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半月谈》半月评论（第7—9期）
来源：半月谈、湖北公务员网 发布：2018年1月8日
《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学习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务员申论备考非常好的资料。
第7期（精选）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期半月评论是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主题，分析中美关系，对申论备考价值不大，此处只提供标题。卓越备考学习中心网站已经发布此文，此处不再重复）
网页阅读版：
“帽子”抢起来，泡沫浮起来
——西部某高校人文学者痛陈人才“帽子”之滥
戴不戴高“帽子”事关学院利益
时下，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工程的“帽子”满天飞，适合社科年轻学者的帽子也多了起来，有些学院领导硬性要求大家削尖脑袋去争。因为戴不戴这顶高“帽子”，事关学院自身绩效和利益。
我们院领导常说，一张饼摊在那里，你不去使劲咬，别人就会去把它咬走。“你看某学院，去年几个人去争‘青年长江学者’称号，我们学院一个人都没有，咋办？”他讲起这个状况时很生气。
一所大学里，每个学院一方面要争话语权，另一方面还要完成规定绩效。学院戴各种“帽子”的教师越多，在各种评审委员会中掌握的话语权就越多，拥有的资源分配权就越大。教师争到的一顶顶“帽子”，都可以计入对学院的绩效考核，享受相应的加分，学院也才能拿到学校给予的相应收入，不然集体被扣钱，自然会殃及教师。
抢“帽子”流行“一鸡多吃”
一个年轻学者想要努力够着各种人才“帽子”标准，需要具备两方面优势。一是以导师为中心，展开社会公关，频频在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亮相，结交很多人。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会议并不深入讨论学术，主要是会面，把关系处好，彼此交换资源。二是自己“发掘”自己的潜力，一篇论文就能说完的事情，要分成三篇四篇论文来讲。我把这种行为称为“点杀”，或者叫“一鸡多吃”。一些混得好的年轻人，最善于“一鸡多吃”。
现在，在人文学科里面，抄袭这样的造假行为已经太low了，更高级的就是这种隐蔽的“一鸡多吃”。一个科研成果，申请完省级项目，换个题目又去申请国家级，不断往里面“注水”。只要善于包装自己，会“秀成果”，就容易“出成果”。
助长学阀和学术泡沫
我不否认，争到各种“帽子”的人，确实有名副其实的，但是鱼目混珠者也不少。与其苦熬，不如“争帽”，助长了学阀和山头主义。你要不是某名师的学生，你连一杯羹都分不上。某些戴上“铁帽子”的所谓大学者，实际上主宰着优势科研资源的支配权。
上行下效，在由各种级别不同的“帽子”铺成的成才道路上，年轻人就像打怪升级的游戏玩家，只有永不停歇地抢“帽子”，才有机会获取和控制更多学术资源。
这种激励机制造成的后果，就是科技创新的低劣循环，加剧科研的泡沫化。一个学者一辈子引以为豪的成果可能就那么几个，但是面对一堆捆绑着各种资源的“帽子”，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有人甚至还敢将一些集体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变成个人成果。
我们常说股市有泡沫，电影票房有泡沫。实际上，大量资金附着在一些人才计划的“帽子”后面，涌进学术市场，也催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这个泡沫的背后，是学校与学校、学院与学院、学者与学者之间的白热化竞争。
“强刺激”下未必真能促进创新
我们过于相信竞争能促进创新，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就是这样的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的机制下，否则只能适得其反。现在的科研和学术资源，首先由学校掌握，分到院里面。由于院领导往往身兼两职，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学术权力，因此院领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影响各种资源的分配。
为了争资源，不少学者不是潜心搞科研，而是想法设法去抱院长的大腿、校长的大腿，学术越来越难以独立。让知识分子削尖脑袋去抢“帽子”，并不一定能让创新提速，还会加剧科研领域的无序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学术泡沫，破环科研整体环境，与科研推动创新的初衷背道而驰。
“帽子”满天飞，也可以看出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急功近利。能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不足是一件好事，但以此认为“强刺激”就可以推动科研创新，还是有些想当然。科研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实现的，它不仅有周期性，还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遏制“帽子”批发，须推动学术资源供给侧改革
首先，我们真正要想办法改变学术资源的供给方式，不是大包大揽批发人才“帽子”，而是培育创新土壤，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权力真正下放给科研机构、给在一线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应赋予科研团队更多的资金支配自主权，只有科研人员才知道科研人员真正需要什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负责保管好钱，但钱怎么用、给谁用，应该交给专家委员会来评定，而且应该透明化，专家委员要定期改选更换。
二是撬动社会资金支持科研，并承认这些科研成果的有效性。目前民间资金支持的科研成果还难以进入正规的成果评审系统。小微企业都还有小额贷款，为啥对待年轻学者就不能有小额科研经费呢？建议国家设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科研基金，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吸引社会资金注入形成科研经费基金池。
三是要更加重视对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资金支持。
当前还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创新来源于什么？我认为它来源于不同学科、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没有自由思考、交谈、流动，哪里会有新观念出来？今年我们高度重视创新，把精力更多投放在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上，却忽视了一点，所谓孵化园，不是说修个房子，提供专项资金保障，再减免税收就叫孵化，真正的孵化是来源于技术背后的母体，这就是要有足够的基础理论探索和足够的人文素养。
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科技创新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不现实的，但是它能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审视世界的角度，给予一种高度。不少创新恰恰就来源于这个高度。马云为啥能脱颖而出？就在于当年大家都忙着创业，他却比别人站得更高。很多时候，人文孵化就是一个“捕风捉影”，但恰恰是这个“风”和“影”，往往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长长“帽子”链，赢者可通吃
——专家建言遏制“帽子”满天飞
针对西部某知名高校一位青年人文学者痛陈的拼抢“帽子”乱象，半月谈记者分别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两位专家一致表示，“帽子”过滥、“帽子”之争在当下科研界、教育界相当普遍，亟待“瘦身”和降温。
半月谈记者：我国的各类人才项目、人才计划的现状是怎样的？
王向朝：目前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已近20个，全国各级各类有一定影响的人才计划近百个：长江湘江闽江，江江冠名；黄河辽河海河，河河有份；黄山天山阴山，群山“并立”；泰山嵩山华山，五岳“齐飞”；有攀登、有扬帆、有飞天，计划层出不穷；有三秦、有燕赵、有楚天，尽显“中国特色”。
王梦恕：现在，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工程遍地开花，各个部委有，各省市甚至县里都有，各个高校内部也有。“帽子”已多到不知各类人才计划、各层次人才项目孰高孰低的地步。
半月谈记者：人才“帽子”竞争对青年学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梦恕：大多数人才计划都对应着不菲的待遇，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大家参评的积极性。一旦评上了，和身边人相比，就会在科研经费甚至生活水平上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超强刺激下，不少年轻学者整天忙于各种计划的申请、评选，甚至还要拉关系，混脸熟，身上增加了不少市井的气息，反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搞研究了。抢“帽子”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让学术圈变得很浮躁。
王向朝：形形色色的“帽子”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由于事关前途命运，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青年学者抢“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
