了学校办学、企业经营和地方发展的多赢。但实际上，把实习生等同于廉价劳动力，不仅违背了实习的初衷，更损害了学生的正当权益。而以往的案例也常常让人反思，“校企结合”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利益链?一份调查显示，一些学校以每人近万元的价格将学生“卖”向市场，并从中牟利，而企业也能以“实习”的名义，以更低的工资使用劳动力。如果学校从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实习套利”的中介，企业也对学生的正当权益视若不见，那么庞大的实习生群体就成为这场“利益合谋”的最大受害者。
斩断这条灰色链条，需要高悬法律之剑。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强调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截至目前，我国针对高等院校学生实习的法律法规尚存在缺失，让一些院校钻了空子。保护实习生的合法权益，让实习生不再是“学生工”，不仅需要增强源头治理，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细化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更需要形成托底机制让实习生的利益诉求畅通表达。
实习是面向未来的选择，更是一种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呵护好每一个实习生追寻更好自己的机会，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全社会的应尽之责。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5日05版）
碧海银滩也是“绿水青山”
作者：赵永新
日前，国家海洋局陆续公布了首批海洋督察结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一重要课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一些地区脱离实际需求盲目填海，填而不用、长期空置现象数见不鲜，个别地方的空置率超过60%;不少围填海项目擅自改变用途，原本用于港口建设、工业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的项目被做手脚，偷换为城镇住宅用地、商住用地开发;化整为零、未批先填、边批边填等违法审批屡禁不止，从资源环境监管部门到投资核准部门，从综合管理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不作为、乱作为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海海域污染防治不力，陆源入海污染源底数不清，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个别地方甚至无视海洋功能区划，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搞旅游开发和围海养殖……从辽宁、河北、江苏、福建、广西、海南等六省(区)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来看，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乱围滥填、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现状，似乎并不为过。
这些平时少为公众关注的事实表明，沿海省份重经济轻生态、重开发轻保护的情形依然比较普遍，海洋开发违法、无序、粗放、低效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扭转，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毋庸讳言，与当前高举高打、雷厉风行、违法必究的陆域环境保护相比，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显然保护意识不强、力度不够、惩处偏软、成效欠佳。
认识才会理解，理解方能保护。海域环境保护之所以滞后于陆域污染防治，与长期以来对海洋生态功能宣传不到位、认识不充分不无关系。就拿其貌不扬、分布较广的沿海泥质滩涂来说，在许多人眼里“既难看、又无用”，多挖、多填一点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在地球亿万年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泥质滩涂，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宝贵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生态功能。看似“荒芜”的滩涂中栖息着许多尚未被认识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是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作为连接陆地与海洋的过渡地带，滩涂具有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调节气体等许多肉眼看不到的功能，维系着陆海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此外，滩涂还具有防御海浪冲刷、减缓盐水侵蚀等功能，是名副其实的陆地保护天然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饱含哲理的生动论述，旗帜鲜明地宣示了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决心，形象深刻地诠释了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对待绿水青山是这样，对待集经济开发、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碧海银滩，理应同等视之。必须看到，像绿水青山一样，碧海银滩同样是破坏容易保护难、污染容易修复难，毁掉之后要想恢复更是难上加难。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方位、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新时代海洋事业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像善待绿水青山那样善待碧海银滩，才能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物理空间。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05版）
爱护基层，关怀监督均不可偏废
作者：李 斌
基层是层级序列的起点，也是执行落实的基础，基层干部的形象代表着执政党的整体印象，基层干部的作为承载着治国理政的落地效果。既形成奖励优秀的正向激励，又织密惩治歪风的制度篱笆，就能涤荡基层政治生态，让更多好干部脱颖而出，树起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并为国家发展筑牢“现实落点”。
不能因为极端个案而把基层干部污名化、妖魔化，也不能掩盖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作风问题
近日，两则与基层干部相关的新闻引发关注。一则新闻关注基层干部的工作日常，“5+2”“白加黑”地拼命工作，向人们展示出基层干部的真实状态;另一则新闻则是四川成都一位社区党总支书记对群众讲出“你不是人民”的不当言辞，受到严肃处理。两则新闻，一正一反，再次引发社会对基层干部的讨论。
应该说，两则新闻有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关系的问题。从个案来看，的确存在一些“害群之马”“城狐社鼠”，给老百姓造成办事困扰和利益损害，给党的形象造成最直接的视觉污染;从多数来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执行党的决策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各项惠民举措……桩桩件件都需要基层干部“打通最后一公里”。“百事通”“减压阀”“出气筒”之类的绰号，恰恰是基层干部真实状况的反映。
那么，如何才是正确“打开”基层干部的方式?显然，不能因为极端个案而简单贴标签，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甚至把基层干部污名化、妖魔化;同时，也不能因为基层干部的辛苦与风险，就掩盖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作风问题。避免以偏概全、剑走偏锋，才能获得全面、理性的认识。基层干部是党的执政大厦地基中的“钢筋”，他们的能力、素质与作风，不仅关系到各项政策的落实，更关系到党的形象与公信力。因此，透过舆情更应该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把党的执政地基中的“钢筋”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方面要“做加法”。基层干部的状态如何，与组织的关怀爱护密不可分。大多数的基层岗位，权力不大但责任不小，随之而来的压力和担子都不轻。基层干部往往工作付出很大而职业成就感不高，工作条件艰苦而工资收入相对偏低。对他们而言，既要讲“廉不言贫，勤不道苦”的党性觉悟，也要有排忧解难、培养重用的改革举措，既要用理想信念和廉清要求的旗帜引导人，也要以合乎现实的激励措施团结人。干事创业的环境净化了，待遇职级有奔头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才能更好激发出来。
一方面要“做减法”。打铁必须自身硬，维护好基层干部的“人设”，察其害之本，绝其疾之源，尤其不可或缺。这就需要跳出具体个案，从大治理的视角修补权力监督的漏洞、优化基层权力运行的流程、完善选人用人的机制、培护崇清尚廉的文化。“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纵深，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督促基层干部奉公守法、力行党纪，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管党治党效果，从根本上为基层干部正名。
基层是层级序列的起点，也是执行落实的基础，基层干部的形象代表着执政党的整体印象，基层干部的作为承载着治国理政的落地效果。既形成奖励优秀的正向激励，又织密惩治歪风的制度篱笆，就能涤荡基层政治生态，让更多好干部脱颖而出，树起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并为国家发展筑牢“现实落点”。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05版）
为移动支付系好“安全带”
作者：王石川
让支付更值得托付，移动支付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买买买”，已成了不少人网络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银联日前发布的《2017移动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显示，男性网络消费力首超女性，外卖订单和游戏相关虚拟物品的使用比例上升，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线下实体消费，到网上实物类消费，再到水电气等“指尖上的城市公共服务”，移动支付覆盖的人群和支付场景越来越广，也让支付风险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
移动支付带来的消费人群改变，不仅体现在性别比例上，也体现在年龄结构上。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用手机下单、支付。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此次调查显示，“60后”是最易受骗的人群。报告指出，中老年更容易受优惠信息吸引，对于不明二维码防范意识差，更易遭受网络欺诈。同时，由于往往未能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使这一群体追回损失的比例低于其他年龄段。每一起移动支付安全事件，带给用户的不只是经济损失，往往还包括情感上的伤害。支付整体环境不安全，必然加大人际关系的交往成本。
给移动支付全方位的保护，亿万用户方有安全感。频发的移动支付安全事件，与一些用户缺乏警惕有关，比如有人习惯于扫不明来历的二维码和网络链接，随意下载不可靠的软件，以及在移动转账时未查证对方真实信息，等等。调查显示，近五成人群在二维码来源不明的情况下，因有优惠信息而去扫码。因扫描“李鬼”二维码遭到诈骗的比例，已从15%上升到30%。移动支付运营方在技术防范上缺乏更有力的制度设计，在事后补救上缺乏更有效的善后措施，也导致用户被骗而追不回损失。
统计表明，仅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额就高达149.15万亿元，雄居全球首位。移动支付规模越大，越关乎千家万户，越需剔除安全风险。一定程度上，移动支付关涉国家金融安全，如此之大的移动交易规模，“倒逼”监管部门未雨绸缪，尽可能预料可能出现的风险。央行日前就发布相关通知，对条码支付作出细致规范，设置支付限额，规定支付机构向客户提供基于条码的付款服务时，应取得网络支付业务许可……诸如此类的立柱架梁，被称为“为二维码支付系上‘安全带’”。针对移动支付的监管在加码，正是为了让支付更安全。
降低支付风险，运营商和服务商需要提高风控水平，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最大程度拆掉可能点燃风险的“引线”。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还受理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以期让个人的“信用画像”更全。完善征信体系，除了有利于遏制多头借贷、诈骗借贷等乱象，也与移动支付密切相关。技术赋能，建设信用社会，让信用真正成为我们的第二张身份证，相信将有助于消除涉及移动支付的骗局。
“中国已成全球移动支付领导者”，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如是称。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越来越多，增长越来越快，使用频次越来越多，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管控风险，兼顾便利与安全，让支付更值得托付，移动支付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9日05版）
把银行业风险锁进笼子
作者：贾 壮
