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一）
来源：山东公务员考试网 2015年4月5日
社会心态切入个人梦想落脚
幸福是什么？有人认为十全十美是幸福；有人认为适可而止幸福；有人追求名利双收，位高权重，以为这才是幸福；有人却认为随遇而安、乐享其成，这也是幸福。幸福，不过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然而，如今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世界，我们却出现了种种心理问题。试问，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幸福都难以实现，何谈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呢？
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就正如断臂的维纳斯能给人更多美的享受一样。这样一种生活哲学也与奥地利著名作家门罗的名言不谋而合——幸福应该是带有缺陷。心里健康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的“晴雨表”，要积极正确的幸福观，打造健康快乐的生活。
培养正确的幸福观，重建转型时期的价值体系迫在眉睫。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提出了“社会失范”理论。他用独特的整体社会学视角，不仅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由于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塌，然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整体的道德就面临巨大的“空窗期”。如今，这样的情景再次上演。目前，我国正面临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三化”并进，人们普遍处于焦虑迷茫、不知所错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传统道德美德成为治理转型“阵痛”的关键。
培养正确的幸福观，建立系统的心里健康教育体系势在必行。小病小灾，打针吃药就能治愈，但如果一旦并入膏肓，哪怕“亡羊补牢”，也“尤未晚矣”。如今，遍布周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的事实普遍存在：急功近利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妄自菲薄者有之、仇官仇富者有之、骄奢淫逸者有之……以上种种不良的心理问题，都凸显了加强心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要加强心理疏导，利用心里机构、学校等对开展历史文化教育，挫折教育和心里品质教育，此其一；要建立心里疏导体制，搭建系统而全面的网络化平台，此其二；要完善心里咨询等方面的立法，尤其是要保障弱势群体，如精神病人、受灾民众等，赋予他们合法权利，保障其权益，此其三。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描述。这段话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加强心里健康教育至关重要，要重建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要建立系统的心里健康教育体系，于此才能真正通过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让健康幸福的生活如绚烂的阳光，洒满大地！
落实职工带薪休假
【背景概述】
2014年8月2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意见》不再提出旅游人次等数量指标，而是突出了旅游消费、年人均出游人次等质量性指标。《意见》还首次提出了科学旅游观，强调推动政府依法监管，避免过度参与，要推动旅游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
《意见》对带薪年休假制度提出，强化全社会依法休假理念，将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劳动监察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
甚至“高等学校可结合实际调整寒、暑假时间，中小学可按有关规定安排放春假，为职工落实带薪年休假创造条件”。
【观点荟萃】
德国国家旅游局中国首席代表李朝晖：旅游有两个先决条件——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旅游需“有钱”的同时还要“有闲”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带薪休假不落实，一到黄金周或小长假，人们扎堆出行，景区人满为患，让旅游带给人们的享受打了折扣。到2020年人均出游要提高2次，大数就要增加26亿人次以上，单靠黄金周、小长假根本无法承受。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黄璜：我国虽有带薪休假的法律制度，但落实情况不好，这导致民众放假集中、出游集中，造成交通拥堵、景区瘫痪等问题。如各地学校的放假时间能调整，不同地区的学生就会呈现出分批休假的状态，这对家长也就是多数普通职工来说更有利于灵活休假。“以往多数各行各业的职工都会根据孩子的放假时间来休假，但用人单位会因为休假人员集中请假不能全部批准，未来如果各地学校能更有弹性地放假，这对数量庞大的家长们错峰带薪休假会是个利好。”
【热点时评】
带薪休假重在破解“舍不得休”
实际上，我国公共假期天数并不算少，国家旅游局曾统计称，我国公共假期已有115天，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115天由全体公民法定假日和双休日组成。其中，双休日按全年365天算，一共52周共104天。我国法定公共假日每年11天，春节、国庆各3天，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各1天。相比之下，美国为114天，英国为112天，印度则为120天。
不过，我国公共假期的关键问题在于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媒体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带薪休假长期被虚置，不仅损害了公众的福利，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此，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可将落实带薪休假纳入考核体系，并对拒不落实的用人单位实施处罚。
有分析认为，破解带薪休假难题，首先得要找准“病根”：相比用人单位的阻挠，员工“舍不得休”的问题更为棘手。说是带薪休假，但只是带很少的薪水休假，使得“带薪休假”在很大程度上名不副实、有名无实。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通过考核、惩罚等措施让所有单位允许员工带薪休假，很多员工还是“舍不得休”，而休假员工也享受不到货真价实的福利。
收入分配的生命线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财富公平分配是人们亘古以来的理想与追求，而公平则是财富分配的生命线！然而，在社会财富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黄色警戒线，成为群众最关注、反响最强烈、矛盾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社会难题。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必须调整分配格局，保护收入分配的生命线！
要调整一次分配格局，提高工资收入水平。一次分配，是资方与劳方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就业岗位有限，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资方市场，由此决定了资方在财富分配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强的姿态和更加主动的地位。这导致群众工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调整一次分配格局，就需要建立并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和自然增长机制，持续提高群众工资收入水平。
要调整二次分配格局，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形式，和公众之间进行的财富分配。当前，我国税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税收负担偏重，甚至不少地方还在征收“过头税”，存在寅吃卯粮的问题，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收入；二是税收转化成财政后，投入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数量较少，未能转化成人民群众的福祉，也间接影响了群众增收。故此，调整二次分配格局，需要改革税制、减轻税负并加大税收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的杠杆作用。
要调整三次分配格局，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社会公众以公益慈善等形式，将部分财富无偿捐赠给困难群体的财富分配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氛围。在我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公众对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期望值很高，而自身投身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偏低。同时，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也在客观上打击了公众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削弱了财富公平分配的自主性。可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增强公众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自觉意识，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服务水平与工作透明度。
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调整收入分配格式，正是要行天下大道、损余补缺。通过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促进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合理流动，才能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守住公平这条生命线！
“临时工”遍布谁之过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专项调研显示，一名城管队员执法，总计需要42个部门配合。此外，北京市人大的调研还发现，北京的各类临时执法人员高达20万以上，是正式工的3倍，而缺乏执法权限的临时工参与一线执法的比例也远高出正式工，这种现象在各地均十分普遍。
从表面上看，临时工成了执法主力，是因“事多人少、编制有限”。虽然这种说法看似很无奈，实际上已经让严肃的法律“很伤面子”。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现在因为“人手不够”，弄得像建筑工地一样，用临时工来充数。说句难听的，这已经是不把法律当法律，而把执法当做一种普通体力劳动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一种在体制内养尊处优惯的人不愿意做的“体力活”，才会出现各类临时执法人是正式工3倍的“喧宾夺主”。因为，用临时工的“好处”一是苦活、脏活、累活基本是他们承包了，正式工都是“领导”，只负责宏观指导，具体落实则要靠“临时工”；二是同工不同酬，“临时工”不仅在钱、物等方面的待遇比较低，而且没有丝毫上升空间，哪怕干得再好也是升迁无望；三是一旦出问题容易被当“替罪羊”。因此，这支临时工成了主力军的执法队伍，才得以如此庞大。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真的完全是“事多人少、编制有限”？那么，笔者不禁想问，“一名城管队员执行各类执法任务，总计需要42个部门配合，13项权力确认”的程序中，是否存在部门职权交叉，推诿扯皮的官场陋习？而所谓的“42个部门配合”，无非也是关于申请、审批、协调等后台操作，那么，这些人力、物力能不能精简下放一些到执法第一线？关键问题是，一项“需要42个部门配合，13项权力确认”的执法任务，最终由临时工去实施，到底是42个部门在“扯淡”还是13项权力之轻？
懒政在官场已经算不上“重疾”，但在有关执法的权力行为中，也几乎像环卫工作一样，最终让临时工成为主力，无疑有悖于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更存在着违法执法的风险。事实上，城管的违法暴力执法已经屡见不鲜。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会议还指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而以临时工为主力的执法队伍，已经明显与依法治国和与此必须达到的“专业化法治”格格不入。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当务之急？虽然逐步清退“执法临时工”是最直接有效的，但也要谨防在编制扩充时的徇私“转正”。因为，在这些临时工中，不少也可能是通过关系混上这碗饭的。如果凭关系“转正”，无异于“萝卜招聘”，不但于事无补， 而且对某些素质底下的人， 好比如虎添翼。 而更重要的是， 按照高效政府的要求，借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对于庞杂的执法部门、交叉重叠的执法权限进行进一步精简与科学整合。一方面通过素质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正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问题。再适当从国考中吸收合适人才，就能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
