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来源：联创世华 2015年4月14日
用法治管住地方“任性发债”
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寅吃卯粮、重发轻还、新官不理旧账的地方发债乱象，今后要规范了。日前，财政部根据新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制定了《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规范一般债券发行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自发自还”，即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形式，借多少、还多少。
所谓“一般债券”，是相对专项债券而言的，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而确需举借的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以往的一般债券大都是由中央“代发代还”。由于发债与偿债的主体不完全一致，“崽卖爷田心不疼”，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责任不明、风险控制意识不强，结果让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截至2013年6月底，最保守的规模估量也达20.7万亿元。
实事求是地讲，当初地方发债开口子，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放权。但财与事的权力似乎平衡了，发与偿的责任却跑偏了。有的地方，私搭乱建发债的平台，拿政府甚至法院的大楼做抵押，大量集资、大干快上，搞了空城、鬼城、豆腐渣工程不说，还欠下一屁股债，拍拍屁股就走人。有的地方更是以大拆大建、造城运动而闻名。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通俗地讲，改革之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地方发债很少顾虑到偿还的成本。而如今，当了家就要知道柴米贵，必须讲究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责任与权力相统一。一方面，地方建设确有融资需求的，要依法举债、按期偿还，“开前门”；另一方面，除了法定渠道外，一切筹资管线都要堵死，也即“堵后门”。这个疏堵并重的过程，也是矫正官员政绩观的过程，把施政目标与政策工具双双纳入法治轨道，可称作“筑围墙”。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今天，“开、堵、筑”的意义犹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不少地方也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在基建、民生项目上有所作为。可以说，稳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关键作用，投资离不开地方举债的合理支撑。但反过来，债务的失衡乃至危机将成为触发风险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须臾不可懈怠。调控的实践反复证明，依法调控、依法发债的成本最低、风险也最小。一句话，各地须在法治框架内发债券、稳增长。
有人会问，未来的发债有法可依，过去的“饥荒”谁来负责？这个问题需历史地看待，稳妥地解决。近日，财政部下达了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意思是把旧的债务换成新的债券，纳入预算法律法规的管理。这样做，既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还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在操作程序上，还专门向全国人大有关机构进行了审计确认、沟通报告、及时报备，充分彰显了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至关重要，责任政府、有限政府的法治担子必须挑起来。此番立法法的修订，税收法定终被写入。税收法定，债务也要法定，事关财税的一切政府行为都必须法定，必须制度化地在立法机关“过堂”。惟此，才能花好纳税人的血汗钱，管住一些地方任性的权力，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帑真姓“公”、真为“公”。
期待“专车第一案”力破打车难
打破垄断无疑义，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什么是黑车，什么是专车，法律是时候给个明确的说法了
山东一位市民陈某使用专车软件提供专车服务时，被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查处。日前，无奈缴纳罚款的陈某将客管中心告上法庭，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此案。专车服务正于争议中前行，此案自然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被称为“专车第一案”。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大环境中，相信法院定会查明事实、依法审判，给双方一个公道。但如何界定专车与黑车，怎样既鼓励创新创业、又守住法律底线，此类案件也给治理者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考题。
仅从报道的情况看，陈某的车辆挂靠在租赁公司，运营受专车公司管理，似与黑车有所不同。而执法者的处罚依据中，未见交易记录的证据，只一句“可能有交易”，恐难服众。这些是是非非，尚缺明确规范，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可观的拓展空间。
法律背后是法理。透视“专车第一案”，不仅要琢磨现存法律的漏隙，还应研判新生事物的法理逻辑与利益关系。为本案中陈某喊冤的一方，主要依据的是市场化标准，认为供需与价格应由市场决定，政府的手必须插进裤兜。这有一定道理，只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只是手段，准确地讲，均只是实现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手段。对“专车第一案”的评价，也要亮出群众路线的观点，将这把尺子拿准了、拿稳了。
先看专车。所谓的专车由正规公司依法运营、照章纳税，车辆属于企业所有，司机乃是企业雇员。实践表明，专车与互联网结合的新模式，便捷了群众出行，略高一些的收费换来服务的改进，满足了多层次需求。政府对此的态度一以贯之，“鼓励创新，规范管理”，承认“有发展空间”。可以说，不管“专车第一案”的判决结果如何，以专车为补充，力破打车难的大方向肯定不会变。
再看因专车而感觉受到冲击的出租车。一些地方现有的管理体制下，“特许经营”的出租车行业，相当于处在“半垄断状态”。这一方面让司机的议价能力较弱，一方面令乘客的选择空间较小，而主管部门“控”得多、“管”得少，往往在市场规模、供需得失上反复权衡，但在司机收入与福利上，少有发声，在服务、绕路、议价等侵犯群众利益问题上，少有作为。这样的现状，常引起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不满。
这样的情况下，寄望于市场放开、引入“鲶鱼”来促进行业升级、提高出行质量，是很多人对专车持正面态度的根本原因。当然，凡事过犹不及，专车运营仍要依法登记以便监管。去饭店吃坏了肚子，买衣服碰到残次品，是不是得有个说理的渠道?禁止私家车直接运营，恰是担心不安全、不纳税、出了事找不到说理的渠道。因此，打破垄断无疑义，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也因此，什么是黑车，什么是专车，法律是时候给个明确的说法了。
放开上限，给专车发展的空间，守住下限，不让黑车恣意地横行，市场和权力都不能“任性”。克制权力的冲动，也把无理的欲望关进笼子中，需要我们秉持法治精神，在“一事一议”的积累中凝聚起推动改革的共识。
司法改革尤需“壮士断腕”
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启动于去年春夏之交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一点一点往纵深推进。继去年首批7个试点地区先行先试之后，今年上半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份试点也将全面启动。届时，全国将有过半省份参与到这一改革的进程中来。
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今天的司法改革不再是由下而上的底层创新推动，而是顶层设计主导，中间推进，基层实践。如何将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这是对处于中间层的改革推进者们的巨大考验。
此轮司法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先行试点地区开展的5项具体改革内容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这些改革措施要变的是长久以来存积于司法机关内外的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要动的是包括改革推进者自身在内的诸多利益格局。
这条改革路径上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而是布满荆棘和暗礁。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推进者自身——在这一万众期待、多方利益博弈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比如，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现法官、检察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有限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向谁倾斜?在有些地区的法院、检察院，过去没有考虑过员额比例，院、庭长或者是审委会、检委会超配，现在员额有限，是先让那些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占上好位置，还是让基层一线的法官有入额优先权?
比如，推行司法责任制，原先承担了大量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事务的院、庭长们要不要办案子?不办案子，怎么可以有具体案件审理的话语权，又怎么可以占据法官的员额?院、庭长办案质效该由谁来评定、办案过程怎么监督?