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仅靠行业自律，还必须有功能完备、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近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前几日，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剑指银行业的核心风险点，对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提出方向性、原则性和指导性的工作要求。银监会主席的表态与整治乱象的文件，拉开了2018年严格监管银行业的大幕，也延续了2017年“史上最严监管年”的政策基调。随着监管之网越织越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高位，长期高速且粗放的发展，滋生出程度不一的风险隐患。近些年来，从暴露出来的风险案例可以看出，影子银行业务是资金脱实向虚的罪魁祸首。各种金融产品层层嵌套，多种业务模式叠床架屋，服务实体经济渐行渐远，金融风险慢慢集聚。防止“黑天鹅”飞舞，避免“灰犀牛”冲撞，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去年年中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化了“监管姓监”的职责定位，强调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今后3年“三大攻坚战”之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放到加强监管防控风险的大背景下观察，银行业密集出台的严监管政策看似横空出世，实则顺理成章。
银行业对于中国金融业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则金融稳，金融稳则经济稳，守住银行业风险底线，是防控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截至去年11月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突破244万亿元，不仅远远超过其他金融门类，而且居于世界之首;在2017年全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当中，人民币贷款占比超过了70%。银行业稳定与否，关乎老百姓的账户安全，关系到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切不可掉以轻心。中国银行业曾经因为不重视风险防控，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也曾经为了剥离不良资产、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付出巨大成本。只有吸取历史教训，切实防控风险，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金融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仅靠行业自律，还必须有功能完备、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中国金融行业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监管体系，但在监管机构职能定位方面，一直存在身份冲突的问题。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强烈的“地盘意识”，将做大做强行业作为重要职责。不同监管机构如果都围绕着行业发展做文章，难免会忙于比拼政策“便利”，疏于严格监管。从这个角度来看，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也是监管机构摆脱身份扭曲的过程，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全面回归监管天职，有助于从机制上防止新的风险滋生。
金融行业以经营风险为生，富贵多从“险”中求，限制风险偏好的监管政策往往会遭遇反弹，有时甚至是激烈反对。前一阶段，“一行三会”联合制定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来自行业内尤其是银行业的不同声音音量不小，有的声音认为这些政策若严格执行，可能会引起“处置风险的风险”。监管部门就监管政策与监管对象充分沟通，有利于做好监管工作，但是在沟通过程中也必须保持定力，防止被监管对象的反对声音所俘获，重新落入“行业保姆”的境地。当然，现阶段处置金融风险，多属“在线修复”和“带电作业”，监管部门得有“拆弹部队”的心理准备，涉及重大核心关节时，要给金融行业留足缓冲空间。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8日05版）
让房地产回归“住人”的商品属性
作者：徐立凡
从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到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际上是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寻找可行路径
“住房供地，政府将不再垄断。”日前，国土资源部负责人透露的消息迅速引发关注。据介绍，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同时还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这是涉及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的重大创新。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以来，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一直在稳妥、有序推进。目标就是要改变过去土地征收不规范、擅改土地用途、农村集体和农民无法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弊端，正是这些弊端导致不少地方土地增值收益过于集中，导致住房得了投机的“大头症”，地方财政得了“土地依赖症”。
政府不再垄断住房供地等创新，有助于从根本上矫正过去存在的弊端。一方面，政府不再垄断住房供地，让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加入到土地供应中来，有利于在控制土地征收范围的同时，增加土地供应和租赁住房开发，提高租赁住房在多层次住房体系中的权重，稳定新市民的未来预期，平抑刚需对商品房价的推动作用，让房地产从“炒作”的金融属性向“住人”的商品属性回归，逐步改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在权属不变、“三权分置”等前提下，让乡镇企业用地、招商引资用地等转为租赁住房、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宅基地的自愿有偿退出、转让增加了新的入市路径和交易对象，扩大了土地有偿使用范围，这也是完善农村土地交易规则、让农村土地权能得到合理估价的必要环节。
长远来看，从政府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到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际上是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寻找可行路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答题，不让新市民、农民在发展中掉队，农村土地要素就必须与城市资本能够平等交换，如此，城乡融合发展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实现好的愿景永远离不开制度的精耕细作。一些人担心，福利分房是否会因此回潮，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转为租赁住房是否会引发擅改土地用途，农民的宅基地资格权是否会形同虚设被逼转让退出等新问题。消除这些担忧，让改革能够释放红利，制度细节上不能打折扣。例如，宅基地的退出转让不能由村主任说了算，而要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说了算;新市民的资格，不能以宅基地作为交换条件，等等。
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受损，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积极稳妥地推动相关改革，农村土地的良性开发、城市房地产市场环境的优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就都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7日05版）
依法管好国有资产“明白账”
作者：支振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以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监督有力为目标，不断提高监督实效，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国有资产的“家底”如何?从今年起，国务院每年都将就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报告。近日，中共中央发布意见，部署建立健全全面规范的国务院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有效加强全国人大和全社会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管理规范、雄厚强大的国有资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所在。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依据宪法和法律，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并承担管理职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国有资产监督职责。当前，我国国有资产依法管理不断加强，国有资产产权日益清晰，国有资产管理机制逐步理顺，会计统计基础工作显著加强。与此同时，也存在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发挥不够充分、工作程序不够规范、内容覆盖不够完整等问题。此次出台的《意见》，将有助于克服这些薄弱环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改革任务，贯彻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国务院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建立，将补足制度的薄弱环节，使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更加完善。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人大、政府、社会公众都有权对国有资本经营实施监督，但各监督主体的地位、监督权的行使、监督权的内容并不明确。人民银行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一系列涉及国有资产的法律，对此均未作详细规定。而对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方式、程序如何确立，相关制度也亟待建立健全。这些都导致了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存在着信息不足、手段不硬、制度支撑力度不够等困难，使得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面临法理基础充分、具体制度支撑却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意见》坚持问题导向，以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监督有力为目标，从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入手，着力解决国有资产底数不够清楚、管理不够公开透明、人大监督所需信息不够充分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监督实效，确保国有资产安全。《意见》不仅明确国务院的年度报告采取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结合的方式，还根据各类国有资产性质和管理目标，确定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等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重点;不仅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准确及时掌握境内外国有资产基本情况，切实摸清家底，还提出依法明确和规范报告范围、分类、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求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相关部门单位互联互通等等。相信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全国人大的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在工作程序上将更加规范，内容覆盖更加完整。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人大监督是一道重要防线。近年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就国有资产管理听取国务院专项工作报告，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不断加强。《意见》的公布实施，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建立起人大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的法治台账，确保人民共同财富的安全，从而让国有资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6日05版）
直播问答如何在“风口”闯关
作者：何鼎鼎
创新不仅是“一招鲜，吃遍天”，更应该是一个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的过程
从“芝士超人”到“百万英雄”再到“冲顶大会”，这些天，网上一下子冒出很多直播问答节目。形式几无差别，答题闯关，分享十万甚至百万大奖;题目五花八门，从天文地理到娱乐八卦都有，比如“下列动物没有牙齿的是哪一种：蚊子、麻雀还是河豚?”
