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来源：启政教育  2015年1月19日

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为主要议程，并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建设的“五大体系”之列，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之一，深刻诠释了党的建设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密切关系，凸显了从严治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进一步昭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极端重要性。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也在自己《章程》总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相关章节更是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求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无疑是从制度的层面规定和保障了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并行不悖。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表明党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体现的是执政党履行使命的自律与担当;但法律从来都不是只管老百姓的，彰显法律的尊严与效力，执政党带头践行法治的率先垂范至关重要。如果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把“党纪国法”相提并论，缘于两者的主旨同归，立意同向。鉴于党的许多干部肩负引领社会、管理一方的重要职责，从严治党更有依法治权、依法治官的深层含义。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只有以健全党规、铁腕反腐的吏治成效，破除“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才能为全民守法、践行法治营造良好环境，才能有效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更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探索。期待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够成为深化从严治党成果、开启依法治国新局的新圭臬。

扩大消费规模 优化消费结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他强调，一方面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等方式，清除抑制消费的障碍，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改善消费环境。
　　虽然学界对我国消费率真实性有争议，但基本上都认同以下事实：我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倚重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要求刺激、拉动国内消费的呼声日高。在此背景下部署消费扩大和升级，正当其时。六个重点领域：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信息消费、促进绿色消费、升级旅游休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提升教育文体消费、鼓励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体现了统筹当前和兼顾长远。
　　扩大消费，形象地说就是让“没钱的人有钱花”、“有钱的人敢花钱”.前者关乎收入分配，后者关乎社会保障与消费环境等。就收入分配维度，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税费负担过重、通胀水平较高等。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再分配机制存在 “逆向调节”等。收入分配改革，如果从2004年启动调研算起，至今已有10年时间，由于利益格局的调解难度大，改革的决心不够大，因此进展缓慢。从收入分配改革切入扩大消费议题，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如果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开源”,减税负、控通胀则是“节流”,正反方向包抄，保障老百姓“有钱花”.
　　“不敢花钱”在文化层面，是一个中国传统，国人讲究“积谷防饥”,不敢赚多少花多少，更别说寅吃卯粮。在制度层面，社会保障水平是公众消费最大推因。一般而言，公众消费意愿与社会保障水平呈正相关——社会保障越好，公众对未来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很简单，老有所养的话，公众就用不着存钱养老，不敢花。经过近年来努力，公共财政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长期偏低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仍达不到让公众放心将钱挪作他用的水平。
　　扩大消费要数量，更要质量。从消费结构来看，“衣食住行”类是生存型消费，满足自身生存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低层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是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才能称得上有质量。譬如同花费50万元，用于交房屋首期当“房奴”与用于旅游当“驴友”,其边际效用完全不一样。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偏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0.8%.可以列入社会保障范畴的生存型、发展型消费，就由公共财政多担点，让公众有更多钱花在改善生活质量上。
　　扩大消费不仅是一道经济题，还是民生题、政治题。需要多学科综合求解，保证发展速度，更要发展质量。