再比如，要严格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不仅要经过六七轮考核、考试，还要由第三方机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来最终确定人选，法院、检察院领导们的人事话语权受限，这当中又有多少权力受限的纠结?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此轮司法改革中的关键，绕不过、躲不过。这些改革举措调整的是体制、机制，触动的恰恰是改革推进者的权力、利益。作为此轮司法改革的具体实施者，这些处于中间推进层面的法院、检察院院、庭长，如果没有敢于向自身利益动刀的决心，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改革就不可能走向纵深。
在司法机关之外，同样也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司法改革不可能由法院、检察院单兵突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条基本准则，而要保障这项改革到位，必须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它所要革掉的权力不是一群人、一个机构的权力，而是所有试图干预司法的权力格局和制度。这不仅考量着改革者的勇气，更考验着智慧和决心。
上海一位法律界专家在谈及此轮司法改革时，他希望，今后30年是法学家的时代，是法学家与民众共同构建一个能确保经济改革成果公平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法律专家的激情话语背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盼。
点赞全面拥抱生态文明的中国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挑战、威胁，也拥有机遇。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不断逼近，威胁到全人类。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担当领导角色。追求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够从传统自我毁灭的工业化进入全球生态文明繁荣的新阶段。
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要弥合自然与资本之间的裂痕。地球不能再仅仅是将消耗品和资源转换成流通的货币。金融和自然资产必须存在于一个良性循环中。经济增长意味着生态建设和自然资本的再生，这是一个生态文明学的专业定义。例如，建立一个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取代化石燃料，就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极佳典范。
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属性。首先，人类与自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人类处于动态平衡的自然中。第二，生态文明是指建立一个零浪费、零污染的生态循环。一种生产过程的排放成为下一个生产周期的原料，这适用于工业、农业。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讲，生态转型的内容包括消除贫困、公平地再分配资源、推动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中国已经全面拥抱和追求生态文明，将之作为中国各项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并在国际舞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合作。但西方对中国基本的生态文明原则评价甚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仅将视线停留在中国的崛起、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上。中国已经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摈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到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常态。去年，中国和美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是两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开端。美国设置了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中美两国还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以下三方面措施有助于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
首先，将市场机制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对所有商品和服务做生态评估，使之成为决定投资、生产、消费的重要指引，让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低于不符合标准的，获得更多份额和利润。好的商业必须符合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明智的消费选择包括购买符合生态标准的产品。还可以考虑引入生态价值税——消耗越多、污染越多、破坏越多，生态价值税就越高。
其次，建设大规模清洁电网。小范围的可再生能源电网容易出现波动，但是大规模高压输电网能够提供可靠、低价、清洁的电力。目前欧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这个市场很大，领先的国家能获得先机，我所在的机构也在为东亚地区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网提供服务。
其三，利用好国际投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电力网络，助推国内淘汰落后企业。建设全球生态评估补偿机制，使高耗能企业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需要在生态灾难没有完全展现之前，采取措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金平台”为何变成黑平台
让非法的“危险”变成合法的“风险”，迫切需要校正跑偏的政绩观，形成法治化打击“黑平台”的央地合力
日前，多地证监部门联合查处了一起黄金非法经营案件。一家从经营资质到投资方式均违法、违规的“贵金属交易所”，让4万名投资者几乎血本无归。这家总部位于湖南、业务遍及全国的“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未经任何金融监管部门审批，仅在福建一地就累计非法成交贵金属期货交易585.96亿元。人们常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而在纯属诈骗的黑平台上，风险成了危险，投资成了有去无回的砸钱。
其实，近年来标榜“躺着赚钱”的黑平台并不少见，往往打着黄金买卖、白银致富的幌子，成为理财欺诈的高发区。如本案中，黑平台自己掌控着操纵价格的软件，靠变戏法似的涨跌攫取大量佣金，有投资者甚至10天亏掉12万元。此外，常见的把戏还有，宣称“借钱炒金”、实则骗取本金，采取“高息回购”、实则非法集资，伪装“境外揽客”、实则地下办公……对这种种行径，必须挥起法治利剑，砍掉两只黑手。
第一只黑手，是黑平台的直接操控者。记者调查发现，该案的黑平台不过是家夫妻店，经营范围压根不包括黄金，更不是自称的“伦敦金”合法代理，连交易行情数据也是捏造的。既然是彻头彻尾的李鬼，就要给予断头断尾的严厉打击。这次，监管部门及时出手，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值得点赞。福建三地法院也已作出判决，17名涉案人员均已获刑。相信，法治化的监管，永远是资本市场最给力的屏障。
然而，另一只黑手却不易管住。早在2011年，五部委就明令禁止另设黄金交易所，从事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必须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但现实中的不少贵金属交易平台，仅靠地方一纸批文就能设立，有些甚至没有任何手续。非法勾当披上似乎合法的外衣，加之抓住了投资者的贪心，便让黑平台摇身一变成了“金平台”，铺天盖地、大摇大摆行骗于阳光下。
明知不合法，还侵犯群众利益、诱发金融风险，少数地方政府为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致电中国证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是“利益左右”。“像开赌场一样”的“黑平台”，不仅能给地方带来数以亿计的丰厚税收，还可打出金融政绩的鲜亮旗号。并且，对此类案件的审理，目前采取属地原则，罚金可谓九牛一毛，也令证监部门鞭长莫及，有劲使不出。正因此，为本案中黑平台制作欺诈交易软件的另一企业，仍在经营。
置于当下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政商联袂的把戏还有更大的动因。一方面经济有下行压力，不排除有的地方萝卜快了不洗泥，是个企业就上马;一方面股市连续上涨，投资者警惕心理放松，易被高息理财诱惑上钩。所以，在证监部门尽职查处、坚持露头一起打一起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校正那些跑偏的政绩观，形成法治化打击黑平台的央地合力。
马克思曾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贵金属消费、投资理应成为群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让非法的危险回归到合法的风险，让犯罪的手段回归为理财的工具，离不开投资者教育的普及，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尽快成文，但最离不开的则是权力的制约平衡、依法行使。
营造“从严”的强大气场
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既是重要内容，又是根本保证。基层群众普遍反映，现在干部约束严了、群众信访少了，党员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难处发力。“针尖大的窟窿能透斗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从一顿饭、一包烟、一趟车、一次考勤、一次“走读”等“小事”抓起，把从严治党具体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在全市实行“公款送礼零支出、村级招待零费用、执行禁令零容忍、公职人员服务群众零障碍”的“四零”规定，县乡干部下乡工作，原则上不在村里就餐，确因工作需要时由村干部在村民家派饭，饭后当场支付费用，一般每人次20—25元，干部凭村民签字证明回单位报销。广大党员干部深深感到，管小事、改小节，抓在了实处，警醒了干部，也赢得了民心。
注重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自觉适应从被动严到主动严、从一时严到一直严、从干部严到党员严、从重点严到全面严的转变，着力在“四度”上下功夫。即，广度上要覆盖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级，不留死角、没有盲区;密度上不能抓一阵子、松一阵子，要常态化地巡查、常态化地监督;力度上要有震撼力、威慑力，铁心硬手抓查处;深度上既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更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须臾不能脱离实践，必须自觉贯彻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请群众监督、由群众评判，在良性互动中激发动力。可以制定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建立各级领导干部驻基层联系点制度。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在春节期间至少联系5名普通群众，每人至少交流10分钟，写5篇以上春节民情日记。民情日记记载干部访贫问苦、参加群众劳动、帮群众要工钱等具体事情，语言朴实、充满百姓情怀，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让群众知道干部是怎样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努力工作的，赢得群众纷纷点赞。
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同于全球经济新常态
近年来，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常态”加以描述。新常态这一概念在国内和国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如果说全球经济新常态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
在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旧常态”，即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周期波动弱化。这一被称为“大稳定”的旧常态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综合产物。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结果。从长周期的视角看，旧常态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则是全球经济转向下行阶段的开始。
全球经济新常态在各个领域均有表现，其中最具特征者有五：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各国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五大特征，究其实体面的根源，主要在于所谓的“长期停滞”。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概括而言，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从供给端分析，主要是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以及真实利率水平为负;从需求端看，主要表现在持续存在的产出缺口上，即实际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低于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责任角度看，主要体现在均衡利率为负值下的货币政策失效;从收入分配看，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主要的表现是结构性减速。其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的低效率困境、创新能力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带来一系列挑战，包括产能过剩、杠杆率飙升、城镇化转型以及“量宽价高”悖论等。