浅谈制度与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老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今年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这个发展命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占全国1.9%、 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0%左右的“心脏”区域，该如何释放经济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过去3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地方，政府都把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下放到基层，下放到市场和企业，下放到社会。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首先要实现体制、机制的协同创新。以协同性的简政放权，让作为创新科技和文化软实力国际中心的北京，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心的天津，作为战略支撑带的河北，各司其责、联袂而动。
三方的简政放权有共同遵循，就是法治化。 一则“法无授权不可为”，讲的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二则“法无禁止皆可为”，讲的是最大限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活力能不能充分释放，很大程度取决于能不能依法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不能拥有良好的制度与秩序。
制度协同创新，一方面要协同治理，推动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以及清洁技术调整，一方面还要平衡京、津两个超大城市与河北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落差，促动落后地区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当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时，人口资源的畸形集聚也会得到有效分解。比如在长三角，上海扮演着龙头地位， 拉动周边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便利、发达，而在大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香港三大都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也越来越成熟。京津冀的一体化、协同化，要求三地重视交界处的新城建设，合作共建专业的医疗中心、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休闲会展中心，把特大城市的人口引向田园小镇。
北京的创新研发资源居全国前列，技术市场交易额已占全国40%。 天津的产业也呈现出高端制造和技术密集的特征。相比之下，河北正在积极打造的现代制造产业带，是京津冀能否实现协同创新、 增加新动力的关键尺度。需要在“比较劣势”的领域发掘国际竞争新优势，把“走出去”与“引进来”更好结合。过去多是引资本、引人才、 引技术，下一步的“引进来”更应重视引制度，对比国际高水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
关于京津冀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问题，如何让三地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互联互通、畅通无阻。再如， 中关村、滨海新区、河北的各类工业园区， 如何合作形成新的增长极。还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然有所欠缺，这方面需要建立统一的准入制度，在负面清单基础上让各类主体平等进入。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大战略， 必定要求实现三地制度协同创新，打破一亩三分地，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共同的努力。
倡导全民节约
【背景链接】
2014年5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出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的通知，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深入进行节俭节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节俭节约实践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厉行节约、拒绝浪费的浓厚氛围。
【深度解析】
[浪费示例]
目前北京市有93所高校，一所中型高校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大约20吨，93所高校的总量之大可想而知。
[节约示例]
2014年3月，新学期开始，河南省内黄县第三实验小学开展勤俭节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利用旧报纸、旧挂历为新课本包书皮，减少塑料书皮使用。
2014年5月，清华园紫荆公寓区的桃李园餐厅刚开始供应晚餐，大批学生乘扶梯去二楼的食堂。此时只有上楼的扶梯开了，而下楼的扶梯是静止的。有同学解释：“因为现在多数人是上楼来吃饭，很少有人下楼；等晚餐快结束时就只开下楼扶梯了，这是我们食堂的节能妙招。”
[意义]
节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对策]
第一，要加强正面宣传，弘扬中华民族戒奢克俭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俭节约的先进典型，积极倡导节约光荣社会风尚，推动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要抓好监督，曝光铺张浪费的典型案例，形成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的强大舆论压力，强化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导向。
第二，要注重结合融入，广泛开展节约主题的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在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中开展“俭以养德向我看齐”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社区和家庭开展“俭以养德人人行动”的教育实践活动，号召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让节俭节约蔚然成风。动员各行各业开展“俭以养德见于管理”的教育实践活动，把节俭节约理念运用到管理中、融入到实际工作中、贯穿到社会治理中。
第三，要把节俭节约意识融入学校教育。开展青少年节俭养德主题教育，加大节约资源的教育与宣传力度，让青少年在浓郁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得到感染，从小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在大中小学开展“文明餐桌”等主题实践活动，建设节俭节约实践基地，组织开展节粮、节水、节电体验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经济新常态与转型发展
【背景链接】
随着2014上半年重要经济数据的公布，舆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解读也逐渐升温。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7.4%。回顾近10年来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已经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上提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在这种背景下，习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而是要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习近平
中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做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
——习近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我们不仅要爬坡过坎，还要行稳致远，续写“中国故事”新的传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克强
[准确认识新常态]
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新常态是“富态”。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必再“纠结”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在提质增效、换挡升级方面有更多追求。
新常态是“优态”。经济增长更平稳，经济质量将更提升，表现为资源环境将得到更有效保护，收入差距缩小，社会保障趋于完善等。
新常态是“活态”。 经济活力，从根源上来自市场微观基础。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积蓄更强内生动力。
经济发展从过去的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入新常态，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要爬坡过坎，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艰巨。
[重要机遇]
第一，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
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过去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历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第二，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级”转变，汽车、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不仅会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另外，我国人才资源丰富，又具备技术后发优势，有条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空间。
产业结构方面，目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潜力很大。
空间结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有宽阔余地。
第四，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改革的动作频频，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原因分析]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始终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消化国内积累的大量过剩产能，中国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虽然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但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的汇率压力都给中国严重外向型的经济敲响了警钟。投资同样面临着相同的窘境，大量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占到了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低效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投资依赖症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在过去几年里有加深的趋势。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增长因素表现的极为突出。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同样是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经济增长中的社会性事件时有发生。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极为不同寻常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经无法在当前形势下继续下去。中国对能源的高强度依赖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深深恐慌，同样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处处埋下难以下咽的苦果。
[重要措施]
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要处理和把握好以下四个关系：
第一，不唯生产总值与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关系。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换句话说就是，不唯生产总值并不是不要生产总值、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强调不要片面地追求生产总值，不要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
第二，扩大经济总量与提高质量效益的关系。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发展既要注重“量”的扩大，又要重视“质”的提升。没有“量”的扩大，经济实力就无从谈起；没有“质”的提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应把做大经济总量和规模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统一起来。