王梦恕：人才计划种类太多，青年学者往往疲于奔命。忙完申请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又要去申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拿到后又去申请长江学者青年学者计划。这样一个“帽子”接一个“帽子”，将精力都投入到人才计划的竞争当中，也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王向朝：抢“帽子”使一部分青年人才偏离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为了凑论文、拿“帽子”，不做重要的，只做短平快的；不做原创的，只做跟风的。结果是离“帽子”近了，离贡献远了。另外，抢“帽子”也助长了学术界“拼关系”的不良风气，一些年轻人因此在工作之初就习惯了投机取巧。
半月谈记者：给人才“戴帽”有何评判标准？如何掌握？
王梦恕：不少人才计划的评选，没有明确的标准，很多计划最终就简单以论文的数量作为标准。而且，许多人才计划都是可以重复获评的，拿到计划越多的人，在参评下一个计划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王向朝：大大小小的“帽子”已形成环环相扣的“帽子”链，有了“帽子”容易得到更多的“帽子”，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另外，“帽子”的光环被过度放大，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在想方设法以高薪和动辄千万的经费吸引各种“帽子”人才，一些人为此频频“转会”，导致“转会”成风，甚至出现了单位之间的恶性竞争。
半月谈记者：现有的人才计划应如何改进和完善呢？
王梦恕：由于各种“帽子”的评价标准不够科学、评选不够公平、管理也不完善，建议国家制定一套统一的人才分类标准和评价办法。
王向朝：要加强人才计划的管理，完善评选机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评选标准的设定以实际能力和潜力为核心，避免盲目“重海外、轻本土”“重学历、轻能力”“重论文、轻实际贡献”。同时，完善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评估不达标者应予以摘帽。
王梦恕：应该限定同一层次的申报人，不可再重复申报同等层次的其他人才项目，国家和单位也不重复奖励。这样可大大节省青年学者频繁竞逐各类人才计划的宝贵时间。
王向朝：可考虑限定同一申请人的人才项目申请数量，避免一人多冠。针对高层次人才，建议实行薪酬福利指导制度，一方面，让高层次人才的收入与其贡献相匹配，另一方面，设定薪酬上限，避免不正当竞争。总之，要加强顶层设计，梳理整合各种人才计划，避免政出多门、定位重叠、评选过滥，建立一个科学、完整的人才计划体系。
国家中心城市：争什么？缺什么？
2010年国务院批复“京津沪广渝”为国家中心城市后，2016年成都、武汉、郑州又相继被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列。目前，各地申报国家中心城市呼声四起。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城镇规划体系设置的最高层级。布局国家中心城市，并非国家层面简单的“排位分羹”，而要充分考量区域均衡性与差异化，让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沉甸甸的使命担当，绝非获一个光鲜名号那样简单。
积极争取，全力以赴
目前，已获定位的城市都在积极规划建设，不少城市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投入巨大。
2016年4月，成都入围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作为第6个被赋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使命的城市，成都迅速出台一系列政策，立足“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津，迈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征程，增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2016年12月，获国家正式批复建设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后，武汉提出从科学定位、规划引领、产业带动、功能支撑等四个方面着手，建设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强化创新驱动、切实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从“三镇时代”迈向“长江时代”。
在郑州，政府早已将2017年确定为“项目建设年”。3月18日，18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1214亿元。这是短短1个月内，郑州市集中开工的第二批重点项目。此前的2月21日，当地冒雪集中开工总投资1967亿元的首批294个项目，被媒体称为“史上最大规模”。
其他城市看到这几座城市获批国家中心城市，都积极争取加入，有的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写进党代会报告。
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沙，在党代会上表示，一定要完成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宏伟目标，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西北，西安作为西北五省区的引领者，期待发挥龙头作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华东，杭州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强调应规划为国家中心城市，表示“旧衣服穿不下了，给杭州换新衣”。
谨防重吸聚资源，轻带动责任
在国家中心城市竞争中，各地充满干劲和抱负。同时，也要谨防重名号轻实干、重吸聚资源轻带动责任等现象。
毋庸讳言，一旦入围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该地在经济发展、项目争夺、人才吸引、资金流向上，相较于其他城市就具备了更大优势。但中央批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不代表这座城市就已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的顶层设计主要是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关键要看各个城市如何建设、如何落实。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副主任王伟认为，如果国家中心城市布局科学，就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新格局，即新的城市崛起进而辐射周边区域发展；如果不科学，则有可能强化既有不均衡格局。
如果只是吸聚资源，会导致低效的资源配置，不仅不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更与国家布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初衷相悖。近年来，城市的概念一直被反复炒作，各种城市名号看得人眼花缭乱。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概念包装多于实质内容。
一些机构、商家甚至借国家中心城市这顶“帽子”，反复炒作房价。比如，3月22日，房产虚假新闻《终于定了：中央确定4个全球城市和11个中心城市》引发一场不小的市场风波。
针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表示，国家中心城市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份责任。“强调的是它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在区域中的引领辐射作用、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认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四个问题：首先，应淡化极化效应或虹吸效应，强化引领和辐射带动功能。其次，要避免盲目跟风，脱离实际，甚至视为形象工程和政绩考核指标。再次，要因地制宜，兼顾区域发展差异。最后，要充分考虑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超前做好监测预警。
城市以人为本，特色化、错位化发展
当前，争取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有可能导致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一拥而上”的同质化问题。对此，王伟认为，在国家引导清晰的基础上，要让每个中心城市制定具有远见的战略规划。首先做到产业的特色化与错位化，同时要求每个城市必须依托和拉动其周边区域发展，并将此作为中央对其考核的重要内容。
暂时无缘的城市，亦无需沮丧。综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不乏另辟蹊径的突围案例。美国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性打破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队伍中，暂时未发现深圳的身影，而深圳恰有潜力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特色城市，对标美国硅谷。无论能否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深圳都会是全国的科技、经济中心之一。正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所说，每一个城市的禀赋、职能不一样，没必要都去争国家中心城市。