尽管增长速度下滑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它只是外在表现，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新常态不同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重组、经济结构转变、治理体系重塑和大国关系再造;在国内，除了这些全球共性，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迈进。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但应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唾手可得的。当我们说经济新常态开辟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国经济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但把机遇变为现实，还有待我们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固然显示了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引领新常态”则更体现了面对新挑战的深思熟虑和敢于胜利的勇气。对新常态的引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启动创新驱动新引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塑造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新格局，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
创新治理 为社会发展添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新形势呼唤新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又需要来自基层的实践经验，只有统筹协调，上下联动，才能更好适应社会治理新形势，为社会发展添活力。
新形势，新变化，对社会治理的新方式也提出了要求。为适应群众信访网络化，以加强基层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站）建设为抓手，研发运行“阳光信访”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除了网上投诉，群众的来人来信投诉、短信投诉、电话投诉都要纳入该系统。这既方便群众查询信访办理进度，也可以规范信访秩序，避免群众多头上访、越级上访。
社会力量不可或缺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把适合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整体数量不足、资源保障欠缺、成长空间有限、社会认同较低等问题。 解决基层矛盾，不能仅靠几个基层干部，要创新机制，让更多群众参与其中。
依法治理是法宝
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确保首都稳定，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还要强化法治思维，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惩治暴力恐怖，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安全，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社会治理重在依法治理。在日益完备的法律体系下，各类社会主体都应该有明确的权利、义务，严格遵守‘法有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活动原则。”
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教育引导群众以法治思维看待矛盾，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现在基层越来越重视普法教育，但是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还有欠缺。只有把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地方文化中，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越来越开放”诠释中国机遇
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
中国正在积极走出去，是否还需要外资?政府部门依法推进反垄断，是不是意味着保护主义“抬头”?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疑问时常出现。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与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对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三个“不会变”掷地有声地宣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
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兼容并包，有着坚实的现实支撑。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224.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6亿美元，同比增长0.9%。2014年全年，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这些数据说明，外资非但没有走，还在继续来。
把中国吸引外资的成绩放在全球背景下看，更能显出“风景这边独好”。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初步数据表明，2014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下降了14%，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腰斩了一半以上，而中国FDI流入量实现3%的温和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将中国使用外资的数据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那些所谓外资“望而却步”“撤离”之类的说法，没有道理。
中国不会奉行保护主义，中国还会继续欢迎外资，这些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对内来说是改革，对外来说是开放，二者相辅相成，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继续步步为营推进对外开放。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扩容，到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昂首起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公布，为务实合作点亮了航标灯;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热情也不逊于东部地区。既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不变，中国对外资的态度只会是：欢迎!
当然，欢迎外资不代表来者不拒。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使用外资时也要有所甄别，政策内容会有相应调整。比如，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日前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就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承接高端产业转移;鼓励外资在研发环节投资，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
去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加强了反垄断的执法力度，部分知名外企收到了罚单，一些人对此存在疑虑。实际上，反垄断是各个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且中国的反垄断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内资企业垄断照罚不误，没有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外商投资创业的环境会越来越规范有序，这恰恰是健康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所在。
把握大势才能赢得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国机遇的内涵在不断扩充。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扩大，投资机遇在扩大，绿色机遇在扩大，对外合作的机遇在扩大。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多哈回合谈判，倡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倡导筹建亚投行，全方位推进经济金融合作……这一系列“越来越开放”的举措，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决心，不断诠释着中国机遇的时代内涵。顺势而为，把握机遇，才能站在新一轮发展的风口之上，赢得全新的未来。
“一带一路”地方策须防“新瓶装旧酒”
一些地方仍将“一带一路”视为从中央规划里抢夺重大项目、争取优惠政策的利器，匆忙上马一些未经科学评估的示范区、孵化器和基础设施项目，以期能“倒逼”中央承诺。
近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4个“八国集团”成员相继公开宣布愿意加入亚投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进展。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得到的国际支持越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可贡献的力量就越大。
这就更需要对于亚投行乃至“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英国财政部在宣布加入亚投行时，已经明示其意在治理层面的制度安排。治理是良序之源，如果不能在治理上保持“先进性”，作为“一带一路”倡导国，我方话语权也难以有效保证。
治理虽然可因问题的不同划分为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但治理的逻辑一以贯之。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程度来看，国内基础还需夯实，一些地方政府想用“一带一路”的“新瓶”来装旧发展模式之“旧酒”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一些地方治理观念还守着“老黄历”，跟不上“新常态”的新要求。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唯GDP增速论英雄”已成过往，未来的发展更强调增长的质量、环境的保护、人民满意度的提升。然而，一些地方仍将“一带一路”视为从中央规划里抢夺重大项目、争取优惠政策的利器，匆忙上马一些未经科学评估的示范区、孵化器和基础设施项目，以期能“倒逼”中央承诺。个别地方甚至直接以投入为产出，不断积累落后过剩产能，想把“政绩”留给自己，把烂尾楼、烂摊子留给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的地方实践，考验着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正确的选择是，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契机，推动地方政府自身理念和能力的提升。
首先，应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要充分认识良序和善治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布局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自觉。当前，仍有一些干部固守“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懒政思维，信奉“稳”字当头的为官之道，习惯于简单化的上传下达。这种墨守成规的背后，是基本的责任意识和从政道德的缺失，因此也必然成为创新路上的绊脚石，贻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其次，应不断强化改革意识。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以“简政放权”为重要工作目标，两年来取消、下放了为数众多的行政审批权。其中相当部分，当转由市场化的、充分竞争的行业组织、专业机构等来承担。但是在一些地方，下放的审批权没有人接，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还有个别干部，以此为借口，庸懒慢浮混日子。甚至有一些地方，从政府部门中延伸出摘掉政府牌子的“二政府”，凭借独此一家的地位，服务态度不升反降，收取费用不降反升，施政手段简单粗暴。
此外，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治理能力提升，应突出地体现在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在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的既往经验中，能力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上。譬如说要有广场，便修了广场，说治理街道脏乱差，城管就能到位……其效率不可谓不高。但这样的管理,其对象往往目标明确、业已存在，通过人力物力组织的效果较容易保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势必面临许多前所未见的局面，用命令或计划的方式往往事倍功半。此时更重要的治理能力，是服务的能力。如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收获服务能力的提升，于国于民，皆为幸事。