冷僻的知识，确实会难倒英雄汉，也就让幸运儿多了几分喜悦。几天前，在一场问答中，182位用户均分了100万元现金，这抵得上一个一线城市白领半个多月工资，在一场“血战到底”的问答中，更有人笑到最后独享百万大奖。直播间里一片惊呼：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正是这类节目抓人眼球的地方。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通过知识闯关登上人生巅峰，暗合了不少人内心深处的期待。从“开心辞典”“一站到底”到“诗词大会”，答题类综艺节目总能引来关注。本质上说，人们的智力输出如果得到正反馈，就会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无论这种反馈是不是金钱。
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同样也在考虑：益智问答能不能改变直播平台的命运?直播兴起后，“低俗”“无聊”“无厘头”一直是难以撕去的标签，如何引入更丰富用户群，已成平台的长期焦虑。更重要的是，当公众在网络上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收获流量的成本逐渐走高，获取一个新用户的成本也在高涨。能以100万奖金吸引300万人进场，加上好友间分享产生的社交乘数效应，导流成本简直低得令人意外。所以，如果说“答题者”看到的是利益，“出题者”看到的同样是利益。
互联网世界，也不只是出题者和答题者，还有广告商随时关注着“风口”的大小。据报道，有金主已拿出1亿广告费砸进某直播答题平台，从广告入脑入心的角度，这或许是一次很成功的选择。“认真的你比不认真的你更有价值”，这是对“有效注意力”的商业价值判断。紧盯屏幕、为知识绞尽脑汁的时刻，恰恰是人们网络生活最聚精会神的“十分钟”。正是网络注意力难得的聚焦，让这一节目获取了独特而珍贵的广告价值。
一次“成功的交易”，无非是“买的人觉得值，卖的人也觉得值”。直播问答既填补了内容空缺，也降低了流量成本，同时还发现了优质广告位，带来了各方共赢，看起来是能成立的商业模式。进一步说，通过“全民在线”将益智类游戏推向极致，它所展现出的交互娱乐的新玩法，似乎要成为变革传统电视综艺的“鲇鱼”;诉诸“益智”而非“无聊”，它也为解题“直播能干啥”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有观察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将此界定为“2018年重要的商业事件”。
但是，脱离了持续创新，遍地机会的反面，可能就是一地鸡毛。目前，直播平台百舸争流的背后，同质化发展的弊病已经显现。当“撒点鱼食、池鱼竞食”的亢奋状态过去，还能再做点什么?能不能以知识为引信，引爆差异化探索，找到各自的定位，持续推出优质内容产品，是真正决定平台生命力的关键。毕竟，一旦撒食减少、新鲜感过去，潮水会带着鱼儿一起离去甚至一去不回，已是被无数次证明的互联网铁律。这也启示更多后来者，创新不仅是“一招鲜，吃遍天”，更应该是一个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的过程，守成者没有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5日05版）
让考核顶着干部往前走
作者：魏 寅
分季度、全方位强化考核，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约谈提醒，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会为”问题……据报道，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吉林长春创新市管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并根据考核结果先后组织调整干部346人，其中近百人被免职。“干部不干事，真会摊上事”，如此动真格的考核，引发社会关注。
真考核、动真格，强化了考核的严肃性，也促使人认真审视考核的重要意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政绩考核是指导工作的“指挥棒”、评价工作的“度量衡”、选拔任用的“风向标”。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关键要看“考”出了什么，“核”实了什么。早在600多年前，明代官员李介就曾提出“考核必真”。只有动真格，从严要求、突出“实”字，真正考出干部“有多能”“哪不行”，并以此为依据，让能者上、庸者下，才能激发干部动力、层层传导压力，让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蔚然成风，让不愿为、不会为、不敢为失去市场。
面对考核方法的变化，长春当地干部道出真实感受：“现在压力是一股劲顶着你往前走。”的确，考核一旦动了真格，把“成绩单”往那一摆，谁干得好、谁干得差便一目了然。那些马虎应付、得过且过的“混事者”，宁可不做、决不做错的“推事者”，不推不动、踟蹰不前的“拖事者”，一下子全被曝光于阳光之下，岂能还好意思将“为官不为”进行到底?而那些勤勉尽责、踏实肯干的人，则不用担心组织发现不了自己的工作实绩、工作亮点，因为科学高效的考核“本身就是一种与组织对话的方式”。因此，重视做好干部考核，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优化考核机制，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意义深远。
应当看到，现实中，一些地方在落实政绩考核的过程中，仍或多或少存在失真失准、不严不实等现象。有的单位考核标准空泛，难以准确衡量干部的实际表现;有的单位考核手段单一，热衷于“填表考核”“材料考核”;有的单位把考核口号喊得山响，等到干部选配、任免、奖惩时，却不敢动真碰硬;有的单位年终考核“一锤定音”，不注重日常动态，难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对考核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在行动上也没有做到动真格。长此以往，只会消解考核的权威性、公信力，无法充分发挥考核应有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让考核回归价值本位、激发更多正能量，关键还是靠制度创新。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就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向社会征求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分类设计“逆向民主测评表”;在江苏南通，有关部门在领导干部“德”的评价指标中设置正反两个层面，让考核考出差别、考出问题。各地积极的探索尝试表明，只要高度重视、认真谋划、矢志创新，就能更好激活考核的正向效应，为干部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新时代，亟待党员干部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着力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用好用活考核这根指挥棒，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提升“愿为”的思想觉悟，增强“善为”的实际本领，激发“有为”的内生动力。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2日05版）
建好“信用时代”的基础设施
作者：何鼎鼎
如果说铁路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那么一套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则是信用时代的基础设施。
一旦相应体系得以确立，信用市场的交易成本将显著下降，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度也将得以提升。
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示，受理了某公司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这意味着由央行牵头、数家企业联手的征信机构，又迈出筹建的关键一步，引发社会关注。建立国家级网络金融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实现为中国人信用打分，这一中国金融业的大事，或将重塑中国的信用市场。
近年来，从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到各类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信用数据的激增。现代社会，信贷数据早已不止于银行流水，个人信用信息已汇成数据海洋。早在3年前，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授予8家机构征信资格，鼓励积极探索。但实践发现，各市场主体对自己征得的信用信息有“独享”倾向;在“多头征信”架构下，数据的独立性、公正性及隐私性也存在问题。防止数据寡头、消灭数据孤岛，以更高级别的征信基础架构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这正是把信用信息统一置于更高层级平台管理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个人征信体系不完善，信用服务市场就难以发展。一段时间内，“网贷”成为热门话题，大学生网贷最终酿成悲剧者并不鲜见，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借新还旧、多头借贷。究其根源，正是企业难以有效获得个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难以共享，相关征信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当互联网金融日益成为借贷的重要渠道，谁来及时高效地提供可靠的“信用分”?如果供给迟迟跟不上，不但“网贷”的病难以根治，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容易累积。而一旦相应体系得以确立，信用市场的交易成本将显著下降，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度也将得以提升。
“惩戒失信者、鼓励守信者”，一套更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也会促动更多人展开信用生活。过去几年，不少中国人绕过信用卡，一步迈入“网贷”时代，实现了个人信用生活的跨越式发展。在传统的央行征信体系中，他们是无信用的“白户”，但立足互联网时代，他们的信贷数据已成为中国信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信用分的年轻人不仅可以免押金享受单车等共享服务，也可更方便地租房租车，有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的农民也可以获得银行授信。使新旧信用体系相衔接，让征信更好服务个人与社会发展，当是普惠金融的题中之义。
建立健全个人征信体系，不仅是在完善现代金融治理，也有利于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信息社会本身就是信用社会。当个体在信息时代被高度“信用量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信用时代”。建立国家级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大踏步迈向信用时代，必将为国家治理提供更优质的资源、更有效的手段。
如果说铁路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那么一套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则是信用时代的基础设施。着力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大力发展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以信立人、以信立国，一个优良信用环境必将更为可期，也必将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1日05版）
抓住产品质量这个“牛鼻子”
作者：高 阳
产品质量一头连着消费环节的“吃穿住用行”，一头连着生产环节的产业布局、结构升级。提升产品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日，有关部门发布2017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状况的公告。数据显示，在当年对164种20192批次产品开展的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批次合格率为91.5%，连续4年稳定在90%以上的“高位”。同时，电商平台的商品质量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25%，商品质量明显低于抽查平均水平。
“一高一低”两个数据，为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独特视角。一方面，近年来整体产品批次合格率保持在高位，表明我国产品总体质量水平“稳中有进”。高质量产品既是消费者的需求所在，也逐渐成为企业生产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代表新消费方向的电商平台“低价低质”的痼疾仍存，也提示我们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难以一蹴而就，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产品质量一头连着消费环节的“吃穿住用行”，一头连着生产环节的产业布局、结构升级。现实中，曾有出国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的尴尬，也曾有“中国能造原子弹，却造不好圆珠笔芯”的问题。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需要我们以提升产品质量为抓手，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产品质量是一个契机，可以助推从数量型增长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技术积累、金融风险、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在这一背景下，高质量的产品才会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才能为企业赢得市场和收益。否则，低质产品不仅为消费者所唾弃，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总成本的增加，使经济社会发展付出高昂代价。
从生产角度看，产品质量的提升，势必对生产的技术设备、质量管理技术方法、品牌知名度、人力资源水平等提出更高要求，这有助于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的提质升级。从消费角度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与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公众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价格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关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满足，更关系到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释放。可以说，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内需潜力，提高产品质量也是重要途径。