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科技创新既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要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打造经济升级版紧密结合起来，依托科教资源高度聚集的优势，加快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布局从分散向集中转变、产业层次从中低端向高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第四，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的关系。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把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外需这“三驾马车”掌控好。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应进一步强化政策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各类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薄弱环节的投资与建设，坚决抑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一方面要让老百姓有钱花。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让老百姓敢花钱。
【命题方向分析】
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概念，结合当前经济现状，不难发现，新常态就是经济转型发展，在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此考点出现在考题中，通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等，或者作为其他考题的一个小的宏观政策背景。
【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平衡结构 适应发展新常态
转型升级需多些“新常态思维”
提质增效 适应增速新常态
用新常态思维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开头示例]
今天，“新常态”越来越成为一个热词。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表明我国经济开启了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更要胆大心细，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结尾示例]
“新常态”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们树立了一颗平常心，但绝不是要求中国经济要平常与平庸。“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而是要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使得中国经济逐步驶向经济结构更加均衡、环境更加友好、收入分配更加包容、经济增长更具创造力、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的新模式转变。
农村环境的治理
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曾是人们对农村最深刻的印象，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村正在告别“世外桃源”、远离“鱼米之乡”，成为污水横流、黑烟四散、土壤含毒的污染重灾区。
农村环境失守，意味着粮米等食品安全命根子的失守，人民的健康福祉将成为空谈。
造成农村环境失守，是农村环境保护长期缺位的结果。由于城市污染相对集中、治理技术工艺成熟，治理效果容易显现。长期以来，国家及地方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的倾斜，使城市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相较之下，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许多乡村甚至没有基本的垃圾、污水收集设施，更谈不上就地处理，“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现象十分普遍。更让人忧心的是，农村污染防治机制还没有理顺，资金保障、监管力量都还很缺乏，致使污染状况持续恶化。
农村环境失守，也是一些地方忽视农村污染防治、对污染转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目前，农村既有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化肥农药使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还有工业点源污染。随着城市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被城市拒绝的重污染工业，又成了不少农村招商引资的香饽饽。这些重污染工业吞噬、蚕食着青山绿水，造成农村环境质量急速下降。
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以奖促治”等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小进步。但由于资金有限，目前多停留在示范阶段，难以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居民一样，广大农村群众也有权利获得质优的环境公共产品。这是保障数亿农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从更大的视野看，农村环境并不只是农民的环境权益问题。农村环境质量是保障菜篮子、米袋子、水缸子安全的“命根子”，保不住这个底线，百姓的健康福祉都将成为空想，而各级政府承诺的“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也难免沦为一句空谈。
遏制农村污染加剧的趋势，固然要加大投入、加大查处力度，搞好末端治理;也要设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加大组织协调和落实推进力度，确保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长效管护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同时，强化党政“一把手”的生态环境意识。通过“一票否决”等农村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建立，促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乡村，生活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乡村。只有改变当前一些地方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理轻预防的现象，提速农村环境治理，才能有农村的“青山绿水”，也才可能有全国的“天天天蓝”。
保险版以房养老如何养
6月23日，中国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序成在发布会上对政策做出解读，并宣布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城市开展试点。
保险版“以房养老”如何养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
之前有公众质疑，倡导“以房养老”是把居民养老问题完全个人化、市场化，政府推卸保障责任。袁序成认为，这是对“以房养老”政策的误读。“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在不影响老年人既有养老福利的前提下，鼓励老人用反按揭方式提前消费，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这与社保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并行不悖。对于失独家庭等特殊老年人群体来说，这是很好的养老依托。”他说。
据了解，住房反按揭养老在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上世纪70年代美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后生活清苦。在美国政府、国会的介入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住房反按揭贷款逐步发展起来。到了90年代以后，住房反按揭贷款加速发展，年均签订住房反按揭贷款合约1.5万笔。
我国居民同样面临退休后如何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为50.3%。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上调养老金水平，但真正提高居民养老生活质量，还有赖于建立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鉴于此，去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并由保监会作为此项工作的牵头部门。
“此次保监会试点‘以房养老’，是盘活老年人的房产，实现个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积极探索。”袁序成表示，国外的以房养老以银行发放反向按揭贷款或房主用银行反按揭贷款购买保险年金等方式为主，而此次保监会试点的“以房换保险”不涉及其他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在国际上属于首创。
抵押给银行和交给保险公司有何不同
都是把房子交给机构，按月拿钱，“百年之后”房子归对方。抵押给银行和交给保险公司，有何不同?袁序成解释，保险“以房养老”有两个特点：
一是，保险公司承担长寿风险。保险公司必须依照合同约定定期向老年人支付养老年金直至身故，确保老人的晚年生活后顾无忧。之前国内银行推出的“反按揭”多为定期产品，能“养老”不能“送终”。
二是，保险公司承担房产价值波动风险。老年人过世后，保险公司对于房产处置所得，偿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金本息后，剩余部分依然归房主的法定继承人所有;如果房产处置所得不足以偿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金本息，保险公司将承担房屋价值不足的风险，不可再向老年人的家属追偿。而之前国内银行的“反按揭”，房主家人不能参与房屋处置后的“剩余”收益。
据了解，目前国内男性平均寿命78.6岁、女性较男性高出3至5年。按照“投保人群为60周岁以上拥有房屋完全独立产权的老年人”的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养老金的“余命”将近20年。袁序成认为，保险公司开展此项业务，将面临较为突出的利率、房价波动、长寿、现金流等业务风险，同时也将受到房地产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法律环境的影响。因此目前业界对此非常慎重，保监会决定仅在四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待积累经验后再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将积极争取该项业务税收优惠政策。
保险公司靠谱吗
把辛苦半辈子挣下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这“买卖”靠谱不?袁序成表示，“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牵涉房地产估值、抵押、年金发放等多个环节，法律关系和业务内容较为复杂，且客户群体为老年人，因此，做好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顺利推进试点的关键和基础。中国保监会高度关注此问题，并在《指导意见》中，对经营资质、业务宣传、销售人员管理、销售过程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申请试点资格的保险公司应开业满5年，注册资本不少于20亿元;满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申请试点时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季度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20%。
在销售环节，《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宣传材料应由总公司统一制作并严格管理;保监会将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建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制度，保险公司须主动建立销售人员管理、培训及考核制度;销售人员如存在误导行为立即取消资格;保险公司应对消费者进行签约前辅导，并通过录音、录像或第三方见证等方式增强合同签订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产品犹豫期为30个自然日;保险公司定期向客户披露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信息。
参加“以房养老”要注意啥
对于有意向参加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老年人，保监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要明确自己具有真实的参与意愿，不仅是老年人自己，其家人也能够接受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获取养老保障的养老方式;二是要充分了解业务内容，通过向销售人员咨询、向保险公司咨询、向律师等专业人员咨询，包括向监管机构咨询等多种方式，充分了解该业务的流程、各项权利义务等，包括养老金给付、退保、房产维护等方面的要求;三是要有契约精神，一旦决定投保，和保险公司订立合同，就应当能够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各项义务，满足保险公司对于投保人和抵押房产的各项要求。