简政放权不能成为“自由落体”
要把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向民众公开。这种公开不是大而化之地把层峦叠嶂的相关条款在网上一挂了之，用“文山法海”来蔽塞群众的耳目。
在参加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将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并列，强调“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
领导人的谆谆告诫并非无的放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在打击腐败、简政放权等问题上动了真格。大批贪官落马，诸多权力下放。但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借简政放权之名、行懒政惰政之实的情况。甚至有抱怨说，以前是拿钱办事，现在钱不敢拿，事也不给办，当“甩手掌柜”。
简政放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取消一些审批事项，二是下放一些审批权。前者的逻辑是，那些成本和收益完全或主要由微观决策主体来担当的事情，或者叫没有“外部性”的事情，应当由企业和市场来决定。而对那些收益主要由自己获得、成本却容易由社会来承担的事情，则需要严格审批，以避免为个体利益不断扩大产出，造成社会总的损失大于其创造的价值。比如，一些排污企业的老板自己赚得盆满钵圆，却让山河为之变色。核算下来，治污成本远高于企业对税收、就业和增长的贡献。类似的审批就不能取消了之。
下放审批权，并不等于撒手不管，而是要研究探索建一种动态监管机制，转变管理方式;对基层政府或部门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努力提高“接得住、管得好”的能力。
避免简政放权成为“自由落体”，需要做好三件事：其一是因责定权。责任有多大，权力才能有多大。责轻权重易弄权，责重权轻难任事。应当根据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政府责任的大小，划分权力范围。
其二是权责公开。要把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向民众公开。这种公开不是大而化之地把层峦叠嶂的相关条款在网上一挂了之，用“文山法海”来蔽塞公众的耳目。非技术性的权责公布要简单明了，技术性的要有专门机构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及时、简明的解释。这也是“简政”的应有之义。
其三是追责从严。因责定权解决的是政府能力的问题，即让各级政府有能力对当地需求及时回应;权责公开解决的是监督可能性的问题，让外界能够对各级政府是否称职作出准确判断;追责从严则是要解决监督力度的问题，要让有能力履责而又不履责的部门受到严惩。如果在这一步出现“软约束”，前面的事都白做了。
13亿：8000：11带给中国足球的尴尬
中国足球改革也被赋予了足球之外的意义：足球改革的路径探索，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具体实践。社会对中国足球改革的期待，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
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方案》主要涉及足球改革三步走、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等问题。不过社会尤其关注的，是方案中提到的加大校园足球学时比重和政府兴建足球场数量等措施。
常有人问，13亿中国人为何选不出11个能踢好球的?殊不知，与足球成绩直接相关的，并非国民人口数量，而是足球人口，尤其是注册球员数量。
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普华永道发布了“世界杯指数”，其研究表明，注册球员数量的因素对世界杯成绩的影响占比超过50%。
中国足协调研显示，2011年下半年全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仅8000人，与越南的5万人比都显逊色，更遑论德国超过600万的注册球员数。
无怪乎中国球迷会归罪于房地产和高考：没场地踢球，没孩子踢球，何来注册球员?
世界上的足球强国，从未有哪支球队能永远屹立巅峰;但那些具有深厚足球底蕴的国家，均能历经更替，跨过低谷，重拾荣耀。所谓历史底蕴，并非单指历史成绩，更是由历史辉煌培养起来的热烈社会氛围，以及由此而生的庞大的有效人口基数。
其实，并非足球的发展如此，国家的其他事业发展，也是如此。
近期，创客成为最火爆的新概念之一。这一群体迅速吸引了总理的目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谓精辟归纳了创客之于创新的意义。与现代创新多诞生于企业或政府的科研机构不同，创客独立于大机构之外。他们的出现，有效扩大了创新的人口基数，创新不再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专业事务，大众也可以通过开源硬件和软件的学习，成为创新一员，以此提高社会整体的试错频率，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新可能。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动力，也正源自同样的智慧。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推进城镇化，其大方向均是激发社会活力，以大众的创造力，积流成河，铸造中国奇迹。
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做的还是这件事，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基于此，本届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中央反复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1954年，联邦德国在瑞士伯尔尼以非种子球队身份首次捧得大力神杯。“伯尔尼奇迹”的意义远超足球领域。在此之后，德国经济开始腾飞。正如德国作家艾希勒所说：“伯尔尼的胜利是国家自信心的重生”。
中国足球改革也被赋予了足球之外的意义：足球改革的路径探索，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具体实践。社会对中国足球改革的期待，也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
用回避制夯实国企反腐隔离墙
确保国企廉洁运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得靠严密的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清除利益输送的各种渠道
日前，山东省出台新规，要求省管国企负责人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对违反回避规定者将采取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这一规定很受关注，引发了有关国企反腐和监管的讨论。
任人唯亲、乱打招呼、弄虚作假……从招聘到开展业务活动，种种潜规则腐蚀着国企肌体;“父子兵”“夫妻店”“兄弟帮”……一些亲属傍着国企负责人坐收渔利，损公肥私，社会影响恶劣。比如“齐鲁银行案”，资金掮客、企业高管和银行关键岗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亲属形成了利益输送链条，竟一下子撂倒9名厅官。就此而言，山东出台相关回避制度，将加强对国企负责人的有效约束，清除利益输送的各种渠道，可谓出实招、动真格。
据统计，仅去年就有70多名国企高管落马，不少来自央企;而刚刚过去的3月，至少有15名央企和地方国企高管被查，平均每两天一个，被媒体称为“国企反腐月”。中央巡视组此前公布对一些央企的巡视情况时指出，企业领导人员及其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从事关联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反映较多。中央也曾明确表态，2015年将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重点就是查找靠山吃山、利益输送等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9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对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任职回避作出制度安排。可为何有的企业还是频现“近亲繁殖”，不法利益暗流涌动?可见，关键还在于抓好落实。诚如专家所言，仅凭一纸公文难以根绝国企腐败，还得用更严密的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久久为功。正因此，为确保国企廉洁运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必须将一些宏观、中观层面的制度进一步落细、落小，采取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方式，让各项机制落地生根。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反腐倡廉建章立制的重要性，专门提出“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细览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负责人“利用职权，为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可说是这类腐败案件所暴露出的一个普遍特点。
因此，无论是山西建立国企招聘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新疆规定国企岗位一律公开招聘、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还是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以及此次山东出台国企负责人回避规定，从上到下，都在持续探索、积极作为，不断加强监管，夯实反腐的隔离墙。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进程中，置身经济发展新常态，国有企业肩负着稳增长、调结构的重任，其改革创新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需要一任又一任国企负责人廉洁履职，接力打拼，才能确保国企基业长青。
“抗拒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崇高的事情来。”我们期待国企高管们凭借道德勇气、人生智慧抵制来自身边的诱惑，更寄望于制度笼子日益细密、增强刚性，通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净化国企改革发展的生态。
楼市调控的决策定力
楼市调控有定力，并非不作为，而是坚定目标，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握好力度与节奏
3月最后一周，楼市调控新政密集出台。调整供地节奏与结构、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调低至40%、个人购买2年以上的普通住宅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这套覆盖土地、信贷、税收的楼市调控“组合拳”引发热议，人们普遍对楼市新政充满期待。当然，也存在一些疑惑。有人就问：楼市调控失去定力了吗?这会不会是新一轮强刺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楼市调控有定力，并非不作为，而是坚定目标，不轻易出手，但该出手时就出手，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决不犹疑。过去十年，楼市调控多是基于房价单边过快上涨出台的从严政策，以致不少人误认为只有“禁止”“限制”才是调控。其实，楼市调控的目标不是打压房地产，而是避免楼市大起大落对房地产业乃至宏观经济造成破坏性冲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市场走势看，去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深度调整，从过去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总体偏紧，进入了总体趋于平衡、局部地区过剩的状态，转向了减速换挡的新阶段，区域分化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从市场需求看，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有巨大空间。虽然去年9月30日已对房贷政策进行了调整，但鉴于二套房首付比例过高，依然限制了改善性需求的释放。及时调整限制性政策，防止楼市过快下行引发经济震荡，也是符合市场规律、满足民生需求的谋定后动、顺势而为。
楼市调控要出手，当然不能乱出手，从哪儿出手，向何处着力，最终还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一度，面对楼市高烧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应急式、行政化、“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在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也抑制了部分改善性购房需求。小康家庭添丁加薪，自然想住得宽敞些。市场有供给，如果信贷、税收政策再给点力，就不用望房兴叹。如今，楼市“组合拳”一出，缓解了普通家庭购买改善性住房的购房压力。在北京，一套市场价300万元的3年龄普通住房，根据新政策，对外销售时将全部免掉十几万元营业税;在上海，初步测算，一套普通住宅交易可减少税费在13万元至25万元之间。减免税费，释放购房需求，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市场信心也将进一步提振，这样的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其积极作用会逐步显现出来。
楼市调控要出手，除了准，还得稳，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去年以来，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房价继续下跌，而是调控重踩“大油门”，让曾经超负荷磨损的赛车重新提速，错过了检修保养的机遇，丢了后劲，甚至增加新的风险。现在看来，楼市新政强调的是让市场回归正常化，注重因地因城施策，既激发市场活力，又没有一放了之，这套“组合拳”力度适中，跳出了“强刺激”的窠臼。