垃圾分类

   【背景链接】
　　随着城市发展的加速，城市垃圾越来越多，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垃圾围城”的隐忧。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利用是减少垃圾和垃圾资源化的有效方法，也是城市垃圾治理的大方向。但自从提倡垃圾分类以来，出现了不少问题，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14年前，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试点还在“试点”，垃圾依然“分不清”。
　　2014年9月，北京市率先在位于西城的两个小区试点，安装绿色智能资源回收机，并现场发放环保卡。目前全市已经有100多个社区达成智能资源回收机的安装意向，资源回收机、综合回收屋等也在国庆节之后陆续在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上岗。预计两年之内，北京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将有5成以上被回收再利用。
　　2014年6月，杭州拟建垃圾焚烧项目，引发当地不少市民的反对。解决“垃圾围城”难题已迫在眉睫，而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重要举措，应该下更大力气加以推进。
　　自2014年5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施《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一方面可解决上海垃圾分类方面的地方立法问题，另一方面，在生活垃圾的具体类比上，也有了较大进步。
　　【标准表述】
　　[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
　　在国际上，城市垃圾处理是长期困扰政府和市民的环保难题。一般来说，传统的垃圾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
　　填埋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之前，垃圾都是露天堆放。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城市垃圾处理采用的方式仍然以填埋为主。
　　然而，虽然填埋方式被广泛使用，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理想的垃圾填埋场却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填埋处理所占的比例已呈大幅下降趋势。导致填埋场数量下降的原因有三条：旧填埋场逐渐达到其饱和状态;新填埋场选址困难;由于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填埋场被迫关闭。
　　焚烧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灾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
　　尽管如此，在土地填埋接近饱和后，仍有很多人将垃圾焚烧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2014年4月国家又对垃圾焚烧的发电价格进行了调整，新规定的出台对于行业长期发展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原因分析]
　　垃圾分类，是在垃圾被投放时就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进行分类，然后进行分类清运、分类回收……直至将垃圾重新变回资源。如此，不仅提高了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产生了变废为宝的价值，也逐步解决了目前垃圾围城的现状，以及在处理垃圾时所产生的污染。垃圾分类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可现实中的推行却困难重重。细想，分类工作难以推行的原因可能有几方面：
　　一是城市没有建立“前期分类投放、中期分类收集运输、后期分类处理利用”的回收利用体系。
　　二是垃圾分类的终端处理和利用设施尚未建成。
　　三是宣传不到位，市民普遍缺乏垃圾分类常识。
　　四是环保、执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滞后，既无保障力，又缺乏约束力。
　　[重要意义]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通过垃圾分类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处置量，实现垃圾资源利用，改善生存环境质量。
　　减少垃圾。所谓垃圾其实都是资源，当你放错了位置时它才是垃圾。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旧衣物都可以回收加工后再变成相应的原料;剩饭、剩菜、瓜果皮核加工处理后可以变成有机肥，生产绿色蔬菜、粮食;旧家电、手机可以拆解提取宝贵的稀有金属等原材料;旧家具可以维修、重组后在二手市场再销售;甚至装修垃圾也可以成为填海、填坑的宝贵材料;其它可燃性高的垃圾可以去焚烧发电;实在处理不了的垃圾再去填埋。在瑞典等发达国家，进行填埋的垃圾只占该国垃圾总量的百分之一，而在我国填埋的垃圾高达百分之九十，占用土地上万亩。可见通过垃圾分类，将可回收的垃圾分门别类交给相关企业、单位去处理，将会有效减少真正垃圾的数量。
　　节省资源。我们的森林越来越少，因为树木都被砍伐作为原料;我们的石油需要大量进口，因为自己产的石油不够用;我们的山越来越秃，因为对矿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果使用过的商品最终是被永久废弃，那么为了持续的生产，就只能消耗更多的、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但是，如果把使用过的商品回收分解加工变成原料，就可以使之循环使用，有效的减少对树木、石油、矿产等资源的依赖。资源如果都能被重新利用，将会成为巨大的社会财富。
　　避免污染。垃圾不仅有碍观瞻、影响城市形象，有些垃圾还具有有毒有害性，例如前面提到的塑料会使土壤板结，焚烧塑料会产生高致癌物二恶英;镍镉电池中的镉、铅蓄电池中的铅、碱性锌锰电池中作为添加剂的汞等都是有毒金属，据研究，一块镍镉电池中的镉就可以污染三个标准游泳池中的水;化妆品、油漆、日光灯管、节能灯管、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处理不当都是环境杀手，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通过垃圾分类，这些物质可以集中到专业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有些有毒有害垃圾经过处理后还可以变废为宝。
　　[对策措施]
　　一，加强相应的宣传和引导。宣传垃圾分类的作用、方法等，习惯的养成不能靠罚款的单兵突进，除了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将违法行为纳入个人征信体系，使个****利受到全方位的限制，增大其风险成本外，更关键之处在于，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从宣传教育培训做起，从管理者自身做起。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要制定相对完备的法律，并加大引导投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要尽可能考虑方方面面，包括制定严格的企业包装物生产标准，明确企业在垃圾分类回收中的责任，促进生产工艺的提升等。让垃圾分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且示范带头。立法上的完备，要体现出激励和惩戒相平衡的原则，明确职能部门，企业，个人在分类过程中的义务与责任，做到权责对等。
　　三，社会多方共同参与。政府部门要善于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垃圾分类回收中来，比如环保公益组织并促进其专业化发展。市场机制下，企业应更有所作为，担负起更多社会责任，防止过度包装，做到源头上减量。
　　四，理顺相关管理部门职能，统筹协调管理链条。清除管理“交叉点”，消除管理“真空层”。从前端到末端，各管理环节的投入应相互匹配，而在利益调控机制中，除了“市场的手”，“政府的手”也应充分发挥作用。
　　五，完善相应的硬件设备配套，让垃圾分类的设施全面到位。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离不开软硬环境的支撑。从分运到居民区、楼道的垃圾桶科学配置，再到每个家庭如何分类投放，应做到既要分类又得让市民觉得方便，不至于太烦琐累赘。