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但在城镇化狂飙突进，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今天，名片上的字迹却变得模糊，城市文化的传承遭受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只有保护和创新城市文化，才能使城市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保护城市文化是打造特色城市的根本要求。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城市的“根”与“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的一首《忆扬州》，让我们领略了隋唐时称扬一益二的美妙扬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大拆大建，随意模仿，使得城市“千城一面”，完全丧失了城市的地方特色，而且城市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面临严峻考验，昔日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情画意即将成为回忆。城市文化饱含了城市的政治氛围、历史风貌和个性，是城市的历史文脉，只有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城市的记忆，确保城市的发展别具一格。
创新城市文化是文化传承的现实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如果脱胎于生活的文化不能随之变化，那么必将被发展的现实所抛弃。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非一味的因循守旧，而应在保护中创新，让文化更好地代代相承。上海豫园旅游区，保留完好的江南园林，通过扩建，形成规模宏伟的仿明清商业建筑群，将历史渊源、民族风格融汇商业文化，通过建筑规划的创新突破，实现了传统文化建筑的传承。城市文化也是如此，发源于民国时代的海派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基融汇吴越精华，吸纳外国要素，正是这种勇于创新、善于扬弃的做法，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的保护是保护文化的历史底蕴，是延续人们的城市记忆；创新是焕发城市的活力，激发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能因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停滞，城市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割断历史作为代价。传承需要保护，传承也需要创新，只有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创新，城市文化才不会被割裂，才能得以更好地传承。
如果说红墙黄瓦的皇家文化是北京的名片，那么十里洋场的中西混搭则是上海的特色。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更是一座城市珍贵的资产。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充分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留住城市的“根”与“魂”，使城市文化得到更好地诠释。
中国游客与中国脸面
两名中国游客大闹亚航航班的事情还没完，又有关于中国游客在泰国不文明行为的消息：14日曼谷大皇宫壁画前的一排栅栏被一群中国游客弄倒，好在没有破坏壁画，造成损失。工作人员与其沟通时，中国游客大声反驳，与工作人员争吵，直到工作人员指出现场有闭路电视监控，中国游客才安静下来。
中国游客，当然是“少数”或“极少数”，那就说“少数中国游客”吧——“中国”两个字是避不开的。“少数中国游客”屡屡发生不文明行为，有人说太丢中国人的脸，有人说这是个案，跟其他中国人无关，不能算丢中国人的脸。
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这要看哪一种观点更符合人的内心感受，更有心理依据。因为脸面，即荣辱感，不是一个实物，但也不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心理感受。
在两名中国游客大闹亚航航班的事件中，同机的其他中国游客发微博说，太丢中国人的脸了！这是出于真实的感受。不在现场的人，没有这个感受，就容易说出“这是个案，跟其他中国人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在纯抽象的概念层次上说话，用概念来否定在场者的感受。而感受不是抽象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内心活动，就好像“痛苦”，虽然不是实物，但你不能说痛苦不是一种心理现象、心理事实。
两个人结伴同行，一个人举止极不妥当，被人侧目，其同伴会有什么感受？无动于衷，泰然处之？这是他个人行为，丢的是他的脸，跟我无关？还有一种感受就是：我跟他或她在一起，别人会怎么看我？如果所有人都是前一种感受，还会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吗？
是否丢中国人的脸，还有一个判断的依据，即少数中国游客屡屡发生的不文明的行为，是否表现出国人的某些共同的特征，是否影响了外界（外国）对“中国人”的整体评价？
在这次“弄倒栅栏”事件中，工作人员与有关中国游客沟通时，中国游客大声反驳，与工作人员争吵，直到工作人员指出，现场有闭路电视监控，中国游客才安静下来。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国外旅游经历者的口头相传，都表明一些中国游客在国外一些安静的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已经成了一种标志性的行为，一些外国人据此可以判断出你来自什么国家。如果类似的个案太多，叠加在一起，其效果就不是“个案”的效果了。你自己可以否认丢了中国人的脸，但你无法否认这种行为影响了老外对“中国人”的观感。不承认这个效果，不等于这个效果不存在。
还有一个好的、很正面的个案，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外，至少是在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12月2日，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广州的南航CZ330航班上一婴儿突然发病，机组备降最近的美国安克雷奇机场，婴儿得到及时救治。为了达到备降要求，飞机丢掉价值21万元的30吨燃料，此外，备降还要支付机场保障等费用。中国南航此举与此前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导致的“坚果回航”事件形成鲜明对比，韩国民众纷纷在网上发帖评论：“大韩航空看见了吗”、“韩国好丢脸”、“损失了经济利益，却赢得了无价的信任”等等。这也是一个个案，但是，在韩国民众眼里，就是中国的形象。赵显娥因“坚果问题”耍横，也是个案，但韩国民众认为，跟中国南航一比，赵显娥让韩国丢了脸。没办法，个案、个人就是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或提升力。
国家旅游局试图规范中国游客的行为，也有改善、提升中国游客的整体形象的目的。不能用“个案说”来否定这种努力的必要性。至于具体如何操作更合理、更有效，另当别论。
让和谐社会永沐公平正义的阳光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关键环节。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又是矛盾多发期，社会生活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现象，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就业歧视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公平，归根结底就是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公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原则，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权利关系的道义追求，它是围绕尊重和实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形成的一个多维的社会范畴，主要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着力构筑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之中，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果实，社会和谐才可能实现。
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加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进一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社会全面进步。为此，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完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项制度。制度更具有长期性、规范性，因此，各项制度的公正合理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应包括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社会救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文化、医疗、就业、福利、法律等各种制度。
最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分配制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此外，还应重视第三次分配，倡导先富帮后富，鼓励发展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要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着力抓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的各项工作，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大好局面一定指日可待！
五星酒店变“无星”
【背景链接】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严控会议费支出，部分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作出“限星”的规定，比如“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政府的规定在酒店业界内引起了一些反应，也催生出了一些应对办法。据《新京报》报道，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来，国内“弃星”的10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酒店“追星”才是竞争的取胜之道。因为，酒店的星级标志着建筑设备、酒店规模、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的等级，是一块显示实力的招牌。政府会议费支出“限星”，部分五星级酒店随之“弃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项规定”的执行力度之大，也是反****的一项成效。由此，不但可以看出政府廉政建设的决心，也从部分酒店“挂了星就做不下去了”的困境中，看到政府的“限星”已经落到了实处。虽然，部分酒店因政府“限星”而“弃星”这一现实，也反映出公款消费的庞大，但也正说明，“八项规定”搭准了官场积弊的脉，开出了对症下药的良方，充分体现了反****的雷厉风行，是行之有效的反腐举措。
然而，变五星酒店为无星，然后“定点接待”依旧的做法，也印证了现有的财务约束框架弹性太大，仍给了适用对象极大的回旋空间。任何自上而下的整风行动，都可能被抽离实质意义，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策措施：
实际上，酒店用“弃星”曲意迎合政府的“限星”，就酒店方面来说，是想把这种由政府埋单的好生意进行到底。那么，对酒店的“暗度陈仓”，政府部门就有必要在制度上进一步“明修栈道”。
首先，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的“限星”规定，不能笼统局限于表面上的星级，而需从会议费的标准上制定具体细则，应该按照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选择合适的场所。只要严格把住这一关，哪怕五星级酒店自称快餐店，只要收费标准不符合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还是没有“与政府单位合作”的资格。
其次，是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格。对政府会议费支出“限星”，只是指费用的标准。从五星级酒店宁愿“弃星”也要迎合政府需求来看，来自公款的消费已经成了这些酒店的“支柱型生意”。要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尽量减少综合性会议的数量，能通过发文部署的工作，不召开会议。合并内容相近的会议，提升会议效率、降低会议成本，控制会议会期和规模。
最后，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修正，完善相关制度。公务消费的简朴化、规范化，终究要以健全的财务体系兜底，这有赖于一整套完善的预决算制度、报账制度以及会计制度等。酒店“弃星”虽然让人欢喜让人忧，但这也是一个再接再厉的契机：某项政策在早期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情况，而如果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与漏洞，则可通过修补矫正使之更加有效，逐步完善相关制度。
网络问政