李迅认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帽子并不能保证一个城市的“前程”，获得国家中心城市的名头，由此而带来项目资源乃至政策，都不能保证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不一定能真正把城市变成“中心”。长远来看，一个城市能发展好，还是要靠实打实的硬功夫，要看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
“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人是城市发展的最高价值，城市发展以人为本，不应过分纠结于名号，不应偏执止步于城市概念，入围国家中心城市与否都可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让城市民众的生活更美好。
给政治局讲课的学者系列访谈之八
——把握历史规律，解决中国问题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韩庆祥教授是主讲专家之一。韩庆祥现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一级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乍暖还寒时节，半月谈记者来到中央党校，就“把握历史规律，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主题，专访韩庆祥教授。韩庆祥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有两次专门学哲学。学哲学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把握规律，更好地认识当下社会、解决现实问题。
把握“三种机制”
“自行车要跑起来，首先要有动力，没有动力，它寸步难行；它在运行过程中必须保持平衡，否则会倒下去；既要让自行车跑得快又保持平衡运行状态，骑自行车的人必须具有高超的驾控技能。”韩庆祥说，骑自行车如此，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如此。
具体而言，在动力机制上，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平衡机制上，我们党坚持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治理机制上，我们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社会没有动力，就好比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个社会失去平衡，就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社会既要有动力又要达到平衡，治理便是关键。”韩庆祥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经济社会现象，指导我们的改革事业，关键是抓住这三种机制。
共创、共享、共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的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韩庆祥说。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开篇文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最后一篇文章(《“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均以“人民”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是：把人民当作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共创发展成果；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了人民，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共同治理国家和社会。”韩庆祥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实现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可以说，这是治国理政之道。
解决当下矛盾问题，需要学哲学用哲学
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污染、腐败等问题，韩庆祥说，它们的出现具有一定根源，但决不能听之任之。韩庆祥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四大矛盾。
第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容易超过自然的限度，破坏自然，污染环境。
第二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当今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一些人一味追求现代社会的物质享受，精神素质、文明素养却跟不上。
第三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低收入人群和富裕人群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贫富分化严重，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看问题、做决策，最终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紧张。
第四是人的身心矛盾。许多人身体已经步入现代化社会，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但心灵和心智还停留在传统社会，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把握得还不到位。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这些矛盾都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矛盾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突出问题。”韩庆祥说，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下去。
“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了哲学指导，就容易出思路，就容易抓住关键找到办法。”韩庆祥认为，领导干部不仅要学哲学，更要用哲学，要把握哲学精髓，并把它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底气何来？“最多跑一次”的浙江承诺
今年初，浙江率先提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目标是要使浙江成为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最少、审批速度最快的省份。“最多跑一次”能不能真正实现？兑现承诺的底气何来？政府还需进行哪些“自我革命”？
“跑一次是常态，跑多次是例外”
少跑腿、快办结，是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最直接的期盼。今年2月10日，台州率先发布首批共2491项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事项清单。清单汇集36个市级单位和9个县(市、区)的改革事项，包含与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最密切的多个领域。这份清单承诺：“办这些事，最多跑一次!”
“之前我自己办理的时候跑了四五次，这回帮朋友代办，来一次半个小时就搞定了。”2月10日，办事群众郁浩祥按照电话预约时间来到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新建商品房的买入和抵押登记手续。半小时后，郁先生被告知，全部手续已办妥，只需等快递就可以了。
何为“最多跑一次”？台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柯婉瑛告诉记者，“最多跑一次”指的是群众和企业到政府机关办理行政审批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涉民涉企事项，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时，能够少跑、最多跑一次甚至不跑，实现特定事项或环节一次性办成。
清单越来越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获得感越来越强。今年2月，浙江省政府提出要全面梳理公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的事项，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到2017年底，基本实现“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
“四张清单一张网”基础上的改革承诺
2月16日，台州市敏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朱炳敏从台州市长张兵手里接过了台州首张“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此次办理，审批材料从56份减少到23份，全流程审批时间从30多个工作日缩短到6个工作日，跑腿次数则从原来的最少14次，减少到只需1次。
“非常惊讶，现在办证这么快。”朱炳敏说，从提交到领证，他“只跑了一次”。
速度之快的背后，是浙江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务服务网)的高效运行。2013年底，浙江权力清单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拉开了简政放权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的大幕。2014年以来，“四张清单一张网”全面推进，厘清权力和责任，推行办事网络化。