停车难问题

    【背景链接】
　　“早上急着去上班，出门却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给堵了;晚上回来，发现自己的停车位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出门在外，为了一个停车位，玩起碰碰车，甚至动手互殴……”媒体调查发现，近些年停车难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新顽疾。而许多地方在管理上的束手无策，一定程度上又让这种现象有加剧的趋势。
　　【标准表述】
　　[问题]
　　一是规划滞后问题。过去城区汽车保有量少且私家车尚未普及，全社会对停车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停车场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机动车辆增长的速度，造成城区内停车设施预留地不足，繁华路段、大型建筑和商场停车资源缺乏。
　　二是停车场的利用不够充分。目前路内停车场使用率比较高，路外停车场使用率比较稳定，公共配建停车场使用率则处于不饱和状态，尤其是地下停车场，利用率更低。
　　三是停车收费标准不尽合理。目前我们城区的停车收费标准缺乏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停车分布的作用。由于路内停车与路外停车几乎没有价差，导致很多车辆在路上长时间甚至是整天停放，与路内停车场服务临时停车的功能严重背离，致使路内停车周转率低、总是满满当当，后来的车辆无处可停;而附近的路外停车场和公共配建停车场却空空荡荡，得不到有效利用。
　　四是少数驾驶人文明交通意识不强。有不少驾驶人逢出门就开车，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交通拥挤，加剧停车难;有的驾驶人爱图方便，不愿多跑几步路到停车场去停车，而是随处停车;还有一些驾驶人为逃避停车费，在停车场外乱停乱放，结果造成道路秩序混乱。
　　[参考对策]
　　第一，加强城市的“停车场”规划工作。要树立超前意识和创新意识，加快停车场建设。不妨在商业区建设立体停车场。传统停车场占地面积大，投资费用多，而立体停车场不仅大大节省占地面积，在投资上也更节省资金，很多城市都有这种先例。
　　第二，单位停车场夜间开放。一些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夜间空闲，而附近的居民区及路边却停满车辆。管理部门可和这些单位商榷，在夜间向附近居民有偿开放。这样既方便了市民，企事业单位也适当创收，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停车难问题。
　　第三，规范和加强城市停车管理。建立一个权威的集中统一管理机构，收费标准归物价部门制定，合理收费。
　　第四，加强宣传教育。让有车族树立社会公共意识，近距离不开车，节假日不往闹市区开车。

习近平APEC峰会演讲

    11月9日，习 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3次提到去年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习 近平强调，中国愿意同本地区各国携手实现亚太美好梦想。
　　一年前，APEC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习近平应邀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当时，世界经济初露复苏迹象，仍缺乏持续复苏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在放缓。一些人不免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疑问，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中国与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也缺乏信心。
　　在那次演讲中，习 近平表明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展现了中国对促进亚太地区共同发展的承诺和诚意。
　　一年过去了，中国用行动把信心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又会使人对未来更有信心。
　　一年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呈现了“新常态”。从经济稳定发展态势看，这种“新常态”是良性的、健康的，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因此，当习近平再次出现在APEC工商领导人面前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很高兴，我当时的观点得到了印证”。
　　一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包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对外合作构想。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已迈出实质性一步，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国还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中国正推动APEC进程取得新的突破，包括早日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发掘亚太经济发展的支柱领域，勾画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新蓝图等。
　　当然，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整个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习 近平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痼疾开刀。实际上，这句话也适用于亚太地区。
　　众所周知，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也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不过，正如习近平演讲中所说，亚太的未来正处在关键的路口。目前，亚太地区也有一种“新常态”。政治上，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给亚太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影响，但双方的战略互信存在着不升反降的危险;经济上，各种自贸安排“争奇斗艳”，但存在着“意大利面碗”现象，容易陷入碎片化的漩涡，地区一体化进程布满障碍。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那么亚太地区存在的“新常态”也是如此。
　　看来，“中国梦”和“亚太梦”的实现，都需要大格局、大智慧，也都需要决断和行动。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直面挑战，拿出方案，付诸行动，就会增强信心。习近平的演讲表明，中国在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将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这次北京APEC就是一次很好的验证。
　　习近 平两次演讲 ，都向世界传递了信心 。时隔一年 ，这种信心应该说进一步增加了。