2008年被称为我国的“网络问政元年”，虽然我国开展网络问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网络问政的发展却呈几何级数式增长，从“华南虎”，到周久耕，再到“躲猫猫”，网民参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各级政府领导都在互联网上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与民众进行交流，并问政于民。网络问政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为广大群众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新型而有效的平台，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网络社会的大潮席卷而来、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逐渐高涨的形势下，从政府官员到网民本身，对网络问政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网络具有的匿名性特征，不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便捷的表达意见、发表看法的途径，而且也滋生出许多谩骂攻击和人身伤害，对社会和无辜者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看，一是某些政府官员对网络问政存在惧怕和逃避心理，担心网络民意和监督会影响其声誉、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对网络民意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二是政府部门对网民意见处理不及时，信息公开的内容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无法满足网民对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这一系列问题都说明：没有制度化的网络问政，不可能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广纳民智、倾听民声的长效机制。
要使网络问政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及早规范政府与民众的行为，建立一种经常性的、双方互动的机制。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是倡导网民文明上网、文明留言，提升网民素质。由政府宣传部门主导，开展各种文明上网宣传活动，屏蔽和删除任意谩骂、进行人身攻击的留言，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过度监控，阻碍民意真实表达;
二是在广大政府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中开展网络问政的培训，使他们认识到网络问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是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办公室，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网民的留言，并将留言的处理情况及时反馈给网友;
四是建立办理网友留言的执行和监督机构，及时解决网民提出的问题，监督政府部门的执行情况;
五是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定期与网友进行交流，回答网友提问，倾听网民意见，定期开展网上办公会，为广大网民建言献策提供广泛渠道。
网络问政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是对传统执政方式的有益补充。让“网络问政”科学的运作模式保持常态化，不仅要创新思维、更新观念，更要千方百计为网络制度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只有政府官员认真对待来自社会各方的草根民意，并最终通过有效的执政程序，将其内化成一种良性的执政思维与行动，才能真正把网络问政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执政“生产力”，才能充分展现网络问政的内在魅力。
从政府市场来深化医改
时事评论背景：
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助力医改、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会议认为，深化医改要政府和市场“两手并用”.用改革的办法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形成合力，有助于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多层次健康需求。
时事评论观点：
保险公司经办医保，费用少于政府自办投入
会议提出，要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受托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保险资金，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提高大病患者医疗报销比例。鼓励医疗机构成为商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同时明确提出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一、保险公司经办医保，费用少于政府自办投入
会议提出，要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受托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保险资金，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提高大病患者医疗报销比例。鼓励医疗机构成为商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支出。同时明确提出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保险公司在费率精算、费用控制方面更具专业优势，并且很多公司能在总公司层面分散风险、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业内专家、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宋福兴认为，从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保费承保大病险，可以显着提升居民大病报销限额;将医保服务交由保险公司经办，保险公司增加的只是边际成本，经办费用少于政府自办投入;保险公司介入医药费用管控，能有效遏制挂床住院、虚开医药费等做法，防止医保基金跑冒滴漏。
目前国内有11家保险公司在25个省144个统筹地区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城乡居民3.6亿人。“保险业要构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三种服务形态，强化医保经办管理方和医疗服务付费方的服务定位。以专业化服务，积极配合政府解决好医改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宋福兴说。
二、要有“大保险”理念，百姓缺什么保险就提供什么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开发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的保险产品。加快发展医疗责任等执业保险，提高覆盖面。加大政策支持。完善企业为职工支付补充医疗保险费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健康保险公司，支持商业保险机构新办医疗、社区养老、体检等机构。
宋福兴认为，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时代赋予的重任。保险业应树立“大保险”理念，要有民生情怀。
首先，要丰富健康保险产品服务，降低群众负担。包括：重点开发与基本医保相衔接、保障自付医疗费用的各类补充医疗保险产品，用保险“大数法则”发挥好分担医疗费用的作用，降低参保群众经济负担;同时，关注人们基本医保之外的健康保障需求，为不同人群构建健康风险屏障;并且大力提升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将健康管理的责任附加到健康保险中。
其次，要拓宽保障覆盖面，提供“大保险”服务。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医疗、疾病、护理、失能、意外五大类业务发展。“老百姓缺什么我们做什么，要承担时代赋予保险业的重任。”宋福兴说。
此外，要加强技术保障，为全社会提供数据服务。“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居民健康数据，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数据仓库的架构设计，并加强与社保和医疗系统的数据交换，综合存储和分析客户基础健康、就诊、保健等数据信息。”宋福兴说，“将医疗健康数据转化为人口疾病和健康信息，为社会提供信息检索和数据分析服务，提高全社会应对未来健康挑战的能力。”
文化创意的方向在哪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化获得很大的发展，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文化事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这为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埋下了隐患。
多元化意味着丰富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混乱，容易使我们迷失方向。一些文化创意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常常通过一些哗众取宠的方式，通过一些反社会的方式来搞“创意”。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中出现的一些男扮女装现象，这一现象被社会戏称为“伪娘”。江苏卫视的一个叫《非常诚勿扰》的婚配节目有意无意的地选一些疯狂的拜金主义的人者赤裸裸的地表达他们不健康的、贪婪的、堕落的想法，并且振振有词的地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些网络游戏给玩家设计无穷无尽的陷阱，让很多成年人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是这样的产业，也许它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那时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缺乏伦常的无耻社会中。但让人奇怪的是、偏偏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产品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东西却被边缘化。
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现象？这背后和我们的价值观的混乱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价值失序的时代。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被摧毁，革命的优良传统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西方的文化我们学到的更多是一些皮毛和糟粕……。我们发展了经济，物质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却丧失了精神家园。我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一定要弄清楚：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担负着发展经济的责任，也担负着传承文化，引领良好社会风气的责任。正确的价值取向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一定要以对社会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的态度加强文化创意的引导，对一些低俗文化产品要坚决进行清除。
有人会担心加强对文化创意的引导会扼杀文化创意的生命力，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加强引导不等于遏制创新，在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下同样可以衍生出各种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国产动画片《喜羊羊》在影片中选出团结、互助、友爱、宽容这些在一些人看来老掉牙的东西，但它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不仅孩子爱看，很多大人也爱看，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定要坚持健康的文化方向，缺乏了这个方向，这样的产业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点经济效益，但是对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发展则是有害无益的。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我们一定坚持正确方向，通过文化产业来培养人格，涵养情操，走出一条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发展经济又提升社会的精神修养，并最终引领世界的潮流！
教育该有怎样新常态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了系统性阐述，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经济运行和发展，有它的内在规律，而教育是人学，是培养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的事业，人的发展和成长相对于经济，更有其必然规律，教育更应该树立一种新常态意识，体现一种新常态思维。
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它不是让孩子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帮助他成为应该成为的那样的人。
新常态下的教育，在于积淀孩子素养，提升孩子素质，因而把孩子的品行操守看得比一纸分数更重要，把孩子的人文素养看得比考试成绩更重要，把育人看得比育才更重要。教育将不再以“分”为向导，以“考”为法宝，以片面追求教育的GDP为目标，而是基于“人”的哲学拷量与追问，把培养一个个精神独立、人格完整、品德高尚、懂得担当，能够自食其力的合格公民作为己任。
新常态下的教育，当以人为本，遵从人性，尊重孩子的生命个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他们不断尝试、直面挫折。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重新发现自己的潜能和个性。而教育不应该成为枷锁和禁锢，紧紧地攥着孩子。
新常态下的教育，会无限相信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发展的可能，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会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愉快学习、探究学习中学会学习，快乐成长，而不是凭死记硬背，死整蛮干，靠拼时间、拼体力甚至靠拼生命的方式去提高考试成绩。