追根溯源，“一事最多跑一次”的提法最早见于2016年浙江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今年初的浙江省人代会上，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浙江省省长车俊表示，“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对中央要求、企业和群众诉求、政府自身改革需求的深化。为什么这样提？是要让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
浙江各地还在深化、升级“最多跑一次”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从“跑一次”变为“零跑腿”。东吴银泰城是湖州市吴兴区的一家综合性商业大楼，有大量的餐饮商户。近日，大部分餐饮商户的《餐饮服务许可证》三年有效期即将到期，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与管理方对接，送办证服务到企业，并对涉及的60余家餐饮商户进行集中培训，从而实现“一次不跑”。
“苦练内功”再造内部流程
什么底气让浙江敢于承诺“最多跑一次”？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政务服务“一张网”实现了浙江全省对接，从省政府一直贯穿到乡镇街道，逐步覆盖到各个部门。在大数据应用上，浙江走在全国前列，正因为有这个平台和网络技术的支撑，才敢于提出“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次”，是要让政府跑、部门跑、内部流转，不让群众跑、企业跑。台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何晓霞表示，对政府来说，内部要整合推进“五个联合”：一是线上线下联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手机端办理；二是多证合一、证照联办，将多家单位的证(表)合到一本营业执照上；三是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形成分类审批模板；四是联合验收；五是全面建立代理代办服务机构，让干部代替群众去跑腿。
小目标里蕴含着大责任。“‘最多跑一次’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台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美萍说，如问责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加强，就关系到“最多跑一次”能否落地生根。“要通过作风建设和监督问责，让这项改革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度的加法、政府审批事项的减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乘法和根除审批腐败的除法。”
银发!银发!三位老人的舒心与亿万老人的担心
——养老服务体系亟待供给侧改革
空巢独居老人渴盼“家门口”的养老
91岁高龄的广州独居老人程德锦走路非常缓慢，戴着助听器，听人说话依然吃力。像很多老人一样，他宁愿住在老旧小区的家里，也不愿去住养老院。
“因为在新闻里看到过养老院虐老的新闻，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送父亲去养老院。”程德锦的女儿告诉记者，母亲去世后，父亲的养老问题一度让她十分困扰。给父亲请过保姆，也一直不太顺心。后来，老人得知家对面新开的孝慈轩养老院可以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便跟女儿商量了请护工上门服务。
“护工住在家里，每天去孝慈轩的食堂为父亲打饭，每周带他去医院做一次腿部康复。我每周回家看望父亲，发现她们耐心又细心，真是出于良心做事。”程德锦的女儿说。
除护工外，养老院还配备了一名社工定期联系老人，及时了解服务需求。“黄姑娘会叫理发师上门给我理发，平常过年过节有活动也喊我一起玩，就连电视机坏了，都是她想办法帮我修好的。”程德锦竖起大拇指称赞。
不久前，程德锦专门给孝慈轩养老院写了一封信，建议以养老院为圆心，在200米左右的范围内，以租赁或置换方式拓展更多养老场地，让更多老人可以结伴养老，安享晚年……
去年10月，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在2016(首届)京津冀养老论坛上披露，随着家庭结构日趋缩小，空巢和独居老年人的数量将持续递增：2020年1.18亿，2030年1.8亿，2050年2.62亿……观念使然，许多老人不愿入住养老院，更愿居家养老。
一些城市居家养老需求优化养老社会服务，让老人体会到了获得感。广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叶芬介绍，从“十二五”后期，广州已把服务重心从机构养老转向居家养老，将居家养老服务从困难老人覆盖到普通老人，通过社会购买服务形成全覆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广州市安排了1000万元专门用于为老服务公益创投。11个区已有111个街道(镇)开展了助餐配餐服务，累计为老年人提供服务63.2万人次。
失能老人激增，专业化养老“一床难求”
在北京市海淀区罗庄社区里，有一个针对阿尔茨海默症失智老人的照护专区。
走进居民楼一层由两套单元房打通改建的乐老汇养老驿站失智照护专区，80岁的王子仁老先生正在用小提琴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激昂投入。其余十来位老人面对面坐成两排，正跟着乐曲打拍子。这样的文娱活动基本每天都会进行。尽管所有老人都有程度不同的阿尔茨海默症，但普遍精神状态不错。
单元房看似平常，却很有“科技含量”。记者看到，全部老人的床上方都安装了摄像头，家属随时可通过手机APP，视频查看老人的状况，让家属更安心。照护人员还为每位老人安装了防走失呼叫器，一旦老人靠近单元楼的门口，工作人员就能收到提醒。
“我们的专业服务解放了家属。”乐老汇养老驿站负责人陈帅告诉记者，通过每天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娱益智活动和康复型运动，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在互动交流中延缓病情发展。老人的子女们和每位老人以及机构的关系也很和谐，亲如一家，子女们来看老人时，总会给每位老人都买一份礼物。
“母亲失能后曾几次去急诊，我们感到在养老机构得到的关注与助护，远比医院更好。”杨秀蓂老人的子女说，养老机构的护工还经常陪老人聊天，母亲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显示，2015年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63万人，持残疾证老人达到1135.8万。失能老人护理难度大，养老服务亟待专业化。
开在广州老城区东湖社区里的孝慈轩养老院，与附近的白云社区医院进行合作，“医养结合”。该院常务副院长王丹介绍，孝慈轩2015年5月开业后，两个月之内48个床位全部住满。
“出门一把锁、一天一餐饭”，留守老人内心盼着啥？
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面临的养老难题更为残酷。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过着“出门一把锁，一天一餐饭”的生活。
半月谈记者在江西省新余市看到，这个市从农村留守老人最头痛的就餐和精神孤独问题入手，推广“党建+颐养之家”，为老人提供热菜热饭和日间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
下村镇何家村77岁的何学云每天在村里的颐养之家吃完饭，再给老伴带一份回家。老伴中风后已经瘫痪了15年，身边离不开人，儿子远在深圳打工指望不上。
每天的做饭是老何最头疼的事。“以前做菜就随便在地里摘点萝卜、白菜炒，一个礼拜吃不到一斤肉。”何学云说起村里的颐养之家就咧开了嘴，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天三餐都在村里吃，每人每月只要交200元，荤素营养搭配，还不用自己做饭、洗碗。“来颐养之家是享受。”他觉得这里的“大锅饭”特别香。
近日，1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披露，未来三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至2.55亿人，约占总人口比重17.8%。我国老年人中多数在农村，且留守老年人占比较高。
按照“家门口养老”和“花钱不多”的原则，颐养之家80%以上用房为闲置村集体房产，也有不少爱心人士捐出的富余用房。投入的1300多万元资金有800余万元来自民营企业家捐助。颐养经费按照每人每月350元标准，在个人自缴200元基础上，由市县两级财政各补贴50元，不足部分通过乡村自筹和社会捐助解决。目前，新余市409个行政村已建成颐养之家207个，共有“入家”老人3594名。
供需不匹配，“一床难求”与床位闲置并存
令人深思的是，不论是空巢型、失能型还是留守型，记者采访中看到的地方养老新政发力后过得舒心的老人，还只能说是“少数派”。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发现，各地养老市场普遍面临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衡，“一床难求”与床位闲置同时并存。公共投入多的城市养老院门庭若市，条件差、位置偏的养老院无人问津；公办养老院价格便宜，床位吃紧，许多老人想住住不进，“十年等不到一张床”；一些高档民办养老机构，床位富余，老人又住不起。
长期关注养老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认为，按照相关政策，国家对养老机构的床位给予补贴，一些地方政府便把养老机构床位数当做养老服务发展的硬性考核指标。床位数大大增加了，但盲目建设、粗放式发展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床位空置率高。