大学生“自主保洁”

    【背景链接】
　　2014年9月开始，为了让学生们增强劳动观念、锤炼意志，南昌大学全面推行学生宿舍自主保洁工作，宿舍厕所、走廊等公共区域的卫生都将由学生自己负责打扫。实施还不到一周时间，学生们便联合签名发出了《致南昌大学校长的信》，反对自主保洁。引发网民热议。
　　【标准表述】
　　[大学生“自主保洁”的积极意义]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聘请专业的后勤人员负责校园保洁，是落实国家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精神。但是，大学发展到今天，逐步实现规模外延发展向内涵质量提升的过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让大学生自主保洁也有多方面的好处：
　　一是锻炼大学生吃苦耐劳和生活自理的能力。目前我国高考招生和培养上，主要还是严进宽出，学生高考前拼命学习，然而一旦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就松懈了下来，直接导致了生活上的松懈，加上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导致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二是为贫困学生创造更多勤工俭学的机会。虽然我国通过奖、助、贷、勤、补等奖励和资助方式，确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但是，贫困大学生群体依然巨大，为了资助这些学生，高校做了许多探索，包括提供一些教学、行政、图书馆、实验室助理等工作，但是“僧多粥少”的局面依然存在。倘若让学生参与校园保洁工作，提供相应的薪酬和奖励，毫无疑问可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三是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对大学的热爱，不仅反映在课堂交流、图书馆学习、运动场锻炼上，也体现在对校园一草一木、一楼一舍的爱护上。通过积极参与校园环境的建设和维护，树立主人翁精神，做大学的主人，而不是过客。只有这样，学生毕业若干年或数十年后，对母校的热爱才会依旧如初。
　　[存在的问题]
　　其一，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各有所司，并且术业有专攻。保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当专业的。让学生参加保洁工作，不是不可以，但是要在学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清扫大片区域、处理大量垃圾、打扫厕所，甚至掏粪，这不是学生应该做的;占用学生大量时间，甚至妨碍了正常的学习，这更是学生不能承受之重。
　　其二，在政策制定和推广过程中没有征求学生的意见。旨在培养学生的责任心的“自主保洁”政策，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遗憾的是，从这一政策的起草到试行，再到最后的执行，基本上是校方在唱“独角戏”，作为利益一方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却处于一种被动“缺席”状态。
　　[启示]
　　首先，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强调校方管理者、教师、学生三方合作共治。任何改革都不能以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学习为代价，实现这样一种高校后勤运作方式的转变，还需充分调研、论证和试点，最终让学生主动自觉参与到校园保洁上来。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政策上，高校的每一个举动，应该尽量在充分尊重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进行。
　　其次，在读书过程中，大学生应该摒弃功利心理，家庭条件再优越，也要远离“保姆式教育”，主动投身到学校劳动、社会劳动当中去，弥补自己劳动素质、环保意识欠缺的短板。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也应该尊重劳动，自觉劳动。切莫“富了肉体，穷了精神”。