此外，产品质量也是提升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各国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化与其产品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分工体系正在调整，全球产业价值链面临深度重塑。这就需要牢牢抓住产品质量这个“牛鼻子”，坚持走以质取胜之路，最终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人民日报》（2018年1月10日05版）
自动驾驶如何“弯道超车”
作者：李洪兴
以确保用户安全、打造新兴产业、满足交通需求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携手前行，才能以自动驾驶技术拓展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
智能驾驶离日常生活还有多远?各地正以实际行动求解答案。近日，北京宣布首条自动驾驶测试路将落户亦庄，未来还会改造一些道路设施，推广无人驾驶技术，让“车路协同”。与此同时，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也在积极探索自动驾驶实践。
纵览汽车发展史，自动驾驶这一不懈的追求，在技术进步中正渐行渐近。尽管实验室中的技术积累日益成熟，但无人驾驶汽车能否应对复杂的现实道路环境，还须经历“路考”。自动驾驶测试的目的，就是让概念更好地落到路面，而前提是测试车辆必须依法行驶。为此，北京市交通委等部门联合制定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及相关细则(试行)，规范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实际道路测试，在国内首次明确了自动驾驶路测的合法性，让行业发展得以迈出重要一步。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政策法规也须同频共振，跟得上、立得住、看得远。
任何发明的应用普及，都需要立足真实的社会生活，反复进行试错与修正。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离不开实验室的理论探索、真实路况的实测数据，也有赖于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软硬件环境。事实上，自动驾驶作为科技前沿领域，一直是国外科技发展的热门选项。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大力支持自动驾驶技术，成为广受车企欢迎的重要测试地。融入真实道路环境，自动驾驶系统才能趋于成熟完备;提供及时、完备的政策法规支撑，科技创新活动才能放开手脚、释放潜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交通强国、智慧社会的目标，自动驾驶正是重要内容。明确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和轨道交通系统，提出在自动驾驶领域尽快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设定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平台时间表……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从《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北京等地的实践探索，国家和地方都在支持发展自动驾驶技术，体现着对新技术、新业态的包容态度与前瞻眼光，也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还应看到，引导自动驾驶技术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一方面，自动驾驶技术仍处在研发测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很多，不能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北京的地方新规不具备全局性、普适性，其他地方不宜照搬照抄，而应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实现自动驾驶的“弯道超车”，既要时不我待、抢抓机遇，更应防控风险，避免盲目跃进。以确保用户安全、打造新兴产业、满足交通需求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携手前行，才能以自动驾驶技术拓展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
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未来世界展”描绘了自动化的公路系统及运行其上的自动驾驶汽车。今天，自动驾驶的光开始照进现实，也启示我们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瞄准前沿领域、营造创新环境、培育引领实力，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应用能力，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人民日报》（2018年1月8日05版）
“挂名出书”侵蚀职称成色
作者：彭 飞
一旦职称评定的标准和体系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就容易出现对待学术成果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情况。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有些网店明码标价叫卖书籍的“作者”“主编”署名权，卖家承诺书籍质量并保证一书一号，如有违反还支付双倍违约金。部分高校教师花重金“挂名”出书，以此为筹码在职称评定中占得先机。“红火”的挂名生意背后，是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问题。
“别人都花钱出书，我不花钱就只能落后。”一位高校青年教师的无奈，道出了流风所及的“逆淘汰”问题。可以说，挂名出书的影响，不仅在于使职称与金钱挂钩、违背职称评定的初衷，更在于形成一种投机取巧的氛围和环境，进而对学术研究乃至其他专业领域的风气产生消极影响，消耗那些老老实实做学问、干事业者追逐梦想的激情和勇气。
一手交钱就能一手出书，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一些高校科研学术风气不正，部分职称评定程序不够科学严谨，少数出版社经营管理存在漏洞，甚至靠贩卖书号来赚“快钱”，加上网络电商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各方的“利益合谋”提供了便捷平台。在所有因素背后，有一条更为根本的制度性因素：一旦职称评定的标准和体系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就容易出现对待学术成果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情况。这不仅为挂名出书的市场发育提供了土壤，也滋生出“论文经济”等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现象，导致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扭曲。
事实上，根据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对职称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量身定制”，在更加多元立体的维度中实施评价，才能验出被评价人的真实“成色”，给予应有荣誉、实现有效激励。刚刚过去的2017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等重要文件，逐步将职称的评审权下放到高校等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中，鼓励自主评定、多元评价、按岗聘用。一些高校尝试把师德、课堂教学质量等纳入评价要素，部分医院将手术、接诊情况列入考评范围……持续深化的职称制度改革，日益形成更加公平、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
当然，职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也不可能“一放解千愁”。评审权放下去，如何避免高校或社会组织发生权力寻租现象?如何既保证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又兼顾标准和程序的科学性、合理性?如何对高校等社会组织的职称评审工作进行有效监督?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进一步完善职称评审的体制机制，在制度设计中加强对细节的关注，把评审的全过程放在阳光下接受监督。
我们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而挂名出书的现象启示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数量等身，而是质量等身。职称本质上是为了展现一个人真实水平和素养而设定的评价体系，只有健全评审机制、理顺工作方法，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留得真金，激励各个领域的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人民日报》（2018年1月4日05版）
当医药代表告别“药品回扣”
选稿：李红梅
做医生的良伴，让药品更好地救人，是医药代表的使命和归宿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医药代表未经备案不得在医疗机构内部开展学术推广等相关活动。现实中，人们一提到医药代表，往往会联想到药品回扣。对这个贴上灰色标签的职业来说，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可谓顺应期待，将助推医药代表回归职业本位。
医药代表，是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外资药企的进入逐渐为人们所知。他们活跃在医疗机构和医生身边，介绍新药知识，收集不良反应、临床需求，为促进合理用药、提高医生诊疗服务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药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立医院又陷入以药养医的窠臼，医药代表逐渐变成药企在临床一线的药品推销员。他们通过各种“带金”营销手段，比如回扣、咨询费等，想方设法让自家药品开进医生的处方中。这一做法腐蚀了医务人员队伍，诱导公立医疗机构偏离公益性，进一步衍生出以药养医的灰色利益链条。因而，医药代表不招人待见，也就不难理解。
然而，即便这一职业被各界口诛笔伐，我们仍需要重新审视。俗话说，有医无药不治病、有药无医药不灵。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教育的职业，他们在学医时学习的药学知识较少，执业后忙于诊疗活动，对药品知识尤其是处方药、创新药的知识缺乏了解。况且，药品市场更新速度非常快，临床适应症也在每天更新。而来自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带着大量的药品知识，帮助医生充实新药知识，更新药品临床使用信息，成为医生攻克疾病的得力助手。在美国，医生73%新药知识来自于医药代表的讲解，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90%以上由医药代表收集。可见，医药代表有其重要的职业价值，不能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
让医药代表回归本位，就需要告别和药品销售员的“混合体”状态。有人说，“2017年是医药代表苦苦挣扎的一年”。药品开始联合跨省采购、医保引入谈判机制、多地引导三级医院压缩或关停普通门诊、一些地方将辅助药物“撵出”医院、医药代表不得承担销售任务……诸多政策对医药代表的营销渠道“围追堵截”，一些法规出台促使医疗临床和药品产业之间的正常互动阳光化，都在为医药代表回归纯粹铺平道路。
让医药代表回归本位，体现职业价值，根本上还是要综合治理滋长医药代表卖药的土壤。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切断医药之间灰色利益链条，建立医药之间正向利益联系。同时，完善医药代表行业监管法规，对该行业进行专门规范和监管。不仅培训教育从业人员，提高资格门槛，还要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推动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发展走上正轨。
药品是医生救人的武器。做医生的良伴，让药品更好地救人，是医药代表的使命和归宿。对中国300万医药代表来说，医药代表的备案管理既是转型挑战，也是职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当前，取消药品加成、优化配置药学资源的医改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相信未来医药代表的药学服务价值将更加凸显。
《人民日报》（2018年1月3日05版）
莫让行贿药企“以小博大”
作者：于北国
近日，一篇名为《一年狂卖7.5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的文章在网络热传。针对文章所反映的“著名眼药”莎普爱思存在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和浙江省两级食药监部门已责令该公司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和开展广告自查。
人们追问这一眼药为何敢于在未进行临床有效性试验就敢搞“轰炸式”广告之时，有人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过去十余年间，莎普爱思的工作人员多次向所在地科技局官员行贿。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也发函，要求莎普爱思说明“涉及行贿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药企行贿问题，也随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些年，从中小型药企到辉瑞、惠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制药巨头，“前仆后继”地曝出行贿丑闻。从这些案例看，药企公关对象，要么是卫生、药监等政府部门的“现管”，要么是科室主任、药房主任等医院的“主管”。莎普爱思的行贿对象，就多为负责新产品鉴定、科技计划申报者。在利益集团的围猎、糖衣炮弹的围攻中，拒腐防变的防线频频失守，带有劣迹的药品进入流通市场，侵害患者健康权益。
对此，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比如，将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概括性数额”加“情节”，对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严禁医药代表卖药，建立行贿黑名单制度，上榜药企或将禁入公立医院，等等。但前车之鉴并未完全转化成警示教训，现有惩处尚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彻底消除药企行贿任重道远。