杨立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老年福利机构床位只有314.9万张，但到2015年第三季度，已增加到629万张，翻了近一番。全国养老机构床位数的平均空置率达到5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70%。
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将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专家认为，目前，机构养老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国家投入有必要从机构养老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倾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说，机构服务和社区居家服务有机结合能发挥出1+1>2的整体效应。政府应该大力扶持综合运营的养老服务商，让其在居家、社区、机构三个层次同时发力，以养老机构的专业力量延伸到社区中心，再延伸到居民家庭上门服务，降低成本，让老年人与经营者都有获得感。
新风口？老关口？
管窥养老行业四重“玻璃门”
半月谈记者在广东、江西、北京、河南等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养老行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国家每年补贴上亿元，各地养老床位数逐年增长。但是，大量养老机构和老年群体仍然“喊渴”。由于一些政策难以落地、养老机构标准不完善、护理队伍人员匮乏等老问题未得到解决，新兴社会力量进入养老市场时常遭遇绊脚石，养老行业依然举步维艰。
政策之门：暖政“雾里看花”，还有多少好政策耗在路上
记者在民政部等网站查询发现，2011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在土地、投融资、税费减免、医养结合等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仅土地政策就至少发布了8份文件。但在调研中，养老机构、民政部门都反映，这些文件就像隔着一道“玻璃门”，看得见摸不着。
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养老用地问题。广州一家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国家出台利用闲置土地发展养老产业政策后，该养老院想借此机会在广州市天河区开办一家社区养老院。“由于建养老院要变更土地用途，这项手续始终没办下来，消防报建连递件都递不上去，两年来白白交了上千万元租金。”
一线城市发展民办养老院的业内人士透露，在北上广等地发展民办养老院普遍面临地价高、租金贵的烦恼，仅用地一项，起码比公办养老院多支出1.1倍。
对其他尚未落实的“暖政策”，江西某市民政局一位局长一一列举：金融对养老产业的政策支持停留在口头，民办养老机构在信贷融资方面门槛高；医养结合的最后壁垒没有打开，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发生的康护费用无法报销。这些都大大制约了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
层层审批原本是为了把好安全关，实际操作中却成了道道关卡。河南省新乡市有一个小区，60岁以上的居民超过1000人，迫切需要建设养老服务中心。“民政部要求有了食品许可证才能办养老许可证，食药监局又要求有养老许可证才能办食品许可证，房管局说老房子不给鉴定。我们很头疼，到底政策放开了没？”新乡市老龄办主任胡解冰对此十分不解。
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地方的养老院办不下来许可证，干脆不要“身份”，黑户运营，存在大量安全隐患。
标准之门：“各家全凭感觉摸索”，养老服务行业不能没有标准
记者采访多名养老机构负责人、基层民政干部及长期研究养老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养老院资质和标准、财政补贴的效率效能等制约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呼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江西新余银河园养老服务中心董事长陈燕刚认为，养老机构的标准应包括选址、建筑、服务、康复等多个指标，而目前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只有建筑标准，其他方面均无统一标准，都是“各家凭感觉摸索”。以生活服务为例，相当比例的养老机构属于低端供给，老人住进去感受不到尊严，甚至是苟延残喘，导致许多老人谈养老院“色变”。
财政补贴的效率效能如何，应有第三方评估。“国家每年拿出上亿元补贴，真正得到实惠的老年人却有限，资金变相流向地产开发等怪象不同程度存在。”多年从事养老调研的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等专家建议，建立第三方评估和监管机制，对得到补贴的养老院进行考核，不合格的予以退出。
分级之门：防止财政资金补贴富人，养老机构分级制待建立
张明锁教授在河南安阳的一家公办养老院发现，有退休干部卖掉自家房子，和老伴占了养老院两大间房子。而那些失能老人住的是床位紧挨床位，五六层楼的养老院只有一层留给了困难群体。“这不是个案，很多福利性资源被有权有钱的人占据了。”张明锁认为，国家投入大笔资金改善养老院条件，一些地方最急需的群体却往往没得到实惠。出现这种问题，背后原因是养老机构缺乏分级。
“不能再用有限的财政去补贴富人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认为，政府只需集中精力为失能失智等困难群体的养老需求兜底。胡解冰说：“这家给20万元，那家给50万元，财政补贴像撒胡椒面，这些钱早就能办一个很大的社会福利机构了!最无助的老人在这儿兜底养老，有条件的去外面选高档次的养老院，政府市场各司其职多好啊。”
养老机构负责人、基层民政干部呼吁，政府公办养老机构应回归兜底困难群体的定位，其他养老需求交给市场解决。针对不同市场群体，实行养老机构分级制，国家给予的养老补贴等优惠政策均可与等级挂钩，倒逼养老机构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针对性。
目前很多地方把床位数当作考核硬指标，养老机构床位数高歌猛进。万科智汇坊长者照料中心的运行店长艾倞介绍：“有的养老院恨不得设一万张床，把自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统统放一起。”艾倞建议学习香港经验，建立类型多元的养老机构体系，老人入住前也要进行统一评估，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养老院类型。
“探索养老机构分类管理的方法，开展等级评定，有利于实现养老服务行业的自律和自净。”新余市民政局副局长罗振平说。
人才之门：养老护理队伍盼政策春雨
专业护理人员匮乏始终是养老院提升服务质量的一大短板。多位采访对象建议，应通过增加护工收入、畅通上升渠道等途径，大力提升该职业的社会美誉度。
河南新乡市老龄办主任胡解冰呼吁，国家要创新补贴政策，切实改善护工待遇。好家养老院与新乡卫校合作，凡毕业后承诺在养老院工作3年的贫困学生，养老院为其出学费，从而留住了一批护理人员。
杨立雄建议，优惠政策须因地制宜，如一线大城市可以给在养老机构工作一定时间的毕业生落户。同时，建议国家在补贴政策上适度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调研中，养老机构普遍反映，留住人才还需赋予其上升空间。护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伺候人的”“没有含金量”，如果不给予职业层面的身份认可，很难吸引专业人才投身该领域。张明锁等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护工技能阶梯性认证体系，根据专业水准定薪酬，护工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共享单车VS公共自行车能否并行不悖
共享单车风头正劲，吸引了风投资本的大量涌人。在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常见红橙黄蓝各色单车如“彩虹大战”般的场面。
在共享单车风靡之前，许多城市都已有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同为城市短途出行的重要方式，两者能否做到和谐共存，让民众更便捷出行？半月谈记者近日走进全国率先推广城市公共自行车、拥有较成熟城市慢行系统的杭州市，求解这一问题。
烽烟骤起，“七彩”单车竞争热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摩拜、ofo、哈罗单车(hello bike)、骑呗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总数已达数百万辆。
“现在共享单车企业间的竞争，产品同质化情况严重。”杭州骑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吕城江说。由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比达咨询发布的《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底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超过1800万人，预计2017年底将接近5000万人。
先规模化抢占市场的追求，导致单车数量在无监管的状态下“野蛮生长”，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局部区域供大于求、车辆缺乏充分维护、挤占公共空间、城市管理成本增加等问题。
2016年12月，某品牌共享单车在杭州武林广场地铁口附近投放20余辆单车，后因涉嫌占用人行道，部分车辆被城管部门暂扣。杭州市下城区城管局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没有针对性细则，目前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权限，就是将违规侵占公共区域的共享单车进行暂扣处理。他表示，期待相关部门出台细则，好让执法者“有法可依”。