取消共建生利于教育公平

    【背景链接】
　　2014年，北京市出台“史上最严”择校禁令，全面取消“共建生”。这一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词语在权力聚集的首都北京将成为历史。“如果你发现哪个学校还有‘共建生’，可以投诉，我们保证处理。”对于仍在盘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家长，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对今年的招生形势非常自信。
　　【标准表述】
　　[内涵]
　　“共建”一词原本用在“军民共建”等语汇中，指双方为实现同一目标各出一份人力和财力。而在教育系统中，所谓中小学“共建”，是指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获取入学名额，使双方“互惠互利”。
　　[深入分析]
　　从共建生的内涵来看，共建生是教育特权嚣张下的一个集中反映。“共建生”说到底，就是一个拼爹的活计。“共建生”的实质，就是“按阶层”招生，不仅使不少穷人、弱势家庭的孩子从小就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加剧了社会断裂的程度。这样的“启蒙教育”，不仅撕裂了社会公平，更是对孩子一次失败的“教育”!
　　[措施]
　　“共建生”是教育公平的“毒瘤”，但取消“共建生”并不代表“特权生”消失，这就需要：
　　第一要靠制度的完善，如果制度仍然存在漏洞，“特权”者会想方设法通过“换马甲”的方式达成所愿。
　　第二要多向薄弱学校投入教育资源，由于历史的原因，校与校之间差距很大。如果不填补中间的鸿沟，教育公平就无法实现，择校就不会消失。
　　第三需要监管。将每所学校的新生在网上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教育主管部门的入学和升学管理需要引入专业、规范的相关当事方的监督。比如学区、划片是否合理，是否有意向某些权力部门或个人倾斜，是否存在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公平、均衡的划分方式和方法的时候故意不采用，计划与审批的决策程序是否民主、健全。在实施这项新政策的同时，政府是否有可行的方案和措施继续推进区域间教育不均衡问题的解决。
　　第四要加大对非京籍子女就近入学的政策的监督。是否遵循了义务教育法和“流入地为主”的原则，体现出公平公正;是否在设置门槛的同时体现最大限度的人性关怀，是否在学位紧张度不同的地区采取相对灵活的政策而非“一刀切”。需要注意的是，健全有效的监督不能仅靠行政部门，上级监督下级仅仅是一方面，在现有体制下，更需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比如组成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督、人大、政协、家长委员会、社区监督小组。在监督机制一时难以全面建立的情况下，要建立对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入学的监督，建立对优质资源学校入学监督，建立对热点人群子女入学的监督。

“苍蝇式”腐败

    背景链接
    2014年7月9日，中央巡视组向北京、天津、科技部反馈巡视情况，指出天津等地“苍蝇式”腐败，即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等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工作要更加重视治标，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笼子，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规范机制和监督机制。将“老虎”和“苍蝇”相提并论，充分说明了“苍蝇”的危害不可小觑，显示了党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反腐理论的突破，透露出反腐的深入和彻底。
深度解析
    [权威论述]
    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习近平
[危害及重要性分析]
    “苍蝇式”腐败的危害不在于个体的猖獗，而在于群体性的累积效应。
    我国仍处于“大政府、小社会”阶段，政府职权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诞生出无数职权部门，部门领导干部手握审批权，个别官员妄图权力变现，造成了“科长经济”、“处长经济”此类蛀虫式腐败的出现。他们将手中职权放入市场中进行交易，随着参与的“苍蝇式”官员越多，市场就愈发被其搅乱，最终造成“苍蝇”横飞、权力肆行的乱象。
     [“苍蝇式”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
     一是整体社会风气不佳。目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较为盛行，熟人社会的“潜规则”暗涌，人们对收受礼品、拉关系、走后门，甚至“吃拿卡要”等问题习以为常，见惯不怪，认为吃吃喝喝、小敲小打、小贪小腐算不上多大的事，对“苍蝇式”腐败存在普遍的社会妥协，对其危害性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对“苍蝇式”腐败的措施]
    第一，整治不良风气，铲除“苍蝇式”腐败的文化土壤。
    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通过宣传引导、教育警示、文化培育，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良好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在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铲除“苍蝇式”腐败的文化和社会土壤，让作风“小问题”不再被小视、“潜规则”四处碰壁、小贪小腐人人喊打。
申论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强调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现阶段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形势严峻，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
    申论命题一般都是紧跟大政方针和社会热点。在重要政策的大背景下，申论命题通常选取某一角度或某一方面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苍蝇式”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在申论学习中要足够重视。