一盒药背后的利益关系之复杂，远超业外人士的想象。这也意味着打击行业腐败，狙击商业贿赂，需要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就行贿受贿两端来说，长期以来司法对后者的打击力度要大于前者。正因如此，药企的违法成本在利润面前几乎是九牛一毛，而且很大一部分还能转移到药价上，最终由广大患者承担。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这场以小博大的赌局实在太过诱人，行贿自然就成了“攻城略地”屡试不爽的手段。
从逻辑关系看，行贿与受贿本就是成对儿出现，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果。从整个灰色链条来看，企业的行贿相当于源头，处于利益交换链条的上端。治病要去根儿，从源头上堵截贿赂，依法严厉打击行贿者、紧盯行贿行为，让行贿“代价惨重”，显然可以事半功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一论述既是党内规矩，也有刑法依据，更是群众期待。从“政”入手，遏制受贿;从“商”入手，打击行贿。这对于重塑医药领域的风气来说至关重要，对其他领域亦是如此。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举措，能够促使商人依法经营不行贿、从政者依法办事不受贿，为市场运作创造一个不以贿赂获利的公平竞争环境，为公权力运作创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为社会注入“行贿受贿一样可耻”的普遍共识。
从司法实践看，相较于受贿，行贿查处起来难度较大，但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共建全民防“贿”的大堤，让双向查处落到实处，整个社会才能赢得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05版）
“金句里的中国”激荡人心
作者：王石川
新年贺词的金句鲜活生动、温润人心，映衬着斑斓的时代表情，呈现出一幅行进中国的动态图景
这是美丽的“约定”，也是美好的相遇。连续5年，每到新年前夕，人们总会如期收到习近平主席的新年祝福。“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将改革进行到底”“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今年新年贺词刚刚发布，脍炙人口的金句就在网上走红，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走心，自然能走红；有人气，是因为接地气。新年贺词赢得点赞，金句广为传诵，就在于鲜活生动、温润人心，与民心形成共振，更在于它们映衬着斑斓的时代表情，折射出当下中国的神韵与气质。回溯历年新年贺词，那些铿锵的话语，那些深情的表达，呈现出行进中国的动态画卷。
天道酬勤，日新月异。透过金句，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的中国。比如，支撑“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是去年1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去年城乡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是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13.5亿人。而“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的金句背后，则是“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首艘国产航母下水……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新年贺词的“金句”生长的土壤，让人感受到社会的前行、时代的脉动。
金句背后，还有着中国的成功密码，以及支撑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深层结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贯穿在这些金句中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变初心。始终把握“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个首要目标，尽锐出战，全力以赴，我们才能凝聚起改变中国的磅礴之力。
金句不仅体现为民情怀，更传递奋斗精神，给人勇气与力量，点燃向上向前的激情。“幸福不会从天降”“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奋斗，是奋斗者的座右铭；奋进，是当代中国最执著的追求。具有问题意识，崇尚实干精神，这是贯穿于中国发展过程的精神气质，更是中国赢得未来的重要保证。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透过金句，我们看到一个变革的中国。几年来，改革是新年贺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从“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到“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再到今年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随着岁序更替而不断深化，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源。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将在新的起点再出发，推动中国巨轮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那些广为传诵的金句，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凝聚着社会共识，成为新时代新气象的一部分。“金句里的中国”如此激动人心，新时代的图景催人奋进。勉力敬事，拓路踏歌，与时代同行，与国家共成长，我们将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更加美好的中国。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日05版）
居民需要更多“健康管家”
作者：王君平
未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疾病为中心转到健康为中心，筑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
日前，针对引起广泛质疑的“我国超过5亿人有家庭医生”报道，有关部门回应，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重要举措，全国签约人数目前已完成任务目标，但签约服务的推进还不平衡、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话题背后，折射出百姓健康的新需求。
应该说，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家庭医生是一个突破口。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城镇化和慢性病高发等诸多挑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模式难以充分满足群众需求。居民看病就医集中到大医院，“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也不利于改善就医环境、均衡医疗资源、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等。从“上医院”转向“看医生”，家庭医生制度也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然而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居民认可程度较低，基层服务供给能力较为匮乏，这成为此次大家“吐槽”的重要背景。
“看医生”模式，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曾经，一根针、一把草，以春苗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为主体，我国建立初级卫生保障制度，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次卫生革命。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淡出历史舞台，我国医疗“金字塔”结构发生倒置，大专家主要聚集在三甲医院的“塔尖”上，社区医生身居“塔底”。但他们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知识老化、经验缺乏等问题，无力承担健康“守门人”的职责。未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结束大医院的“战时状态”，从疾病为中心转到健康为中心，筑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家庭医生不只是一种职业的称呼，更像是一个家庭的“健康管家”，帮助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不生病或少生病，体现的是基层服务模式与大医院服务模式的不同。但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前景不佳、收入水平偏低，是基层家庭医生面临的普遍问题。目前，家庭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够，距离2020年每万名城乡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要从健全签约服务激励机制入手，告别旱涝保收、坐吃“皇粮”，增加“含金量”，让家庭医生干活更有劲头。
当前，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还不够，也有不少人反映只是“签而不约”“为了签约而签约”，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居民获得感不强。提高家庭医生签约率，亟须以问题为导向，化解政策“梗阻”。比如，一些慢病患者的用药只能在大医院开，家庭医生没法开。制度不配套，政策支持不到位，家庭医生还是进不了家。去年，上海启动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居民只要选择家庭医生就诊或转诊，就可享有优先预约就诊、慢病长处方、延伸处方等“大礼包”。以居民需求为切入点，用“政策红利”吸引居民自愿签约，才能量身打造健康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家庭医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坐堂医”到“上门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扩大覆盖面只是第一步，服务要跟上，医生水平也要跟上。让更多家庭医生进家来，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助力。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2日05版）
以高质量发展引领“新消费”
作者：李洪兴
高质量的发展不能“等、靠、要”，只有主动出击、主动变革，才能创造新供给、引领新消费。
激光雷达、手机设定扫地范围、先扫地后拖地……随着人们对智能家居产品的需求升级，“扫地机器人”也不断升级，成为很多人的网购“新宠”。这种被称为“新消费”“信息消费”的新趋势，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有人判断，中国进入了“新消费时代”。
消费是传统意义上的“买买买”，新消费“新”在哪里？相较于以前的“买什么”“如何买”，“新消费”更重视“买得好”“有品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品牌、口碑、保障、体验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中国的消费渠道、消费模式和消费理念正在变革升级。消费者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成为“新消费时代”的追求。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追求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
“新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数据最能体现。今年前11个月，全国网上零售同比增长32.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9%；11月，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增速比上月加快31.8个百分点，体育娱乐用品增速保持15%以上……“新消费”发展增速加快，得益于电商平台的拉动，是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使然，也是供给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过去5年来，伴随中国制造升级的，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高端消费、个性化消费在共享经济、创新发展等领域不断培育新增长点，经济新动能正在积聚。应该说，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正在互相推动与牵引中，让消费者信心更足、让经济运行质量更高。
步入“新消费时代”，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体系，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文化消费为例，在北京天桥剧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今年已至少上演了4轮，本以为能满足市场需求，可新一轮演出刚一开始，票就售罄了。优秀文艺演出买不到票只是一个侧面，映照着供给体系升级的急迫性。“花钱买健康”“换家好点的养老院”“旅途中不只买东西，还要开眼界”……养老、教育、健康等消费需求无不是“新消费时代”的增长点，补上优质产品和服务的缺口，既要规范市场秩序、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又要调整供给体系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只有创新供给的消费才能有人气，只有聚集人气的经济才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一要求关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的发展不能“等、靠、要”，只有主动出击、主动变革，才能创造新供给、引领新消费。面对质量更高的供给，老百姓自然愿意打开自己的钱袋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离不开改革创新。新消费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在转方式调结构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才能不断充实。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1日05版）