新常态下的教育，需要我们拥有一颗平常心。这样的平常心，会引导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就像老农对待禾苗一样，按农时施肥浇水，而不会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在孩子的世界疯狂开采。
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再有超大规模学校，不应再有高考集中营。校园会成为孩子们真正的学园、花园、家园、乐园。在这里，孩子不会被定位于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件件产品，他们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与人交往，可以自由自在地参与各种社团活动，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新常态下的教育，也要求校长不趋炎附势，不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而是保持一份豁达与宁静，坚守良知和使命，以家国的情怀和担当，尽全力让学校成为美好事物汇聚的地方，并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适合的教育。
新常态下的教育，还要求老师们把教育当作良心活儿，从孩子成长出发，一切着眼于他们当下学习生活以及未来人生的幸福，而不是仅仅为了九年、十二年学习之后的那两天。他们能够在夹缝中遵循教育规律，不计较个人得失，凭着良心、爱心和智慧做教育，不用压抑和扭曲人性的方式去教学生。
我们的教育应该进入这样一种新常态，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为了教育，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读“好”书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一个有文化却不知道传承和珍惜的民族是悲哀的。读书不仅关系民族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历史的进退，人类的福祉。一个号称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读好书。
读好书的前提是选好书，选准书。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图书数以亿计，我们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书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些粗制滥造，东拼西凑的书也横行于市。选好书可以减少机会成本，提高读书的效率。
选好书必须搭建图书推荐平台，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介对好的图书进行推荐。凤凰卫视有一个叫开卷八分钟的节目就是一个不错的平台，这类节目我们可以复制和借鉴。平台只是一个框架、一个中介，单纯靠媒体的力量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专家学者放下身段，担负责任，积极主动的支持平台建设，通过写书评，做讲座等方式参与图书推荐。选好书必须靠读者身体力行，要知道什么是好书，必须亲自看一看，必须有直接的阅读经验。对于优秀的图书相互推荐，相互讨论。
有书不等于会读书，选好了书却束之高阁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如何真正读好书，这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
哲学家休谟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良好的阅读习惯是持续读好书的关键。阅读习惯的培养可以从选书、买书、看书、背书、写读书笔记等方面下功夫。规律的作息时间也是培养阅读习惯的关键。温家宝总理曾言：绝大部分的时候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点书。良好的外部条件对阅读习惯也很重要。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下了脚印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分不开。我国公共图书场馆的建设还很落后，需要在图书馆面积、数量、藏书上多下功夫。
读书多固然是好事，但是不能因为读书太多，忘记了读书目的是什么。尽管读书有各种目的，但是最终最好的目的应该是——实践。
清人黄景人有言：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了书不用，或者不知道怎么用的大有人在。用好书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我们读书不能仅仅把书作为消遣，不能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读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人生，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玩词弄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强调要将理论用于实践，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都是在强调书的实践意义。对于书上的知识我们一方面要活学活用，另一方面还应该有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通过实践去检验、去调整、去纠正书中理论。
选好书，读好书，用好书，干好事，做好人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能够促进社会和谐，文明延续，民族的兴盛和世界的进步。这个伟大的事业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和口号，也需要点滴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
莫把“送温暖”当恩典
许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恻隐情怀，日前本地的一则报道，令我心头一热。那几天强冷空气突袭，气温降至零下。武汉市救助站的一班人开着十数辆救助车在三镇轮番巡查。晚上9点多钟，在武汉关码头，他们成功劝说一个流浪汉“去救助站洗个热水澡、睡个暖和觉”;面对露宿于桥墩下的高龄母子，一番苦劝无果，只好留下新的棉被、棉衣和一些吃食后离去;在接到更多市民电话后，相关人员又及时赶赴各个流浪人群集中地，以各种方式施以求助。
这可谓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然而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伴随国家城市化的加速，流浪人群在许多地方还显得十分扎眼。眼不见为净，一些城市为保城市形象，还不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或收容，或遣返，对其加以驱赶。悲悯恻隐之心毕竟是人之本能。历史上，政府以强力苛待流浪者的做法总会引起争议。这些争议使得流浪人群的权利问题不断得到关注，人们对流浪者的态度也发生着大的转变。事实上，许多国家对待流浪人群都经历过由排挤到尊重的转变过程。
悲悯恻隐之心固然是催生现代政府建立起对特殊人群救助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只有法治，才真正使这一功能板上钉钉，落到实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早就有严格立法，依法行事已成思维定势。太远的不说，1996年，英国通过的《住宅法案》，规定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居住方面的援助是住宅管理机关的法定义务;2002年的《无家可归者法案》，则进一步要求所有地方当局都必须制定战略，来应对本地区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在英国，拆毁流浪者用帐篷搭成的“家”是要依照相关法律的。美国每年的联邦预算中都要预留44亿美元用于帮助流浪者。日本也出台《有关流浪汉自立支援的特别措施法》，明确由政府对流浪人群进行援助。印度甚至还帮助流浪儿童将乞讨来的钱存入银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回看自身，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的城市化浪潮正风起云涌，特别在一些大或超大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盖过其他任何声部，自然也难免轻慢如流浪人群权利保护等一类看起来不太紧迫的问题，更不用说在这方面的依法行事还相当滞后。
所谓依法，我理解，就是要将这些救助功能的建立和发挥纳入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中，而不是看作为政者的恩典。现在社会上“送温暖”已成一个专用词，泛指岁末年终各级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助行动。红包、大米、肉蛋、食用油，换来被支助者“感谢政府”的心声一片。明明是政府的职责，反被看作上对下的恩泽，坦白讲，每读如是报道，心里总不是滋味。我也注意到本文开头被救助的流浪者向求助人员“抱拳感谢”的细节。我们大可将此理解为人人皆有的感恩之心，而从宪法的法理上讲，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发扬民族精神
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它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热爱祖国、追求真理、自强不息、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革命传统被淡忘，金钱上至上的拜金主义、利已主义主导人的思想，使民族精神面临迷失的危险，因此必须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使民族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是集体理想信念、尊严人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革命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 是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诠释，只有继承革命传统，才能使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要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党委要定期开展革命传统理论学习活动，并把学习情况作为评判党员干部选拔、晋升的标准，使广大领导干部深刻领会革命传统的精神实质，强化自律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彻底根除腐败思想，加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要充分发挥文化宣传部门的职能作用。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组织工作人员定期深入社区、贴进群众，积极开展革命传统"唱、读、讲、传"活动，动员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营造全社会学习和发扬革命传统的良好氛围。同时要把博物馆免费向群众开放，为广大群众展现记录革命传统的历史文献，使革命传统真正走进群众心坎。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学校要树立责任意识。学校是培养人的思想、道德情操的主阵地，学校要有责任意识。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广大青少年的使命。学校要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把革命传统教育写进教材，纳入课堂，将革命传统根植于学行的灵魂深处，把革命传统教育与学生的行为习惯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能力，克制自己，抵制诱惑的能力，使学生的道德情操得到熏陶、净化、升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新闻等传媒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新闻传媒是群众获得有效信息的第一窗口，因此新闻、互联网等传媒要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广泛宣传报道那些继承革命传统的先进典型，同时互联网还要利用自身的网络平台，开设"红色网站"、德育网页、红色论坛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形式的革命传统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
革命传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革命传统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熏陶、净化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改革要有政治定力
站在2015的新起点上，改革仍然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2014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的曙光中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更足了，责任更大了。
回首过去一年，改革大潮强劲激荡，节奏却蹄疾步稳。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深入推进，一些多年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改革呈现出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浇灌着每个人的梦想。