调味乡土人情 健康、文明作料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人情往来，尤其在农村。适度的人情往来确实能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曾经淳朴的乡土民风已经变味，人情消费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为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
　　千奇百怪的宴请
　　国庆期间，武陵山区的村民丁祥威可忙坏了。由于当地政府规定国庆之后禁止随便摆酒，村民们都争着在国庆节期间将撒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他每天要参加四五个宴席。
　　千里之外的安徽六安，小伙马俊中一直在上海工作，今年国庆节回到老家本想清静一下，不想却更加忙碌：“国庆7天，我有4天都在参加喜宴，还有3天在去参加喜宴的路上。”
　　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农村采访了解到，村民们节假日不得不应付无穷尽宴请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摆酒名堂很多，大体上可以用‘三生(升)三事’来概括：三生(升)即生日、生子、升学;三事指婚事、丧事、杂事，前两个事好理解，后面的杂事包含内容就多了，购车、买房、搬家等，只要想办，就有理由办。”丁祥威说。
　　三峡库区一村支部书记赵祥瑞透露，村里一村民考了驾照，竟然也办起酒席来。
　　皖北基层大学生村官张宁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长期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开始变得只看钱不认人，认为随礼多就是把自己看得重，给的少就是不给面子，相互之间还会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矛盾。”
　　无法承受的礼金
　　丁祥威清晰地记得：20年前办酒席讲的是人情，那时候送鸡送蛋，送米送面，礼轻情义重。“现在，办酒席讲的是份子钱，再穷也要把份子钱凑足，礼金已经成为村民沉重的负担。”丁祥威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至少要参加40次左右酒宴，每次礼金最少100元，一般200元～300元，多的500元～1000元，平均1年要在这方面花费万元以上。“我的交往面还是窄的，有些人家一年要随三四万元。”丁祥威说，农村人一年种庄稼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还不够交份子钱的。
　　西部某贫困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往年每个暑假，他光升学酒要吃二三十席，光礼金就要送四五千元。
　　占明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近来他发现自己经济越发吃紧，算一算开销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赶人情”。在他看来，“赶人情”已经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钱、为了面子、为了不吃亏，俨然成了“赶钱情”。占明说，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就有4个同学结婚、一个同学宝宝满月，工资几乎无存，经常吃泡面，要不就到父母那里蹭饭，感觉经济怎么都独立不起来。
　　除了你来我往这种正常的酒宴，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要获得办事方便或是一些稀缺性资源，一些农民还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基层干部的酒宴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给本来就愈演愈烈的随份子、赶场子更添了不少“灰色”意味。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无法享受。既然去了，人家是村干部，份子钱少了，岂能看上眼?
　　身不由己的游戏
　　重庆万州区走马镇走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向秀发说，人情消费玩来玩去，到了最后谁也不赚钱。
　　安徽安庆某镇的吴永贵今年50岁，在当地经营着小本生意。他和爱人千盼万盼终于盼到儿子在今年国庆节成了婚，但这一场婚宴也让他花光了几年来的家庭收入。
　　“一共摆了30桌酒席，请了我们县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婚宴所有的开销在一起大概花了20多万元，减去收回的5万元礼金，大概花了十几万元。”吴永贵心疼地说，“我们农村人都爱面子，你不摆会被人说、会被看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人喊累，客人也喊累，可如此累人的酒席为何无休无止呢?一些村民道出了缘由：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不好，但是又都没有办法，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办酒席是为了收份子钱，但是不去又不行，没钱借了钱也要去，就怕别人在背后讲闲话。”曾在三峡库区某村当过村支部书记的杨永生说，许多村民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想尽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建设生态文明

    【申论热点】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名词解释】
　　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
　　二是文明新境界。生态文明倡导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不是物质财富增加而自然受到伤害的文明。
　　三是社会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状态，不是单纯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是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沙漠排污