不过，调控并非包治楼市问题的万能药，更不是实现住有所居的惟一依靠。构建稳定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给不同人群提供解决住房问题的最佳渠道，破解住房市场供给结构的错位与缺位，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楼市运行风险，稳定公众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也门撤侨，祖国永远是靠山
最近，中国从也门撤离500多名中国公民的行动，引发广泛关注和好评。“感谢祖国!”穿越战火、毫发无伤地踏上回家之路的人们由衷欢呼，社会舆论对这次行动也纷纷点赞。一名网友写道：祖国实力的强大不在于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危险的时候能把你带回家。
回顾这次撤侨行动，有不少地方令人印象深刻。
危急关头，果断而科学的决策很关键。沙特阿拉伯等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空袭，当一些有侨民的国家还在考虑何时撤侨、如何撤侨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已经靠港接人了。党中央时刻关注着也门局势，准确掌握了也门需撤离的中国公民数量，在空袭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启动了应急机制，并充分考虑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作出了派出海军舰船前往撤侨的决策。可以说，无论是对时机、运力的把握，还是对规模、手段的考虑，都恰到好处，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更加果断、精准、科学。
这次行动，是对国家理念的一次生动诠释。也门撤侨，从撤离路线设计到生活用品准备，从协调国际关系，到对外信息发布，无不展现出沉着理性和人间温情，尤其是在维护公民安全上，更是坚定不移，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公民的关爱。现代国家的安全观，是突显公民安全的安全观。中央倡导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人为本。面对也门的战争危机，中国最关注的是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表达了国家的态度：“我们牵挂着每一个人。”
“做人民的安全卫士，做同胞的诺亚方舟”，这次撤侨行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高度专业化的素养。在派出力量上，确定由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舰艇编队执行，足以应对也门撤侨的安全威胁;在撤离方式上，中国驻也门大使馆鉴于空中与陆路撤离均不安全，提出了先陆路转移至港口，再转移至第三国的最稳妥方案;在军事安全上，提前将中国舰艇前往也门的路线、位置等，通报给正在空袭胡塞武装的有关国家，防止误击误判。这些举措，保证了撤侨行动一路顺畅。从3月26日凌晨多国空袭开始到3月30日中午撤侨结束，一共不到5天的时间。如此安全高效顺畅，得益于越来越完备的体制、机制，越来越强大的执行力。
行动的圆满成功，见证国家护侨实力的增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远赴海外的华人华侨遭遇战争和面对危机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国家的侨民安然撤离，或挤上他国的舰船、飞机逃难，不少人被当作“任人宰割的肥羊”。也门撤侨再一次表明，如今的中国，国家的危机管理、应急指挥、应急保障、国际协调等撤侨和护侨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一位从也门撤离的技术人员说：“能坐军舰撤离，真是不幸中的荣幸，祖国强大了，也让我们感觉到踏实、安心。”这番话，其实道出了撤离人员的共同心声。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走出去”的中国人将越来越多，遍布世界各地。当前世界仍很不安宁，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仍然频发，安全风险此起彼伏。从利比亚撤侨到也门撤侨，都在告诉人们，不管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那座坚强靠山。
用制度管住权力“任性”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办事不求人”无疑是题中之义。这是普通人期盼的愿景，是法治中国最为生动的情形之一。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办事”既是人与事打交道，也是人与人打交道，前者关系制度优化，后者考验政治伦理。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要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用制度管住权力“任性”，以规则重塑权力运行，以责任校准权力观念。
应该说，这些年来，尤其是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以及政府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公章长征”的事情有所减少，脸好看了，门好进了，话也好听了。但在不少地方，群众仍然面临“中梗阻”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现象也依然存在。症结到底出在哪里？
从权力运行本身反思，群众办事难，与制度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不无关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没有明确而细致的权力清单和程序规定，一些工作人员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甚至故意刁难、拖延。有的则想着拿好处、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权力变现。正常渠道没法办，老百姓只好考虑托关系，找熟人，塞点“辛苦费”，送点土特产。“敲门敲断手，盖章跑断腿，电话永远没人接，等终于见到领导了，吃饭唱歌带洗脚，领导一摸红包薄，结果事儿又黄了。”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生动地刻画了群众办事求人的无奈心理。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破解“办事难”，必须管住管好权力，让其规范化运行。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哪些权力是要保留的，各项行政职权的行使主体是谁，都有哪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都要作具体而微的规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见》还要求强化权力监督和问责，不按权力清单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将被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通过这些制度设计，行政权力将纳入法治的轨道。权力清单的出台，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权力将被套上制度的“辔头”。具体说，百姓找政府办事，该找什么部门、该走什么程序、政府该怎么办、多长时限内办结，都由制度、清单规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刁难、拖延，否则百姓就可投诉，相关人员就会被问责，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到最低。
“民者，国之根也”。解决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促进办事规范化、法治化，将开启“办事不求人”时代。可以说，每一份权力清单，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书，都是对法治中国这本巨著最具体的注解。
办事不求人，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最鲜活、最生动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阳光，清除灰色地带，增强服务意识，才能让“办事难”成为历史的尘埃。
当然，改革永无止境。推出权力清单，解决“办事难”，仅仅是迈出“让百姓办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样提高办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诸如这些问题，也是“让百姓办事不求人”必须迈过的坎。“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沿着法治轨道，发挥制度效力，管住权力“任性”，我们就能在每一个事项、每一个环节中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啃下“办事难”这块硬骨头。
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为害甚大，不容轻忽。廓清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需要做多方面工作，其中重要一点是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研究属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故“真的”历史必然是“活”的历史，它融入了当下。这一说法不乏辩证思维。换言之，人们对于历史的思考，总会有一个观察点或出发点，它归根结底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社会时代性的体认紧密相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其时的中国正处于舍旧趋新的过渡时代。凡过渡时代都孕育着大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大危险。所谓大希望，是指它不仅是英雄豪杰的大舞台，而且是一个民族由衰趋盛的转折点，故曰“美哉过渡时代乎”；所谓大危险，是指它祸福相倚、充满风险，对未来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国家与国人的成败祸福。因此，他强调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与国民必须具备三大品格，即“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其中又以“别择性”最为重要。他说，当今世界上的政治模式多种多样，各国国情与国民之所宜也是多种多样的，“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故当时中国的政治家若不能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将会导致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则其负民也实甚”。
当前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常被称为“改革期”“转型期”“过渡期”等。这不无道理。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逐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明显的过渡与转型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当今时代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毕竟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人类社会无时不在过渡中，因为无过渡则无进步，是为常态；就狭义讲，则是体现了一个社会由“停顿时代”到重获新生间的过渡，社会的“发生力”因之被重新激活，是为非常态的脱胎换骨的蜕变期。梁启超所论的“过渡时代”乃指狭义。在他看来，其时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去所厌离之旧界”，而追寻西方“新界”，即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仿行西方宪政、改弦更张的社会大变革。而当下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辙易帜渺不相涉。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缘此可知，能否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同时又不忘梁启超关于“大危险”和“别择性”的警示，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1990年，胡乔木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纲时认为：“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很显然，他强调的“这么一个思路”，不仅充分肯定了我们党70年的奋斗历程，而且其观察点或出发点，正是源于对当下中国社会乃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代性的正确体认。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对此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告诉人们：历史与现实是统一的，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本身即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历史的敬意。
当前，一些人错读当下的中国，甚至认为中国正告别社会主义、归趋西方资本主义，因而他们趋向抹杀和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本清源，重点在于引导人们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立法保障志愿者权益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目前，我国仅注册的青年志愿者就超过4000万人，还有其他类别的注册志愿者和更多尚未注册但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数千万人，他们的权益应当依法得到保障。