此外，频频见诸媒体的部分用户恶意“霸车”、毁车、不法分子替换车身上的租车二维码进行诈骗等现象，为共享单车前景又画上几个问号。以长补短，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如何“互补”？
在杭州街头，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出镜率很高。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吴国雄介绍，自2008年5月推出，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规模已发展到2016年12月底的3716个服务点，8.58万辆公共自行车，累计租用已达7.37亿人次。
虽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成熟的运维体系，但高峰时段的“潮汐现象”仍会对公共自行车用户造成困扰。“我从2008年就开始用公共自行车，偶尔还是会遇到车桩被停满的情况。”家住杭州金祝社区的潘大妈说，“但总体感觉是越来越方便了。”
与公共自行车不同的是，共享单车没有固定车桩，这也被共享单车企业认为是自身最大的优势。
除此之外，共享单车对潜在用户的定位与公共自行车也存在着差异。哈罗单车公关总监刘涛说，共享单车用户年龄段集中在18至30多岁，共享单车可以有效解决年轻“上班族”的还车难。
28岁的杭州市民焦标上下班时常会使用共享单车。但他也表示，共享单车收费偏高，“相同的一段路程，收费比坐公交车还贵”。
公共自行车的公益属性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多数杭州市民对共享单车还比较陌生。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1小时内免租用费的使用者占到96%。
吴国雄表示，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公司一直不断提升服务和车辆的质量，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实施车辆精准调运，或通过升级APP和官方微信号功能，方便市民实时查询周边服务点的空满位情况。
多方合力，让共享单车真正方便出行
2017年1月，在深圳投放共享单车的4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从企业管理、停放管理、安全和服务及用户管理等方面着手，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互联网自行车行业的生态环境。
据了解，目前深圳、成都等城市已出台针对共享单车的管理办法，在顶层设计上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指南。同时政府还需理顺共享单车领域的产权问题、义务问题，同时完善社会征信系统。
对共享单车企业来说，严格遵守人驻城市的相关规定，规范投放自行车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一味追求投放源头端的数量，过度资本运作和商业开发，是较为短视的行为。
对用户来说，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应加强自律，文明用车、规范停车，积极参与到不文明用车行为的监管中。
杭州市城管委市容秩序管理处副处长顾国斌表示，只有多方合力，才能使共享单车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相得益彰，真正方便民众短途出行。
第8期
治政务失信须法律亮剑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地方政府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引起舆论哗然。从有关部门披露的情况看，基层县区政府被列入黑名单并非孤例。而除了司法部门公开披露的“黑名单”外，老百姓心中也有一个“黑名单”，这个名单还包括那些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中不讲道理、不讲诚信、不讲法治的政府部门。
这种政务失信现象亟须引起高度重视，而治理之道关键在亮出法律之剑。
不可否认，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意识大大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但在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还是有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时时、事事、处处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而是习惯于拍脑袋、以言代法、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越界行政等等。有的地方在拆迁征地过程中，常常因政策不透明、评估不公正、补偿不到位，导致一系列矛盾纠纷。更有甚者，少数地方政府不拿信用当回事、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决策主观随意、因人而异，新官不理旧账。少数地方政府不顾财力，盲目铺摊子，在企业垫资施工后，却以种种理由欠钱不还。
政务失信现象背后，究其根源，一方面是政府组成人员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强，以权压法、选择性执法时有发生，没有从源头上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监督公权力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政府的权力存在跑出法律轨道的偏门、暗门。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的事情仍然过多，职能边界模糊不清，一些非法定职责常常成为政府行为失信、失范的重灾区。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和重要环节。个人看社会，社会看政府，社会诚信大厦和法治大厦能否真正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政府诚信程度和法治意识。政府与社会、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政府承担着行政管理、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责，政府对待法律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对待法治的态度。一个地方，如果政府在守法、敬法、护法上做出表率，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建设就有了方向标，相反，如果政府在行政行为中带头违法、越法、乱法，那么这个地方的法治环境就会遭受严重污染，社会诚信体系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那些因失信、乱法而被司法部门列入“黑名单”的地方政府，是“强势”破坏法治的恶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中，政务失信与时代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其行为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对当地的法治建设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诚信和法治建设上，个人、政府、社会需要同向发力。就政府而言，这个发力不仅体现在主动带头建设好诚信和法治上，也体现在主动接受监督，尤其在失信、乱法后必须依法接受惩戒。我国法律提供了“民告官”的法治渠道，这为公民和社会监督政府提供了法律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负责人也主动应诉，这充分表明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政府的法治意识同向成长。
现在，有法院依法公开监督政府履行法律义务，其意义不限于曝光了一个地方政府，更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社会各方面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违反了法律，谁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少数地方政府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导致受到失信惩处，带来一系列法律后果，这充分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时代，这样的依法监督政府现象应成为一种常态。
大量事实表明，把政府的施政行为持续规范在法治的轨道，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首先，要不断教育各级政府公务员，依法行政是做好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必须自觉抵制乱作为、滥作为;其次，加大司法介入惩戒政务失信行为的力度，像对待自然人或企业那样，让那些地方政府“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第三，加大对政务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第四，把政府的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与具体的决策者、管理者的去留得失挂起钩来，无论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人拍板，都要对结果负责，一旦发生失信、违法问题，必须担法律责任。总之，要千方百计让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从行政决策源头、从每一位公职人员的心中生长起来，确保法律为守信者撑腰，向失信者挥剑!