    【背景链接】
　　201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腾格里沙漠腹地部分地区出现排污池。当地牧民反映，当地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排污池，让其自然蒸发。然后将黏稠的沉淀物，用铲车铲出，直接埋在沙漠里面。阿拉善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陈主任表示，这可能是监管上不太到位，企业出现了偷排漏排的现象。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一是官员政绩观“作祟”。企业是当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是为政者的政绩，甚至利益输送的源泉。利益的深度嵌入，企业对地方的“奉献”，都可能导致为政者放低要求，网开一面，从而造成久病难治的环境污染。
　　二是获益者承载者力量悬殊。污染之所以长期得以持续，关键还是因为成本的获益者与承载者非并一个主体，而且两者的博弈力量极为悬殊。前者是企业利润的占有者，以及从企业身上获得税收、“好处”的地方政府及官员;后者是承载环境污染后果的民众，后者相对于前者软弱无力。
　　三是环境污染不涉及个人利益无人追责。企业相对私域，而环境是“公地”，为“无数人”所拥有，难以进行产权界定，污染环境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没有人真正出头伸张，即便伸张，也可能被当地以种种理由推脱掉，污染造成的后果需要今人甚至子孙来承担。
　　四是污染成本低，代价微弱。从更深层次原因上来看，归根结底还是企业在腾格里沙漠的污染成本太低。一方面，一直以来，国家征收的排污费标准比较低，只有治污成本的一半。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罚款标准低，惩罚力度太轻，一般只有几万元、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罚款就能堪称“天价罚单”。
　　[参考对策]
　　第一，要治污染，先治渎职。解决地方污染问题，先要打痛那些被畸形政绩观冲昏头脑的地方官员，这样环保法律才能刚性运行，污染大户才不会有恃无恐。全国检察系统正加紧查办污染背后的官员渎职问题。2013年1至10月，全国共查办危害生态环境的渎职犯罪889件，涉及1119人。
　　第二，严格的制度还在于严格执行。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将“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的”，列入“污染环境罪”的立案、定罪的标准。
　　第三，根治水污染，还需引入第四方、第五方监管。第四方应该是地方人民群众对地方领导的一票否决权，第五方应该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的治污责任状，以“挪位、摘帽、关牢”的魄力从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村来层层“亮剑”，只有上级领导的无法容忍，才能最终成为下级领导对大气、水污染保护的积极行动动力。
　　[微评]
　　“沙漠排污”事件只是“污染西迁”的一个缩影，西部经济绝不能重蹈旧辙，地方政府要严守环保关，不能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
　　面对相关问题的曝光，对污染企业及时“关停”自然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更需要尽快启动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让那些不作为乃至乱作为的地方官员，以及形同虚设的监管体系，都接受严肃的问责。

文明旅游

    【背景链接】
　　“我插一句啊，也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2014年9月15日晚，当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王福康说到中马旅游合作时，正在马尔代夫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一番幽默插话，引得全场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逐步升华，因而选择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放松身心，开阔眼界，感悟人生，洗涤心境，这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文明出游也成了一件大事。
　　【标准表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不少人腰包也鼓了起来，更加注重享受生活。不少人选择外出旅游，不但能让人们放松身心，还能够让人们增长见识、提升阅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人们热衷的，李白、杜甫、徐霞客等都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如今，人们外出旅游，则是放松身心的居多。大多数人都能遵循旅游文明规范，然而，依然有少数人不遵守旅游文明规范，有的乱扔垃圾、有的乱涂乱画、有的大声喧哗，成为“煞风景一族”。
　　[原因]
　　一是素质教育的落后，部分游客的自身素质不高，没有“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没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尽到自己的义务。
　　二是由于现在的大部分景区只注重经济效益，而不注重对游客的管理，为了取得暂时的经济效益，不顾景区环境的承载容量而大量吸引游客。
　　三是旅游景区内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大部分景区在管理制度上对景区工作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管理培训制度。
　　四是对不文明出游的相关法律的缺失，对游客的不当之举没有相应的处罚，间接的加剧了游客的种种不当行为的发生。
　　[对策]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正确引导和管理，加强环境保护问题重要性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让公众认识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对旅游环境、景观的污染和破坏。
　　二是完善旅游法规体系和加快相关立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
　　三是政府景区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略对游客的管理，不能对游客的行为听之任之。
　　四是要加强对景区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的认识和服务质量，积极发挥导游的监管作用。
　　五是强化公民自身文明素养教育。不光要教育孩子从小养成文明出游习惯，家长和老师更应该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去影响下一代。同时，对不文明行为，更需要相互提醒，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把维护文明秩序当成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约束，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