但从实际情况看，多年来我国志愿服务法制保障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地方立法不完善，存在缺口很大、理解各异、质量不齐、规范陈旧、进展失衡等问题。例如，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界定、对志愿者权益的保障、对志愿者的奖励措施和奖励标准、志愿服务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各地的立法差异较大、执法水平悬殊。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层面专门立法长期缺位，一直未能予以引导、调整和规范，成为依法推动志愿服务事业稳健发展的瓶颈。
建议志愿服务法重点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明确我国志愿服务的立法宗旨，应该是弘扬志愿者精神，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引导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和文明建设水平；
二是明确志愿服务的基本法律问题，如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的概念以及志愿服务活动性质等争议较大且事关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是确定志愿服务的法律原则，应体现公益奉献、平等自愿、民主参与、活动效能、政府指导、诚信互助、社会责任、风险防范、权益保障和权责统一的原则；
四是明确志愿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须要妥善解决志愿服务活动的领导、规划、协调、指导、激励、监管、协同、合作、保障等管理体制、机制、方式和职能问题；
五是规范志愿服务活动的运行，确立从志愿者的招募、培训、使用、评价、激励到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保障等一系列规范；
六是规定志愿服务管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
七是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主要解决身份资格、普及教育、专业培训、常规演练、应急服务等问题；
八是规范志愿服务的经费保障和风险防控。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回应实践需求、顺应世界潮流的志愿服务法早日出台后，必将更给力地依法推动和保障志愿服务事业健康顺利发展，进一步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文明建设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使得志愿服务成为一张更加亮丽的中国名片。
拨亮乡村教师这盏文明之灯
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燃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乡村和城市相携走进现代中国
基础教育的热点话题，这些年常常胶着于择校热、课业重，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就读门槛，多是围着城市打转儿，而乡村教育问题则相对沉默。不少农村孩子担心，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多少老师能坚守?一些乡村教师孤独地承担着包班教学，在“麻雀校”里成为全能老师，他们薪酬微薄，有的甚至白天教学、业余时间打工来贴补家用，遑论职业尊严?从最近中央媒体的一些报道中，乡村教师的难处，乡村教育的短板，令人关注。
乡村的三尺讲台，事关广大农村中小学生的命运，更关乎整个民族的未来。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乡村教育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直击肯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教育被提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高度，誓言“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这份源自顶层设计、安排操作细则的改革计划，最令人振奋的，是一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理疗”，将药下到了腠理深处。比如，城市基础教育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敞开大门，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只有乡村与城镇拥有相对均等的教育资源，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才会从根本上缩小。再如，农村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对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曾经生动热闹的乡村学校，生源少了，规模小了，教师跑了，乡村文化主心骨何处安放?孩子们翻山越岭奔向遥远的学校，年轻父母在城里辛辛苦苦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谁来撑起乡村的明天?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给汉武帝献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指乡村教育的根本，是“教化乡邑”。陶行知的话，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思：“学校是乡村的中心，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小而言之，全村的兴衰;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小学教员的手里”。
掌握着“全民族的命运”的乡村教师，是一盏盏灯火，驱散乡土大地的蒙昧，烛照乡土文明的传承。
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坐视农村中小学的教育差距同城市日渐拉大。对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对向来秉承“礼失求诸野”、以美丽乡村作为精神家园的中国而言，乡村绝不能失守，乡村教育的灯火绝不能黯然，乡村教师的尊严绝不能委顿。对我们来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不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发展课题。
“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在强有力的“支持计划”下，乡村教师以及乡村教育，都将有温暖、踏实而有尊严的未来。而乡村学校承担的潜在责任也将发扬蹈厉：传承文化、维护社会安定、培育有凝聚力的民风民俗。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燃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进而让乡村和城市相携，一同走进现代中国。
传承弘扬丝路精神 共筑梦想同谱华章
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将让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克时艰、共创辉煌。这充分展示了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明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与义务，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将秉承丝路精神，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将以政策沟通为重要保障。我们将本着求同存异理念，积极推动沿线各国构建多层面的政策交流机制和联动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协商研究确定有利于深化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共同编制合作规划或签署合作备忘录，促进政治互信，深化利益融合，努力形成合作“最大公约数”。
“一带一路”建设将以设施联通为优先领域。我们将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共同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国际骨干通道建设，突出抓好区域间互联互通，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通达水平，努力为沿线各国合作交往提供多元优质、便捷畅通、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将以贸易畅通为重点内容。我们将与各国一道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努力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促进各经济体间发展自由贸易关系，形成覆盖“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一带一路”建设将以资金融通为重要支撑。我们将与沿线各国深化金融合作，加强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共同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撑作用，积极稳妥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加快组建并发挥丝路基金的作用，推动沿线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一带一路”建设将以民心相通为社会根基。我们将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各国间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互动、旅游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人文合作，支持各方互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共办文化年、艺术节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路特色的世界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加强民间组织交流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培育情感共同体。
“一带一路”将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第一要。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不限国别范畴，不搞封闭机制，所有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可以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逐新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再现古丝绸之路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
在改革视野中理解“职业年金”
养老并轨不是简单的“拉平”。职业年金制度的引入，对于企业年金的推广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职业年金来了。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将缴纳职业年金，并在退休后享受相关待遇。
“职业年金”这个新事物一出现，很多人叫好，但也存在一些猜测和疑虑。有人担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人人都有职业年金，而企业年金目前只覆盖了少数职工，有可能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待遇差继续存在。“职业年金是不是体制内的特殊福利?”“养老真的并轨了吗?”诸如此类的疑问，值得注意。
这些看法，其实是误解了职业年金，一定程度上也误解了正在推进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职业年金，正是多层次保障方式的重要组成。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即退休后养老金额与退休前工资额占比约为59%。有了职业年金，员工在退休后除了基本养老金外，还能领到一定额度的职业年金。这一制度设计，将使机关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后的待遇在改革前后不会有明显落差，新老制度能够平稳衔接。
职业年金并不是无条件的福利。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应。要想享受职业年金待遇，必须先履行缴费义务。眼下，职业年金的个人缴费比例为工资的4%，单位再按8%缴纳。这意味着参保者先要让渡一部分当期的工资收入。
对职业年金的评价，更要从整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的视野去全面分析和判断。
所谓“双轨制”，主要是“制度轨道”不统一。对于企业职工，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此前则一直延续传统的退休制度。后者不缴费，退休后待遇按照工资一定比例确定，反倒比较高。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成为近年来社会热议的焦点矛盾。改革最先解决的就是制度的不统一。今后，不论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还是在企业就业，都将实行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人人要缴费，缴费构成和缴费比例一致，退休待遇计发办法一致。有了统一的制度安排，养老公平就有了基础。
有人会问，基本养老制度统一了，可是，机关事业单位有职业年金，企业却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企业年金，这种待遇差不还是存在吗?