承前启后再出发，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所谓“关键”，意味着今年是攻克改革难点的关键，是增强改革系统性、协同性的关键，是狠抓任务落实的关键，是确保改革质量和进度的关键，也是抓住机遇、以改革促发展的关键。把握关键之年，尤需我们保持政治定力，有决心、有章法，统筹协调，把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保持政治定力，就要坚守政治原则，把握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好走稳自己的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全盘西化、犯颠覆性错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保持政治定力，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在实践中处理好重大关系。简政放权，如何做到不该管的坚决不管、应该为的务必善为?宏观调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怎样做到有机结合?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与焕发活力相融共生?防治污染，怎样做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当前，改革的雁阵已经形成，没有孤军的改革，也没有单向的突围，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彼此借力，相互支撑，才能持续向前。
保持政治定力，就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去推动一些具有结构性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还是文化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有“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都需要梳理出优先顺序，设计好承接关系，形成政策合力，才能为中国发展开辟出最大的腾挪空间。放下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拿出功成不必在我的大胸怀，改革正未有穷期。
开弓没有回头箭，攻坚关头勇者胜。今天，改革进入勇闯险滩、啃硬骨头的深水区，政治定力更是改革巨轮乘风破浪的航向标和压舱石。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将一事无成。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一鼓作气的气魄、求真务实的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开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跳出陆地发展海洋经济
对广大考生而言，公务员考试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面对这样的考试，必然需勤奋努力的挤进1：3的面试中，需焦头烂额的学着自己并不擅长的数学抑或申论，需怀着希望或者在无数次的失望后擦干眼泪，继续在艰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据调查发现：最让考生头疼的还是申论真题最后一道作文题的写作，抓耳挠腮后仍不知如何提笔，只能大量的摘抄指定的材料成为考生写此类题的通病。
【试题分析】
材料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近况和国外海洋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阐明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从给定资料来分析，试题要求我们借鉴国外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在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发展海洋经济需要的具体策略。
【真题链接】（2012年浙江）
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浙江实际，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正确、结构完整；（2）论述深刻、条理清晰；（3）字数1000-1200字。
【思路提示】
考生的立意点需联系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匮乏等省情及发展浙江海洋经济的优势，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对策，如：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突破融资渠道单一的掣肘；大力提高科技创新及转变科技为生产力的能力；发展海陆联动的多元驱动机制等，同时，广大考生需以海洋意识、海洋战略、海洋文明的意识和战略高度，将浙江海洋经济的当前与长远、现状与未来嫁接起来，在充分把握材料主旨的基础之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海洋经济对策。
【参考范文】
跳出陆地 发展海洋经济
近年来，我国乃至国际政府纷纷把发展重点转向海洋经济，而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省，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早在2011年，国务院就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这一规划使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天然环境和政策扶持赋予了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省该如何突破陆地资源的束缚，发展好海洋经济应成为政府议程关注的焦点。
首先，跳出陆地，发展海洋经济需提升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当前环境下，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海洋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以先进科技为先导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海洋产业转型的关键。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浙江省需加大对海洋科技研发的投入、设立海洋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着力突破海洋新材料产品的研发、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等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教体系完善、核心竞争力突出、综合实力较强的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区，开创海洋产业规模化，数字海洋开发工程化，海洋科技高效节能化的新局面。
其次，跳出陆地，发展海洋经济需突破融资渠道单一的瓶颈。尽管海洋经济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但资金不足、融资不畅一直是掣肘海洋渔业、船舶制造业、港口等海洋产业后续发展的因素。号称“五分天下有其四”的浙江省在海洋产业长期发展的道路上总结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策略，以集民智、汇民力的方式广泛吸收民间资本、畅通融资渠道。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建设海洋基础设施的领域，既解决了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使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浙江GDP迅猛增长的重要力量。
最后，跳出陆地，发展浙江省的海洋经济需构建海陆联动的多元驱动机制。跳出陆地并不意味着搁浅陆地产业发展，而是利用海洋经济外延性的特质，使海洋和陆地形成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联动机制。所谓海陆联动机制指的是把海洋和陆地打通，形成海陆联动的现代交通体系、多渠道的销售模式和全面的产业结构，实现临海主体发展区和内陆联动区之间的同步协调和对接融合。同时，构建海陆联动的驱动机制还需以培育人才队伍为重点，在人才智力的支撑下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产业集群，通过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产品，有效地拉动省内内需，使消费成为刺激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剂强心针。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工作会议中说“我们不仅是向大海要土地、要资源、要能源，缓解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要素制约，更重要的是通过海洋资源开发和港航物流建设，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开拓世界新兴市场，拓宽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寥寥数语点燃浙江“海洋世纪”的富民强省梦。宏图既举，梦想召唤，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浙江人民一道奋斗在路上，齐力书写着关乎海洋经济的壮丽华章。
“外滩踩踏”事件
【背景链接】
2014年12月31日夜，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之时，中国上海却以一场惨剧迎来了2015年。当夜23时35分左右，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发生拥挤踩踏，导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根据上海市公布的首批32位遇难者名单，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仅12岁，遇难者平均年龄仅22岁;男性11名，女性21名。伤亡者中不乏高校学生和儿童。几十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新年前夜逝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
媒体称，目前尚不清楚造成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但从媒体报道和踩踏事件特征来看，此次事件中当地政府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就在几个小时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新年电视讲话中夸奖“我们的干部蛮拼的”，但随之而来的“1231”踩踏事件让习近平的表扬变得有些难堪。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习近平对此批示，要求上海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抓紧调查事件原因，深刻汲取教训。
【问题阐述】
上海最近连续三年都在外滩对岸搞跨年灯光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外滩观赏，外滩跨年夜已有品牌效应，尤其是陈毅广场是一个需要登上台阶的高处，观景最佳。
1.2014年末上海外滩没有官方组织的跨年活动，灯光秀地点被改到了外滩源，规模也缩小了。但这种变化并未充分告知公众，大量群众仍自发前去外滩观景。即使知道灯光秀调整，人们基于习惯仍前往外滩。
2.由于官方没有组织活动，政府层面错估了形势，往年的交通限行改道、公交地铁甩站、不可上堤岸、分路段分割人流等客流疏导等措施都没有做，30万人流基本处于自由流动状态。
3.由于政府估计不足，导致警力安排严重不足。黄浦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称，12月31日晚人流量超过2013年国庆的人流量，但因为“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去年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
上海素有“地方政府强势但管理有序”的名声，再加上近年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两大国际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如火如荼，可能不少人早已开始俯视香港了。不过，“1231”踩踏事件一下子让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现出了原形。
【重要启示】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近些年我国政府用GDP和房地产堆积起了许多城市，外观漂亮、建筑高度不断被刷新的造城运动随处可见。但如何管理城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一门新的学问。对于当下的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协调交通、旅游、文化、媒体、安全、社区防范、预警监测等各个部门，不断完善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是推动城市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须理清的思路。
1.科学设计人流通道，预防危险情况发生。此次踩踏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是陈毅观景台上下的人流对冲——下面的人想登台，而上面的人则想下台，在狭窄的台阶处形成激烈的人流对冲，结果诱发了恐慌性的踩踏和拥挤。合理方式应是上下分道、进出殊途，也就是“单行道”原理;或者采用分割空间的办法，限制人群扎堆。
2.合理利用网络平台，最大范围告知公众。在活动开始前应提前在官方新闻微博微信上公布告知民众，将扩散活动场地分流设置情况，以及在人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下应该怎样遵守秩序以及如何预防踩踏事件等安排告知群众，让民众建立起自我保护的心理意识。并将此类重大通知作为一个常态工作引起公众重视。