网页阅读版：
千年大计看开局：雄安新区踏访记
北京向南百公里，冀中平原一马平川。雄安新区，一项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历史性战略部署，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让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寂寂小城走上历史前台。
春意盎然的季节，记者踏上这片蕴含厚重历史文脉、深植红色基因的热土，走村庄、进水乡、看工厂、访干部，感受国家战略开启后的勃勃脉动。
“雄安一定会雄居天下、国泰民安”
千年古城雄州，玉兰花开。安新白洋淀，苇绿莺飞。
悬挂着“中国共产党雄县委员会、雄县人民政府”牌子的办公楼前，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外地人，纷纷在此驻足、留影。
“顺便照张相，留个念。”28岁的软件工程师冯川和同学一早从天津赶来。“雄安将是创新之都，我们来找找互联网产业的机会。”
安新和容城县政府的门口也不乏前来拍照的人。经营餐饮业的余红平带着妻儿从江苏常州赶来，盘算着在这里开家店。几位来自北京的律师则计划开个律所。不少企业、科研院所和部委机构也纷至沓来，与当地密切接洽。
最欢欣鼓舞的当是本地人。“小县城就要变成世界大都市了，这几天做梦都在笑。”52岁的雄县人何嘉舟很开心。“更好的日子就要来了！”雄县教师张德强说，新区一定会给当地教育、医疗、市政建设等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福之人，生于大邦之地。”酷爱读史的退休干部郭贺明对未来满怀憧憬，“我总感觉这里会成大事。雄安，雄安，雄居天下，国泰民安！”
雄安宝地，三水毓秀；通衢之地，八方交汇。“四纵两横”铁路网即将形成，雄安将与京、津、石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沃野千里，空间疏朗。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文脉久远民风淳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落子雄安的战略决策，给当地干部群众带来巨大鼓舞。
上下同欲，事业乃成。
在雄安新区筹委会临时办公地，工作人员忙得脚不沾地，新区临时党委有关负责人说：“总书记已经点题，我们的任务是破题，大家都满怀信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宋志通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进入“5+2”“白加黑”的增强版状态。这位雄县雄州镇的党委书记，手机24小时开机，主要工作是违建管控、民情摸底。“千年大计必须从我做起、从基础做起，我们一定能干成这件大事。”宋志通说。
“这是干事创业的热土，不是炒房投机的天堂”
“容城欢迎创业者，新区拒绝炒房团”“雄安新区千年大计，投机炒房误国害己”……在雄安三县，打击炒房的标语横幅随处可见，不少售楼部大门紧锁，贴上了封条。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刚刚公布，就有一批批炒房者连夜蜂拥赶来。当地政府迅速发布“严控令”，依法进行管控，周边县市纷纷响应，对炒房坚决“说不”，刚刚燃起的“投机发财梦”被当头浇灭。
当地干部说：“这里是干事创业的热土，不是炒房投机的天堂。”
遏制炒房旗开得胜，新区建设固本培基。
如果把雄安新区比作“一张白纸”，那么，这张“纸”越白净越有利于规划和建设。
在雄州镇政府发给当地百姓“支持新区建设、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书上，“坚决管控”成为重要内容，包括严禁房屋建设、小产权房建设、房屋销售、私下交易、违法占地、违章建设、抢栽抢种、不环保企业等“八个严禁”。
维护好雄安新区这张“白纸”，三县以坚定的决心，积极行动起来。
容城县环保局局长肖凤祥介绍，他们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关停取缔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加快服装企业剩余燃煤锅炉的关停拆除，另一方面严把审批关，杜绝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入区。
雄州镇是雄县最大的乡镇，年税收超过3亿元，低端的纸塑包装是支柱产业。宋志通说：“政府和企业坚决服从中央决策，该整改就整改，该关停就关停，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尽管具体规划尚未出台，但中央对雄安新区定位是要打造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这就意味着以服装加工、塑料包装、制鞋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雄安三县势必面临产业的转型调整。
“要建新区，我们这样的小工厂以后怕是没有生存空间了。”16岁就开始帮家里的塑料厂张罗业务的张英男说，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新区建设，真要搬，也要想办法重新选地，并借机告别低端、转型升级。
搬迁、安置、工作、收入，都是民生大事。从消息发布之初的兴奋，到关切自身利益的思虑，雄安三县的百姓不少都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今年72岁的安新县大王镇北张庄村村民王福安，关心更多的是儿孙上学、工作。
“相信政府不会亏了咱老百姓!建新区是个天大的好事，乡亲们都说好了，让拆就拆，让搬就搬！”他说。
党中央明确提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新区筹委会也表示，会安排好群众的生产生活，让当地百姓享受到良好的住房和教育。
“新区建设涉及调整和变革，必然要付出短期代价，只要从老百姓的福祉出发，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雄县退休干部周振成说。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建设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从城市形态到产业结构，从户籍制度到公共服务，规划建设要啃不少“硬骨头”，要用创新思维来破解。
拿出决心，把新区建设前期工作做实，是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当前新区的干部，正忙着学习宣讲、摸清底数、做好管控、谋划未来。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
四月的白洋淀，新苇吐绿。“上世纪80年代初，淀里的水舀上来就能喝。之后连续干了多年，淀底上能走马车、开拖拉机。后来通水，上游的脏东西都下来了，鱼越来越少。近两三年，淀里的水质又清了，原来不常见的鱼又重新看到了，大鸨、天鹅什么的又飞回来了。”在淀区深处的赵庄子村，76岁的赵雁林如数家珍，讲述了白洋淀的变迁。