这种疑虑可以理解，但要看到，养老并轨不是简单的“拉平”，也不应着眼于把相对较高的待遇拉下来。从被改革的一方看，设立职业年金以保证待遇水平总体不降低，可以减少改革阻力，避免改革可能引发的震荡。对企业退休人员而言，他们最期望的，恐怕不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降下来，而是自己的养老待遇涨上去。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国家仍连续第十一次上调企业基本养老金，这也为未来缩小待遇差明确了方向，那就是：把水平较低一方的待遇尽可能地提高，让所有人都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职业年金制度的引入，对于企业年金的推广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过去，一些企业有能力却没有积极性为员工设立企业年金，一些企业受成本制约而无力引入企业年金，还有一些企业职工希望增加当期收入而不愿意参加企业年金。随着“年金”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职工将对补充养老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希望拥有企业年金。
这势必将推动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降低社保费率给企业更大空间为员工缴纳企业年金;另一方面，以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增强企业年金的吸引力，使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齐头并进。当然，职工对企业年金的期待，也会给用工方以压力，特别是在劳动力总量减少、人员流动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全面设置职业年金的背景下，企业年金很可能成为企业吸引并留住员工的重要一环。企业可能会被经常问到——“你们有企业年金吗”?
信用管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当今社会是信用社会。在信用社会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强化社会信用管理，鼓励守信、惩戒失信，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信用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已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在社会范围内组合信用资本以满足再生产所需的流动性，前提是有效揭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这就需要选择独立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构建社会信用关系的媒介，于是就形成了两对矛盾：一是生产与信用的矛盾。当信用关系成为社会消费能力形成的源泉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转化为生产与信用的矛盾；发展生产要求不断扩张信用规模、提高消费能力，是这一矛盾的本质。二是信用与评级的矛盾。评级的职能，是向债权人揭示债务人的最大安全负债数量边界；描绘信用扩张红线、阻止信用无度扩张，是这一矛盾的本质。这两对矛盾的不断化解，成 为信用社会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具体来说，信用社会化由六个方面构成：城市信用、行业信用、经济体信用、农村信用、个人信用、互联网信用。城市包容了所有社会信用元素，是社会信用的中枢；行业是信用社会化的连接体，是社会信用的动脉；经济体是信用社会化的细胞，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农村是信用社会化的单元，是社会信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个人是信用社会化的基本载体，是社会信用的主导；互联网是信用社会化的新载体，是社会信用的加速器。信用社会化使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活动体现为信用关系，整个社会由信用关系连接起来，各方面信用相互渗透和影响。信用社会化客观上要求从社会角度审视信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对社会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信用社会化使信用管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凸显。遵守或违反规则的行为信息是判断守信或失信的唯一依据，因此，信用社会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社会信用信息的管理。加强社会信用信息管理，基础是构建一个覆盖所有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社会信用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责任主体有两个，即政府和信用服务机构，前者对信用社会化背景下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和管理水平决定后者作用的发挥，后者的履职能力对前者能否实现相应的管理目标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构建社会信用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和服务体系；二是选择有责任担当能力的独立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作为信用信息服务主体；三是率先垂范，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推进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发展。政府在履职时，应注意防止出现两类错误：一是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独揽社会信用管理制度设计和信用信息服务。二是用一般市场竞争原则管理信用服务机构，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破坏性制度环境，加剧社会信用信息不对称，制约社会信用管理水平的提高。
信用服务机构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把握社会信用风险形成规律，构建社会信用管理理论体系，为准确认识社会信用风险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二是增强履行信用信息服务公共责任的能力，用持续创新的专业信用信息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信用服务机构在履职时，也应防止出现两类错误：一是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信用服务机构应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绝不能本末倒置。二是服务能力差且自我提升机制缺失。信用服务机构如果没有改善专业服务的能力，终将被逐出市场。
谨防“朋友圈”变成腐败圈
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需要净化干部的朋友圈，培植良土，涵养水源，唤起精神的力量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9日上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在廖少华等近期落马贪官的腐败案件中，不难看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一些干部和企业家串在一根绳上，甚至一个贪官背后牵出若干商人。这种畸形的“政商朋友圈”背后，是钱与权的勾肩搭背。从已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整改情况看，“官商勾结”成为各地各部门治理整顿的重中之重。
不少腐败分子的背后，常常有一个或一群提款机式的商人，或是一个如影随形的“朋友圈”。刘铁男贪腐，牵涉5个商人;季建业案的起诉书中，指控的7项事实涉及7名行贿人，其中有5人与季建业有超过20年的交情;万庆良的地产商朋友多“是出了名的”;秦玉海为摄影“烧”掉的千万元钱，由商人埋单……“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朋友圈”为何成了陷阱?个中教训，值得深思。
从很多案例看，如果任由莠草野蛮生长而不芟割，结交损友而不自知，身陷圈套而沾沾自喜，势必迷失错乱，一步步掉入深渊。喜欢被众星捧月，就会难抵致命诱惑;热衷结交狐朋狗友，把商人当成钱袋子，就会通过权力换取灰色利益。“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一些人无利不起早，有求于人时乖顺如孝子，一转身就可能大变其脸。一位纪检干部说：从查办的案件看，没有一个老板会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
谁没有三五朋友?干部不是不能交友，但应交益友;官商不是不能来往，但应恪守底线、绷紧红线，如果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朋友圈就变成了利益圈，最后成了你出权、我出钱的腐败圈。
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自身需要行得正、走得端。如果自己迷失方向，哪能一味抱怨被带坏?别把责任一股脑推向不法商人、不良风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许多时候不是被拖下水，而是自己常在河边走，早就想湿鞋。《贞观政要》中有段话说得深刻：“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官商勾结，各取所需，为着各自的黑色利益而抱成团、结成伙，以便党同伐异，发更多的财、捞更大的权。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需要净化干部的朋友圈，结志同道合之友，做讲习道义之事，砥砺风节，以正风气。这就需要培植良土，涵养水源，唤起精神的力量。
心有定力，不为所惑。习近平总书记盛赞的“四有”书记谷文昌，就是典范。因为有信仰，他才会立下“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誓言;有担当，才有“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谷文昌的可敬可佩之处在于，他不仅打造了一地山清水秀的环境生态，更留下了一方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一个地方摊上一个好的县委书记，不但这个地方的政风民风清正，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很好”，这正说明，良好政治生态具有深远意义。
“木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为官者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心中常怀戒惧，做事依照法规，就是为良好政治生态培土、清源和固根;而身处清风正气之中，也有益于为官者廉洁从政、有所作为。古人云“廉者，政之本矣”，净化政治生态，就得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时时刻刻稳住心神、守住底线。
价值观就在你我身边
共同的价值观能起到形塑社会的作用。这些价值为社会所迫切需要，既是现实存在的美德和日常规范，又是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和更高境界。今天，中国的发展已让世界瞩目，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核心价值的滋养，让社会得以凝聚和向上提升。