损害生态环境必须“应赔尽赔”
作者：严厚福
此次改革有望摆脱以往对污染者无法有效追责的窘境，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化
日前，“三万吨垃圾抛入长江”案发近一年后，江苏、浙江两地检察机关相继提起公诉，引发关注。近年来，诸如垃圾异地倾倒、企业偷排污水等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并不鲜见。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问题，中办、国办近日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赔尽赔”。
长期以来，我国除了1999年修改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外，其他环境保护法律均未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也有一些法律规定了“谁污染谁负责治理”，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治理标准及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实践中难以落实。例如，近年来发生多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但很少有污染者承担生态修复或者损害赔偿责任。而当污染者无需为此埋单时，肩负环境保护职责的政府就不得不站出来“背锅”。根据此次改革方案，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从而有望摆脱以往对污染者无法有效追责的窘境，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化。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污染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也出现了一些“天价”赔偿的案例，例如江苏泰州的1.6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腾格里沙漠的5.69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但由于社会组织整体能力有限，完全依靠这些民间的力量来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显然是杯水车薪。今年6月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授权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此次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赔偿权利人的范围，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更能发挥威力。
对于保护环境而言，最好的方法是良好的规划和严格的日常监管。然而一旦造成了环境损害的后果，就有必要进行损害赔偿。污染者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者赔偿，就相当于矫正了环境违法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否则即便其被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也留下了严重的环境隐患。而且，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践中会发挥很大的威慑力。按照中国目前的环境行政罚款力度，即便按日计罚，几百万、上千万的罚款就算是“天价”了，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乏上亿甚至上十亿的案例。如果潜在的污染者知道其违法行为不但可能招致罚款和牢狱之灾，还可能面临“天价”赔偿，一定会更加谨慎地遵守环境法律，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损害的发生。
好的制度需要严格的执行，也需要配套制度的完善。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2017年6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7个试点省市人民法院共受理省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件，审结1件。相对较少的案件数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效果。今后必须努力做到“违法必究”。省级、市级人民政府与检察机关以及社会组织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的优先顺序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除此之外，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顺利运转，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损害鉴定技术和制度、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及用于国家承担兜底责任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基金制度等，以发挥合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力量，让潜在的污染者感受到强大的威慑，也让公众感受到政府保护环境的诚意和力度。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05版）
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
选稿：李红梅
“等早上‘京香华寿’开门，再去拿药吃就会好起来。”日前，一则新闻让人心痛：四川一名73岁的老人拒绝就医，寄希望于家门口的保健品商家，去世后留下一屋子保健品。
病危了不相信医院，而是相信保健品，难道保健品比医院管用？像“京香华寿”这样所谓的保健品公司，有自己的“套路”：以“健康讲座”为名，借机向老人夸大保健品功效，一步步使其陷入保健品营销陷阱中。针对多起老人陷入保健品“泥沼”的情况，越来越多人呼吁：应加大对保健品及器械夸大功效、涉嫌欺诈等行为的执法力度，建立权威的健康信息发布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引导老年人远离“假科学”“假药械”。
在类似事件中，值得深思的还有，为何医院不是老人的首选？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其中80%—90%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病高发人群，又总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他们通常依赖各种药片控制病情。去医院看看，做个检查，吃点药，似乎有点用，但过段时间仍复发。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医生不抬头的3分钟问诊”“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同样是去年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超过2.3亿，其中健康老年人仅占老年人总数的1/3，其余2/3属于带病生存，虽然人均预期寿命较长，但需要医学照顾、护理的老龄阶段也较长。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青年人的3—5倍，是医疗服务的重点人群。医疗服务供给侧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关乎每个人幸福感的民生大事。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改变医疗服务供给侧与健康养老不相匹配的现状，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这意味着，改革应综合部署、多点开花、全面发力，包括优化配置老年医疗服务资源，建立权威的健康信息渠道；包括建立多学科协作的专业、连续、长期的全病程照护体系，完善配套人才支撑、保险制度等措施；包括发展全科医生队伍，建立让老年人信任的家庭医生队伍，等等。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一个走向重度老龄化的社会，为“银发浪潮”做好准备，不仅是个人的小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十九大报告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家庭、子女、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关爱老人、聚力改革，安放好每个人的老年。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9日05版）
守住“劳有所得”的底线
作者：任宇波
时值岁末，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再次进入视野。从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列入“黑名单”，到对省级政府实施年度考核；从曝光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例，到开展春节前治欠保支攻坚战……国家近日连出大招，重拳整治欠薪，确保让2亿农民工拿到工资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
一系列有力举措，既有即时处置，又有治本之策，多管齐下，重拳出击，给辛苦了一年的广大农民工兄弟吃了颗“定心丸”。把保障农民工工资纳入省级领导考评，各地专题部署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彰显了对农民工权益重视的升级、彻底治理欠薪问题的决心，为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助力，对鼓励广大农民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对扩大就业、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讨薪难，可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一个“老”字，也说明这是一场长期博弈。从各地政府建立工资应急保障金的制度发力，到各地尝试提高措施针对性、长效性的实际治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反复重申、一再强调的重要议题。今年前11个月，各地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欠薪案件12.8万件，同比下降38.2%，虽然发生率大幅降低，但是欠薪现象仍未杜绝，依然需要抓铁有痕，接力治理。
破解拖欠农民工工资，急在治标，重在治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好考核指挥棒，是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一大创举。树立考核“指挥棒”，目的在于树立“风向标”，提高思想认识，从严从实考核督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这是我们治理社会难点痛点的一条宝贵经验。然而，责任意识有了，监督问责落实了，“讨薪”是有了保障，但从彻底治理“欠薪”的角度，是不是一试就灵、一劳永逸呢？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揆诸现实，触摸农民工欠薪的深层原因，多与保障工资支付的法律仍不健全、解决欠薪问题的制度刚性不强等相关。比如，当前出现的一些欠薪现象，大多集中在建筑建材、加工制造等行业。这些领域，恰是近年来我国发展最为迅猛的行业，层层转包、层层拖欠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民工的权利常被悬置，因此必须加强对项目资金的有效监督。另外，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把压力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地方政府或是出于对招商引资的顾虑，或是将企业倚为支柱，从而缺乏主动追责的动力。再比如，出现拖欠工资现象的大部分行业，大多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没有建立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的正常雇佣关系，因而提高广大农民工的契约意识，强化法治保障势在必行。
农民工讨薪的辛酸焦虑和无奈喟叹，折射着民生难题。除了纳入政绩考核、严格行政问责、加强部门协同，我们还应进一步拓宽治理视野，从经济、法律、观念等方方面面，塑造一种有效的制度治理体系。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末端追讨问题，还要从源头治理、中游把控等方面入手，拿出绣花功夫，层层分解，形成一个治理的闭环。如此接续用心用力，营造守法环境，形成治理合力，才能释放出制度创新的最大效能。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8日05版）
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作者：盛玉雷
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最近，一组数据让人惊心：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则列出了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可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抢救者感慨：“我们走进许多美丽的村子，有老树、山庙、石板房，但是没有人。”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在云南古生村，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当地白族民居的庭院“记得住乡愁”，指出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在湖北峒山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一道，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3日05版）
让公共政策更有民生温度
作者：彭 飞
如何优化公共政策的价值排序，让政策从制定、落实到反馈、调整的全链条充满民生温度，是非常值得省思的时代课题
近日，两则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一则是由于供暖需求大幅增加，河北省天然气供应处于严重紧张状态；一则是山西省临汾市部分城区发生供暖迟到现象。问题出现后，河北省紧急实施天然气需求侧管理机制，及时启动天然气供应橙色预警；临汾市各级干部也加班加点攻克难关，全力做好供暖扫尾工作。