“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背景链接
　　国新办在2014年10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回应媒体提及“个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利益”的问题时，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贫困县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深度解析
　　[当前现象]
　　事实上，“贫困县炫富”现象，不是“确实存在”，而是比较普遍。比如，黑龙江海伦市，一边四处“哭穷”，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继2012年成功戴上“贫困帽子”后，2013年又搬进竣工不久的“豪华衙门”。这种“穷”“奢”通吃、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造成不良社会观感，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质疑。
　　特别是，一些地方头戴贫困县的帽子，却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大兴奢靡之风。比如，有的地方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破烂不堪，却投入巨资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有的地方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政府部门却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坐豪华公车，赴豪华公款旅游，吃豪华公款酒宴。究其原因，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恣意挥霍扶贫项目资金，要么是“伪贫困”，骗取国家的扶贫项目资金，去填补奢侈“三公”消费的窟窿。
　　[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过去在对贫困县的管理上，一直仅是救济机制在唱“独角戏”。贫困县最初仅仅是国家作为扶贫工作对象确定的，但后来附加在它上面的很多优惠政策使得它可以享受很多开发扶贫以外政策优惠上的好处。一方面，贫困县可以得到可观的扶贫资金，另一方面，不少优惠政策也与贫困县绑定，只有贫困县才能享受到。正因为入选贫困县拥有享用不尽的政策优惠，才使得一些贫困县早已脱贫了，也舍不得扔掉这顶象征落后的帽子，仍然躺在救济机制的温床上坐享其成。
　　[治理的必要性]
　　“贫困县炫富”现象频现，倒逼管理创新。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节节攀升，扶贫标准也应“水涨船高”，提高贫困县进入门槛，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贫困县进入、退出机制，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是提高扶贫效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而在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上，应推行救济与制约并行的“双轨制”。
　　[措施]
　　首先，应对贫困县的“三公”消费标准设置上限，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同时，对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扶贫项目资金，要加强使用情况的审计和跟踪管理。如果发现有地方存在奢侈“三公”消费、新建政府办公大楼、挤占扶贫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不仅取消其贫困县资格，回收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还要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责任追究，以此倒逼地方敬畏国家扶贫政策，将宝贵的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刀刃上。
　　其次，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要让之前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区看得到“摘帽”的好处。一个地方脱贫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能力上去了，不妨对政府工作人员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奖励，如适当提高摘帽后公务员工资，对主要领导干部优先考虑提拔等。对脱贫工作一无所成的官员要有相应惩罚措施，不能让贫困县的主政官员感觉到自己到贫困县任职是一个过渡乃至一种政治资本。如果在脱贫条件明明允许的情况下，贫困县的主政官员还是不惜代价保卫贫困的帽子，那么其执政能力就值得考量了。
　　最后，建立一套合理衡量脱贫的标准。衡量一县是否脱贫应当更多地从民生指标考虑，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如果贫困县退出机制启动，仍然以GDP等宏观数据为先决条件，难免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仓促脱贫的现象。一个县有没有脱贫，应该看这个县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有没有明显的提高，把低收入者、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列入脱贫标准，才是衡量该地区实际不贫困的方法。

中国教育不缺国学缺常识

    教育部网站近日公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纲要”说，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
　　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方向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
　　“纲要”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强调传统文化教育，只是说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宣讲。
　　按照强调什么就是缺乏什么的“传统习惯”，我们可以推断，教育部大概认为现在民族精神、道德情操和人文涵养的缺失，需要用传统文化来补救。
　　传统文化在中国就像中医，遇有社会疾病，人们就想起到传统文化里寻医问药。在许多国人的观念里，法律是西药，可以快速治疗急病大病，而传统文化是中药，可以对“病人”进行调理。
　　但在我们的课本和课程里，似乎从来不缺传统文化。我们读古文，既是学习欣赏文言文和古典文学，也是学习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德格物，立己达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对这些古代名言都耳熟能详。
　　这几年还掀起一股国学热，到处都有国学班，随时可见国学大师。一些老板为了追国学“新潮”，花费数以万计的钱去名校就读国学。他们学到了用易经推算命理，用孙子兵法指导商战……
　　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要学习，但传统文化果真是治疗当前问题的特效药吗?显然不是。一些贪官污吏在被发现前往往都是“教育家”。他们也会在教育下属时引用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古代名言和典故。而我们的学生争相出国留学，也肯定不是到外国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中国的沉疴痼疾中发现了传统文化的许多糟粕，认为中国真正缺乏的是民主和科学，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有了长进，但还没有发育健全。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现代意识的教育，包括民主、科学、公平、正义、平等、法制、民本思想、契约精神、公民意识等等。这些概念尽管也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只言片语，但还是缺乏系统思想和连贯描述。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基本常识和现代意识教育，让学生知道国以民为本则民以国为家的逻辑关系;知道依靠关系办事是因为社会没有建立契约关系;知道应该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上升为公民精神;知道只有“立己”、“正心”、“崇德”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完善法律和监督制度;知道只有实现公平正义平等尊重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中国文化有辉煌的过去，需要发扬继承，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教育部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只会加重教育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