3.重视突发事件，完善预警防御机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规模的人群聚集都有很大风险。凡是大型活动必须看作重大风险活动。政府应及早掌握外滩的人流状况，总结过去几年活动进行中犯下的错误与不足。提前制定预案，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布置、现场维持，救援力量调度等。做好各个人流隔离区域，分散派出适当警力管理每个区域的人流量。将规划出的隔离区按照声波传递量安置扩音器，便于在出现突发状况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4.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全民自救意识及能力。外滩踩踏事件急救现场，与发生在诸如地震灾区、马拉松比赛等众多意外伤亡现场如出一辙的是，可以看到外国友人出手相助的娴熟，与总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国人同胞，两者在生命危难时刻体现出差距。很多人误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人性冷漠，其实这是中国公共安全知识教育的意识淡漠所致。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规定的国民急救知识虽然不是强制性法规，但几乎被所有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采纳，美国红十字会以及各健康协会、消防部门，都会为学生及社会机构提供急救知识的培训。
论大学生村官
针对选聘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一事，社会上的评价褒贬不一。有叫好的，认为这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重视，开辟了就业新渠道;也有质疑的，觉得大学生在农村发挥不了自己的特长，埋没了大学生的所学;更有甚者，认为当今农村最需要的不是大学生，这项政策没有多大意义，等等。我认为选聘大学生到农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现今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提高村干部的素质更是当务之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涌现出一批比较先进的农村，在这些村子里农民生活水平比城里的还要高，各项事业发展也都达到了较高的标准。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毕竟是星星之火，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国家继续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之外，更需要当地农村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自我发展，而这离不开高素质的村领导。选派大学生任村官，正好可以适应这一需要。
其次，目前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拓宽就业渠道也是势在必行。随着高等教育连年的扩招，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相应地就业压力成倍增加。在农村开辟大学生就业岗位，虽然不能彻底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大局面，但毕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为大学生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并且还可以从此形成良好的导向，引导全社会开辟更多的大学生就业渠道。
再次，大学生村官能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做好充分的准备。选拔干部需要那些实践经验丰富、能力强的人，特别是在基层一线锻炼过的年轻干部，选派一批大学生到农村接受锻炼，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成长，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储备大量的人才。
最后，大学生当村官是大学生自身价值的体现。中国的农村社会很复杂，中国的农村现在也很落后，到既复杂又落后的农村当干部，对于大学生而言，不仅是难得的机遇，更是一种历练。当大学生村官们干出一番成就的时候，就会感知到村干部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就会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现今社会物欲横流，很多人认为年轻人娇生惯养，不能担当社会的主角。大学生村官下基层，正好弥补了他们长期徜徉于校园没有吃过苦的缺陷，为他们认识自我提供了一面镜子。
在基层的农村将迎来更多大学生村官的同时，我们也必将迎来一个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公积金更缺改革大思路
公积金制度究竟走向何方，实际上还是在考验政府在出台、执行相关政策时，是否真正考虑公众的利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写得很清楚，住房公积金的意义就是提高居民的居住水平，该制度的存在很明显是手段而非目的。
应该承认的是，在房地产市场化且房价居于高位的当下，住房公积金制度已呈现多方“不适”。公积金制度究竟走向何方，实际上还是在考验政府在出台、执行相关政策时，是否真正考虑公众的利益。
几天前，广州发布《关于加强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工作的通告》并公开征求意见。根据通告，不给员工缴纳公积金的单位将面临最高5万元罚款，并将纳入诚信记录。很明显，此举的目的就是“开源”。
近些年来，不少城市都和广州一样，面临公积金额度紧张的困局，相应的提取使用政策也在不断收紧。在现有公积金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且呼唤改革的声音不断涌现时，广州以“开源”的形式为现行政策加码，要想真正走出困局不容乐观。
应该承认的是，住房公积金这项全国推行已有十余年历史的制度，在房地产市场化且房价居于高位的当下，已呈现多方“不适”。即便不看相关的媒体报道，很多人也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得到，甚至每一次政策收紧，都会对一些真正有购房需求的人造成伤害。无论是金融界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改革公积金制度都是充满了期待。如果广州此次通告中的内容最终得以确定并严格执行的话，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局，但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在短期内也会被掩盖，很可能因此延误了改革的时机，造成更大的矛盾。
事实上，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存废之争”中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不同人的具体诉求不同，才有了截然相反的论断。而按照现行的政策，公积金缴存具有强制性，地方上相对统一的提取使用政策也带有“一刀切”的色彩，这也正是产生争议的最主要原因。对于那些不想购买改善性住房的人，甚至是根本没有购房打算的人来说，写在他们各自账本上的公积金明显就是不划算的。如果对于那些不缴纳公积金的单位处以罚款并列进“黑名单”，实际上还是在增加这种强制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举措或许也有苦衷，毕竟住房公积金是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地方上更多地承担了执行压力。所以，问题就在于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否从“顶层设计”上进行改革，能否广泛地征求民意。从以往的报道来看，一些单位不给员工缴纳公积金，也未必都单纯为了节省成本，很多时候劳动者自己也更愿意将这部分钱直接加入到工资中，而一些公积金账户里有钱却不能使用的人，也因为无法“折现”而倍感后悔。这些现实的诉求实际上是一种提醒：带有强制储蓄性质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必须有所改变。
公积金制度究竟走向何方，实际上还是在考验政府在出台、执行相关政策时，是否真正考虑公众的利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写得很清楚，住房公积金的意义就是提高居民的居住水平，该制度的存在很明显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单纯为了维持这项制度，采取了伤及政策目的的举措，那就真的是本末倒置了。现在看似缺钱的公积金，其实更缺改革大思路，单纯的筹钱并不能解决改革滞后所积累的问题。
如何看待城市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但在城镇化狂飙突进，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今天，名片上的字迹却变得模糊，城市文化的传承遭受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只有保护和创新城市文化，才能使城市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保护城市文化是打造特色城市的根本要求。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城市的“根”与“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的一首《忆扬州》，让我们领略了隋唐时称扬一益二的美妙扬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大拆大建，随意模仿，使得城市“千城一面”，完全丧失了城市的地方特色，而且城市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面临严峻考验，昔日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情画意即将成为回忆。城市文化饱含了城市的政治氛围、历史风貌和个性，是城市的历史文脉，只有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城市的记忆，确保城市的发展别具一格。
创新城市文化是文化传承的现实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如果脱胎于生活的文化不能随之变化，那么必将被发展的现实所抛弃。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非一味的因循守旧，而应在保护中创新，让文化更好地代代相承。上海豫园旅游区，保留完好的江南园林，通过扩建，形成规模宏伟的仿明清商业建筑群，将历史渊源、民族风格融汇商业文化，通过建筑规划的创新突破，实现了传统文化建筑的传承。城市文化也是如此，发源于民国时代的海派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基融汇吴越精华，吸纳外国要素，正是这种勇于创新、善于扬弃的做法，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的保护是保护文化的历史底蕴，是延续人们的城市记忆;创新是焕发城市的活力，激发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能因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停滞，城市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割断历史作为代价。传承需要保护，传承也需要创新，只有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创新，城市文化才不会被割裂，才能得以更好地传承。
如果说红墙黄瓦的皇家文化是北京的名片，那么十里洋场的中西混搭则是上海的特色。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更是一座城市珍贵的资产。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充分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留住城市的“根”与“魂”，使城市文化得到更好地诠释。
社会治理迈向标本兼治
新年第一天，《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正式施行。一系列细致、明确的要求旨在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尽快补上“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政府“看得见的手”少了、短了，社会自发的力量大了、强了。2014年，各级党委、政府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高潮。
曾几何时，一纸“农转非”让一些人熬红了眼、愁白了头。然而这一切，在2014年被打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曾几何时，“甭管大事小事，闹到领导面前，无理也变成了有理”。这一度被许多人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2014年3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依法 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中央政法委要求，“切实做到每一个环节都依法按程序办理，每一个处理结论都于 法有据。”“依法治访”正逐步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涉法涉诉信访也逐步回归法治轨道。
曾几何时，“衙门化”“二政府”等不正常的形态严重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2014年，随着各级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深入推进，一系列有利于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措施相继出台，社会组织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50多万个社会组织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14年，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 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打击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环境，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改变了社会生活，赢得了民意民心。
2015年，我们仍将朝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