相关政府部门的及时应对、务实举措，回应了老百姓的民生关切，在冬日里传递了暖意。情况虽已好转，但在清洁取暖的大趋势下，天然气供应紧张、供暖不顺畅等问题，值得重视与反思。今年冬季，北方部分地区加快推进“煤改气”。环保部划定的“禁煤区”，也迎来第一个冬天。天然气需求量短时间内激增，考验供给能力；取暖、燃烧设备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时间长、成本高，无法一蹴而就。两种因素相互叠加，导致部分家庭遭遇供暖困难。
应当认识到，“煤改气”“煤改电”等措施，是我国北方地区改善大气质量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广清洁能源、优化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改”，而在于“怎样改”。其实，“煤改气”不仅事关大气污染防治，也牵涉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深层次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次华北局部地区出现“气荒”是多重因素叠加，政策上的一刀切、执行上的操之过急，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推进“煤改气”须统筹兼顾，除了要算政治账，也不能忽视经济账、供需账，更应把民生摆在突出位置，要想方设法让群众的屋子暖起来、热起来。
现实中，公共政策往往难以一步到位，谋划决策需要多一些全局意识、问题意识、过程意识。公共政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以“煤改气”为例，政策上游对接我国乃至世界能源市场，下游的政策效果则事关居民取暖、企业生产、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制定决策切不可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而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多维度的分析研判，做好应急预案。同时，落实公共政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譬如，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历史过程，善用“巧劲”才能事半功倍。眼下，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问题，在天然气供给短期内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开发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就较好实现了能源结构的多元化，确保不让一家一户挨冻过冬。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常面临刚性压力。例如，环境保护已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也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富有效率、成果丰硕，赢得了广泛赞誉。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地方在执行层面也要防止急躁化，大干快上反而容易造成负面影响。现实中，少数农村地区出现的“散煤拉走了，壁挂炉却装不上”“壁挂炉装上了，燃气却进不来”的窘境提醒我们，如何优化公共政策的价值排序，让政策从制定、落实到反馈、调整的全链条充满民生温度，是非常值得省思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保护环境和保证供暖，从来都不是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的关系；两者的核心要义，都在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脚于增强老百姓获得感这一根本目的。让公共政策多一些人文关怀、民生观照，我们的发展也必将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日05版）
治理绩效应让位于民生急需
作者：彭 飞
12月7日，两条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一则是环保部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部分城市下发特急函，提出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没有完工的项目或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另一条是针对媒体报道北方一些学校尚未供暖、学生被冻伤的情况，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有关省份下发督办通知单，要求高度重视、迅速查明、快速解决。
面对部分地区因“煤改气”“煤改电”而造成的取暖难题，相关部门及时回应、迅速行动，体现出对困难群众的牵挂、彰显了民生无小事的理念，也映照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方法，在冬日里为老百姓带来暖意，值得点赞。
治理是系统的工程、复杂的命题，提升治理能力尤需总结经验、累积智慧。当类似环境保护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公共政策，与老百姓眼前的现实利益产生一定程度的矛盾时，究竟该如何取舍？在落实具体改革措施之时，除了重视目的和效果，又该如何优化策略与方法？因“煤改气”等项目引发的问题、舆情启示我们，重大公共政策和改革措施，即便长远于国于民有利，也要考虑当前影响，特别是对公众生活的影响。“煤改气”长远看也是民生，但远民生不能替代近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好事更要想周全。实施前充分预案、实施时循序渐进、实施后评估反馈，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度、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治理绩效应该让位于民生急需，真正把好事办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2002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省武平县铺开，因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一时困难重重。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深入了解农民诉求后，强调“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提出了先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武平县以此为遵循，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改革，最终成为全国典范。把“过程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兼顾长远利益和当前关切，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寻求问题最优解。
其实，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调适、完善，也都不是一触即发的突然变化，也都有一个深谋远虑、不断调整的过程。无论是推进“煤改气”来治理大气污染，还是借助土地流转激活农村发展，都应持科学、严谨的态度，照应好政策实施的每个环节，充分考虑各方诉求，体现人文关怀。惟其如此，才是真正对政策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近年来，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储存等技术快速发展，“云治理”等解决方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治理资源。善用技术手段、对施政效果进行更加精准的研判，让决策、施策的全过程更加精细、智能，就能更好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遇事要瞻前顾后、踟蹰不前；恰恰相反，越是在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越要有敢试敢闯的精神和决断的勇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始终葆有为民情怀，准确把握客观规律，培养审慎“过程意识”，公共政策必定能赢得更多民心。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8日05版）
限塑十年，绿色生活仍在路上
作者：王石川
以“限塑令”为切口激活环保动力、治理能力，让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2007年12月发布的“限塑令”，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习惯。不过，从农贸市场、超市，到快递、外卖，生活中塑料袋的身影还是很常见。近日有媒体调查后得出结论，执行近10年，“限塑令”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渐弱化，引来不少讨论。
毋庸置疑，“限塑令”的施行，减少了白色污染，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改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限塑令”实施以来，塑料袋使用普遍减少2/3以上，累计约为14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840万吨石油。现实中，在超市、市场，也常有消费者自备购物袋。
不过，也有人质疑，管得住生产塑料袋的正规厂家，却管不住小作坊；管得住大超市，却管不住小卖部。随着“互联网+”兴起，快递和外卖领域逐渐成为塑料袋消耗大户，变成监管盲区。数据显示，去年仅快递业塑料袋使用量就高达147亿个。加之超薄塑料袋肆意流通等老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难免让人觉得“限塑令”在弱化。
“限塑令”遇阻，的确是新老问题的叠加所致。执法部门取证难、执法难依然存在，管不住小作坊这样的生产方，也管不住农贸市场这样的销售方。而超市“积少成多”从中获益，更让人吐槽“限塑令”变为“卖塑令”。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限塑令”加码，也同样有个执行的老问题。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协调起草《关于推广标准托盘、发展单元化物流的意见》，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方案。这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者正在积极回应问题，并将适时调整政策。
塑料袋虽小，其中也有治理的大学问。当前，相关制度安排已经比较立体、丰富。如何让规定从纸面落实到地面、进而发挥应有威力，还有赖于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密切协同。环保、质监、工商等部门，必须在塑料袋生产的审批、监控、执法等环节形成合力。而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更需要有细则的配合，明确从生产者、销售者到消费者的责任，只靠收费恐怕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推进“限塑”进程，根本上仰赖于企业和公众的参与。例如，据推算，我国每周有超过3亿份外卖被送出，如果按每份外卖消耗1个塑料袋计算，就产生了3亿个塑料袋。面对这一问题，从外卖平台到餐饮商家都负有责任。“一个人对待塑料袋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他的环保意识强弱”。塑料袋虽小，但折射着环保的大命题。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我做起、主动限“塑”，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塑料袋消耗量，真正减少环境污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都需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以“限塑令”为切口激活环保动力、治理能力，让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必将渐行渐近。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6日05版）
释放聘任制的“鲇鱼效应”
作者：赵 兵
什么是鲶鱼效应？与之类似的鳄鱼、蝴蝶等效应又是啥？
一系列与市场接轨的用人办法，打破“编制”束缚、穿越“身份”障碍，让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公告，招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今年10月以来，已有四川德阳、河南开封、山西省等地陆续发布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再度受到舆论关注，引发人们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从2006年公务员法对聘任制作出规定，到2011年《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的出台，再到今年《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的印发，公务员聘任制已走过10多年历程。时至今日，公务员聘任制更专业、更灵活、更规范，对公务员选任制度形成了重要补充，如同鲇鱼激活了公务员选任的“一池春水”，推动着公务员队伍建设朝更加高素质、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10多年来，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在“变”与“不变”之间拿捏分寸，在大胆探索与小心求证之间平衡前行。从“不变”的视角来看，灵活不代表放任，制度创新不是任意发挥，聘任制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无论是对聘任过程的依法监督，还是对被聘用人员的履职管理，无不确保聘任工作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无不贯彻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可以说，正是在制度框架下，聘任制的制度创新释放出了更多“鲇鱼效应”。