核心价值并非抽象玄虚的空中楼阁，也非高蹈深奥的学理探讨，它其实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美德，是一般公众都通晓理解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或者说，它就是诸多正常美好事物的概括与总结。这些价值都是人们共同认同的，它的含义当然是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课题，但更是普通人所体认的那些平凡而具体的善意和美好。做个善良、有责任心的好人往往并不需要复杂的伦理学的探讨，而是在生活中做出的具体的、生动的选择。
践行这些价值观，往往也不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变成万人瞩目的模范，而是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做好自己，履行责任、付出努力。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对于美德和共同价值的追求、对英雄行为和奉献精神的学习，才构成一个美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靠法律和契约来运行，但人类总有一种更伟大的精神超越于此，构成更高的境界。没有法律和契约、一味依赖道德劝诫的社会，当然会有严重问题，但仅仅有法律和契约，也并不足够支撑一个社会前行。从许许多多道德模范所作出的平凡而伟大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仍然有着一种真正的美好的力量。这说明，我们内心中除了欲望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善良的情怀。
有些人对于今天的道德状况做出了非常低的判断，认为这个社会除了欲望和金钱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思考和观察基于一定的社会现象得出，但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反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人自己做出选择时，他可能会展现一种人性的光辉。正像生活贫穷的人当中会有许许多多有道德的和崇高的人一样，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也未必是道德卑下的。贫穷的社会有崇高的精神，富裕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使一些人难以践行美德，但他们在谈论社会风气时，也常常对媒体中报道的坏现象感到激愤。这说明人人皆有向善之心，只要社会形成更好的风气，践行美好行为的人越多，不良现象就越没有市场。
这些选择，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生活所倡导的美德，例如“平等”就包含着家庭内的平等、对妇女的尊重等内容；另一方面，传统美德在今日的全球化时代，也仍然是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结晶出了自己的美好价值观，也提出了亘古不变的人文理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沉淀了丰富的智慧。像“爱国”这样的观念，既是贯穿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也为现代社会所需；像关于廉洁自律的大量经验和论述、关于“诚信”所流传的美德，在市场经济和法治条件下，都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这些德与善，都曾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弘扬这些优秀传统，让普通人通过具体而微的生动阐释理解传统精神的要义，正是对核心价值的关键支撑。
古语说：“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让普通人从实际中受到核心价值的启发，并将之体现在自己的生活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探讨和思考，更呼唤共同的参与和践行。以更生动的形式、更具体的方式把价值观传播给公众，在法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美德和伦理的教育，重视人格养成、营造良好风气，才能让千千万万“沉默的大多数”感受到核心价值的魅力。
政府要为企业创新铺路
要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好“铺路”工作，关键是营造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企业能够创新，让真正创新的企业能获利。第二件事是“赋权”，让企业真正牵头搞技术创新。下一步要在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完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等方面推进一系列改革，原则上凡是市场导向明确的产业技术创新项目都应以企业为主。第三件事是“造血”，要逐步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选拔式的创新支持模式，转变为以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为主的模式，创造一个公平环境。
首先是坚持全面创新。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支持、激励成果转化、完善科研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八个方面提出了30条近百项改革举措。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特别注重形成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对外开放体制的系统改革的合力，避免改革碎片化。
第二是强化市场导向，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于这一点，意见将改革重点放在了着力创造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比如意见提出，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门槛，调整损害赔偿标准，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合理划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等一系列举措，力求彻底摆脱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的僵局。
第三是突出人才为先，用利益分配杠杆，激发每一个创新者的内在动力。若干意见围绕向创新者让利，提出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比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的股权奖励收入五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等等政策。同时，针对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双轨制”的问题，文件也提出，要完善科研人员在企业与事业单位流动时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鼓励他们在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合理流动，社保要跟进，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以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到企业去兼职或者创办企业，这些规定，都是要促进人才双向的自由流动，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四是聚焦瓶颈制约。比如，着力化解长期制约创新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围绕发挥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意见从培育壮大创业投资、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三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一系列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优惠税收政策，适当放宽创业投资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限制，探索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股权和债券相结合的融资服务，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等等。这些目的就是要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局面。
创新社区教育治理
创新社区治理，对于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创新社区教育治理，满足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对于创新社区治理又有基础性意义。
整合社区教育资源。目前，很多社区成立了社区学院、社区学习中心等教育机构，但存在教育资源缺乏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可以整合社区内外各种教育资源，增强社区教育实力。比如，可以聘请专家学者作为社区学院的客座教授或社区教育发展研究顾问，开设青少年素质拓展、亲子教育、全民健康、生活美学、社区文艺、传统文化、创业就业等课程；还可以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将各类教育资源整合到社区教育中，对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实用技术、科普知识、消防安全和社区管理等培训。
丰富社区教育载体。随着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人们的学习方式呈现数字化趋势。这为社区教育治理提供了新载体、新空间。可以创办社区教育网，将社区教育综合管理、志愿者管理、居民学习和论坛、视频会议等平台集成到社区教育网；组织社区居民学习网络使用和安全知识，引导社区居民善于用网、安全用网。探索建立基于社区教育网的QQ群、博客圈子等网络学习型组织，促进网络互动交流，让一网多群的网络格局成为社区教育的高效数字平台，在教育资源与居民之间架设起一座有效对接、低成本运营的桥梁。研发社区教育学分管理平台，积极探索移动媒体自主学习模式。同时，继续用好已有文化设施，举办社区艺术节、科技节和读书节等群众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教育品牌。
健全社区教育机制。目前，虽然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推进，但一些社区仍存在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对此，应强化制度机制保障，努力做实社区教育。强化领导机制，确立党委主导、政府主管、学院主抓、部门共管、社会参与的管理机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党校等成立社区学院，设立社区教育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社区教育。建立评估考核机制，把社区教育纳入党委、政府对主管单位的绩效考核内容。落实经费投入机制，将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街道（镇）按一定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基层社区安排相应经费用于社区教育工作。建立激励机制，制定社区学院和社区学习中心建设奖励方案，在区街（镇）建设优质社区学院，通过财政以奖代补，支持条件成熟的社区建设示范性社区学习中心；开展社区教育总结表彰活动，促进社区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