“鲇鱼效应”之一，是更好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传统的公务员选任制度无法完全满足人才专业化的需求，聘任制则提供了“另辟蹊径”的解决方案。就像这次新疆等地发布的招聘公告，专业门槛高是普遍特点，大数据产业、船舶检验师、生物医药发展……向社会畅通人才流动渠道，能够为公务员队伍补充高层次专业人才，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鲇鱼效应”之二，是让人才获得更多施展才华的渠道。多年来，编制问题卡住了党政机关向专业人才伸出的“橄榄枝”，也成了许多专业人才过不了的 “独木桥”。如今，更为灵活的聘任制规定引入了市场机制，为社会优秀人才进入机关开辟了新渠道。“合同管理”“平等协商”“聘期明确”，这一系列与市场接轨的用人办法，打破“编制”束缚、穿越“身份”障碍，让人才在党政机关与社会之间充分流动，让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同时也要看到，聘任制改革还没有尽善尽美，需要继续在解决问题中完善制度。比如说，聘任制公务员的待遇和出口，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再比如说，符合条件的聘任制公务员可以转为委任制公务员，这就需要避免执行制度的走形变味，防止个别人通过聘任制进行“萝卜招聘”，转而变成委任制，最后实现公务员身份的“曲线救国”。总之，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人才的畅通流动带来的多元选择，在于制度保障能够让每个人在单向时间里凝聚多样性与可能性。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就是要以制度保障促进人才的畅通流动，增加这种多样性与可能性。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0日05版）
接力改革，为养老加上安全阀
作者：白天亮
彻底化解参保者焦虑，既要坚定信心，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运行状况讲清楚，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又要未雨绸缪，正视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加快改革步伐
“企业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增长5.4%”“全民参保人数不断增长”“社保基金累计结余比上年增长11.5%”……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普遍提高，13亿多人共享的社保网越织越密，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与此同时，舆论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解读：“基金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速”“个别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花完”“剔除财政补贴，相当一部分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不足”……这增加了参保者的顾虑：养老保险还可靠吗？回答这一问题，几个模糊认识有必要说清楚。
其一，局部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是事实，这是不是会导致全局性风险？答案是否定的。2014年，全国出现3个省份收不抵支，之后又有所扩大。但这只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地区分割统筹的结果。养老保险是立足于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全国性制度安排，宏观数据才是衡量整个制度运行状态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从全国看，养老保险基金近年来一直是收大于支、结余持续增长。
其二，财政补贴养老金，是不是说明养老保险制度岌岌可危了？答案也是否定。财政补贴不仅是国际惯例，也是确保老年人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正常途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对在此之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其改革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由此产生的隐性债务，已明确由国家承担制度转轨成本，财政补助就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不能将其等同于“亏空”。
其三，“个人账户+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模式是不是寅吃卯粮、迟早撑不住？这种悲观的看法也缺少根据。包括德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都在稳步持续发展。而我国不仅有数万亿元滚存结余基金，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的战略储备以及巨大的政策调控空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已经完全成熟。焦虑情绪虽然没有根据，但在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的语境下，更要读懂这背后的改革期待。正因此，彻底化解参保者焦虑，既要坚定信心，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运行状况讲清楚，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又要未雨绸缪，正视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完善制度、健全政策、提高可持续性，为参保者送上“长效定心丸”。
当前，聚焦“可持续”的改革措施正在密集推出：全民参保计划稳步推进，在实现“人人享有保障”的同时将进一步做强“社会共济”功能；养老保险基金正式投资运营，可有效避免“养命钱”贬值；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应对老龄化的资金储备更充足，夯实了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将于明年启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可望调剂余缺，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负担。这类聚焦矛盾、着眼长远的改革探索，相信在未来几年还会陆续启动，增强人们对制度的长远信心。
社会保障具有参保者需求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更新转化的特点。当制度安排出现缺失时，有一份基本保障是最突出的诉求；当制度逐步健全后，提高待遇的需求就会水涨船高。人口流动加快，参保者渴盼“全国畅通”；老龄化加剧，老百姓担心未来基金支撑能力不足，这可以说是新矛盾在社保领域的体现。过去，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靠的是改革；将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靠改革。奔着问题去、敢啃硬骨头，改革将为养老保障加上安全阀，不仅能为百姓提供晚年生活稳定安全的预期，也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9日05版）
以绿色方案化解白色污染
作者：蔡华伟
各种外卖带来的垃圾泛滥，久遭诟病。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在电商、快递、外卖等领域推行绿色物流、绿色包装的实施方案。这一“绿色方案”，有望减少外卖包装带来的“白色污染”。
目前，包装垃圾的猛增，已成为生活垃圾的主要增量。2016年，我国仅消耗瓦楞纸箱原纸便多达4600万吨，占全球消费总量1/3。随处可见的包装垃圾，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明知包装既增加污染，又有一定成本，电商为何还要过度包装？担心运输途中破损，进而引起差评，或许是主要考虑。买家也有同样的心理，导致电商主动减少包装的意愿降低。而对物流行业和包装行业来说，回收再利用成本波动较大、技术瓶颈短期难以克服、行业自治及绿色监管联盟等尚在探索中等因素，也是客观存在。市场各方主体各有各的小算盘，是包装垃圾泛滥的根源。酝酿中的“绿色方案”强调多管齐下，突出治理的“主心骨”，发挥好政府的公共监管与服务职能，正是有的放矢。
从包装设计的供给侧看，减少外卖带来的白色污染，需要源头治理。监管者要对相关企业实施有效引导，加大环保督查和惩戒力度。应当看到，在传统实体店模式下，经验丰富的包装工程师从结构、材质、制作成本、空间利用等多方面不断改进，已经形成完善的包装体系。比如相机等精密器材的包装大都采用再生纸，紧致、小巧且安全，“简陋”得令人惊讶。可见，网购包装的减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今天的线上监管需要拿出过去的线下标准，从整个设计生产销售回收链的细节入手，稳步推行商品和快递包装的“绿色方案”要求。
对治理者来说，要注重疏堵结合，不仅要监管企业“不准做什么”，还要在该主动补位的地方挑大梁，去干那些市场主体“不愿干也干不好”的事情。比如，共建公共回收平台的倡议，就需要政府部门出面牵头、协调，促进单个企业的内生成本共同负担。再比如，对选择绿色技术的企业给予必要支持，包括绿色基金的设立，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循环经济的产业激励，都需要相关机构统筹协调，避免政策之间的冲突。
复杂问题的精准施治，考验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多管齐下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快递业巨大的“绿色”缺口中，其实蕴含巨大的商机，可以预见，未来的包装新业态必将会层出不穷。党的十九大要求，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政府既要用严格的标准指导与监管，又要放松管制，营造适当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竞争与技术创新。另外，对于包装的上下游相关行业，比如快递与物流中的暴力拆卸、磕碰，及垃圾分类回收等，也都离不开职能部门精准施策、有所作为。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包装垃圾期待“绿色转身”，成为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新产品。过去几年，快递封装用品“国标”的修订起草工作基本完成，电子运单占比大幅提升，胶带、塑料袋使用量明显减少，末端回收体系建设初见成效。行百里者半九十，清除过度包装的白色垃圾，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3日05版）
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作者：陈自富
日前，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公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百度、阿里云、腾讯和科大讯飞4家企业，将分别围绕自动驾驶、城市大脑、医疗影像和智能语音等领域，开展建设创新。此举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进入全面启动实施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今年7月，国务院在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其中第一步，是到2020年达到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这一目标不仅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呼应，而且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主要由商业需求尤其是互联网需求推动，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广度、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面临着与产业发展的广泛结合问题。对传统产业而言，这也是一次推动产业提升的重大契机，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基础位居世界前列，互联网作为“传动机”可以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各个具体行业，为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奠定基础。例如跨媒体感知计算技术的发展，将为一系列存在安防需求的行业，如停车场、银行、学校、仓储物流等提供人脸识别等智能化应用。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动力机”，人工智能将为各个行业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变革提供全新视角。
根据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6个重点行业进行融合创新。事实上，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远不止这6个行业，能源、旅游、医疗等各个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创新空间。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融合创新面临的新挑战。例如对于传统企业而言，独立开发和应用所需的投入很大并有失败的风险；平台型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企业会利用技术优势进行垄断；人工智能在观念、政策、法律上的支持还需加强，等等。有鉴于此，未来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还应依托各类平台型企业作为应用建设的龙头，利用其技术、数据资源等优势，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行业的落地。
对传统行业而言，有必要改变观念，更加主动地寻找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而不是由科研机构单方面将技术向企业推广；通过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造以技术为纽带的产业价值链。例如公路运输业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主动寻求货源智能匹配和路线规划，降低车辆空驶率。同时，在政府、科研机构和平台型企业共同主导的人工智能产业应用中，要主动利用市场手段来平衡好社会利益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防止平台型企业利用技术优势进行垄断。
此外，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型，在政策、伦理、法律上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做好铺垫。目前在医疗诊断、无人驾驶、教育等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人工智能技术实践领先于法律和政策现状的问题。某些传统行业也有可能因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而发生颠覆式变革，例如出租车、零售行业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从而更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