碧波荡漾的白洋淀，见证了淀区百姓依水而生的奋斗历程；而今，“华北明珠”又迎来建设水城共融生态城市的千年大计。
有“九河下梢”之称的白洋淀，生态功能脆弱。未来，要建设一座绿色生态宜居新城，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至关重要。
“既要恢复上游森林植被，又要治理流域内水土流失；既要加强河道污染治理，又要解决淀区生产生活排污；既要保证补水，又要定期弃水。”淀区干部群众认为，白洋淀是雄安新区的“眼睛”，必须倍加珍爱。
治污、绿化、疏浚、清淤，这是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雄安新区建设，绝非一日之功。
“功成不必在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这是当地干部经常说的几句话。
安新县大王镇北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树田说：“建设新区，难免有故土难离之情，势必有一部分人要牺牲眼前利益，要甘当‘铺路石’。”
喧腾过后，需要理性思考。建设雄安新区，须保持韧劲和耐心，谋定后动，久久为功。
创新引领的雄安新区，关键在“人”，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雄安新区的核心元素就是创新，如何更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撑引领河北、全国发展，这是一个宏大命题、一项伟大事业。”新区筹委会有关负责人说，“充满希望的雄安新区是值得托付一生的地方。这里需要一批有理想、有情怀的人干事创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继往开来。”
揭开信息贩卖利益链最顶端的盖子
你一定经常接到这样的推销电话或者诈骗短信，对方不仅能叫出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住址、工作，甚至知道你最近准备买房、上了医院、去过哪里旅游……一种“信息裸奔”的尴尬时不时向你袭来，让你惊悸莫名、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
谁偷走了我们的信息？谁又在转卖和利用我们的信息？半月谈记者通过深入采访，为你揭开这一条长长的黑色产业链。
一次售卖，动辄数千万条
“本人大量求购个人理财信息，数量上不封顶，越多越好！”2016年5月，安徽马鞍山市一个名为“outman”的网民在多个QQ群里大肆求购公民个人信息，特别是马鞍山本地公民资料，内容涉及银行、保险、理财等方面。
很快一个名叫“云”的网民与“outman”联系上，通过一番网上沟通，便传给“outman”一个文件夹，里面竟存放着10000条马鞍山市民的投资理财类个人信息。
万条公民个人信息，何以就这样轻易在网上被陌生人交易？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警方发现这一异常后，迅速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买家和卖家，并由此顺藤摸瓜，一个环环相扣的公民信息贩卖网络浮出水面。
原来“outman”是马鞍山一家理财公司的员工，公司老板要求找路子获取马鞍山市特定人群资料，方便其拉客户。而“云”是一家国企员工，也是个人信息贩卖的中间商，他的数据来源于名为“专业电销”的网民。而“专业电销”的信息则来自一个叫伍某的专业信息批发商。
从买家“outman”到中间商“云”和“专业电销”再到批发商伍某，一条信息贩卖的三级利益链浮出水面。警方查明，这个犯罪链条共计疯狂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达1.25亿条。其中伍某从800元购买10000条公民个人信息起家，仅用一年时间，就通过非法交换、转卖等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数据买卖网站和数据库，售卖信息动辄一次就数千万条。
这不过是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含山案只暴露出信息批发商的环节，那么此后不久，公安部和安徽蚌埠警方披露了一起近50亿条公民信息盗贩案，则揭开了信息贩卖利益链最顶端的盖子。
公安部门侦查发现，黑客郑某某与何某某，通过应聘方式潜入互联网公司核心部门，或利用入侵国内外知名互联网公司服务器等手段，大肆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核心数据，相互交换、出售获利。
负责侦办此案的蚌埠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杨庆介绍，此案由公安部督导，安徽省公安厅指挥，涉案地区达全国14个省市，抓获涉案人员79人，缴获电子数据1.4Tb，获取数据近50亿条。“黑客是盗取大量个人信息的重要源头。这些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涉及国内知名的上市互联网公司，数据巨大，涉及面广，堪称震惊互联网信息安全的行业大事件。”
专业化、社群化的产业链条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犯罪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窃取公民的相关信息；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整理、建库；有人将数据出售、交换、变现。
含山县警方绘制的一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图显示，信息侵犯共分四级，第一级是黑客或内鬼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第二级是信息批发商，他们从黑客手中获取大量信息，并通过互相交换，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自己的信息数据库；第三级是信息购买人或者中间商，他们从批发商那里购买各种数据，再根据需要转手卖给他人；第四级是信息使用者，包括业务推销、诈骗盗窃等人员，他们拿到信息后，进行电话营销，或者利用伪基站实施电信诈骗。
一位涉案黑客翁某告诉半月谈记者，通过技术入侵网站盗取公民个人信息对他这样的黑客来说并不难，少则几天多则几月，一般都会成功。至今他已经入侵网站达几百家，从未被管理员发现。在他们黑客圈子里，大家有个默契，入侵网站获取权限和信息后，都会互相交换数据、互通有无，让盗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库越来越大。
涉案的另一名黑客郑某说，大家最开始入侵网站是为了攀比技术，盗取信息后有的甚至放到网上免费供人下载。渐渐随着需求的增加、利益的驱使，开始有人专门为了钱而去盗取信息。
据了解，大量个人信息被黑客盗取和卖给批发商后，一般要进行三步操作。
一是撞库，即黑客或信息批发商用手中掌握的A网站的用户信息去登录B网站C网站等，一旦用户是多个账号共用一个密码，那么个人网上信息便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瞬间破解；二是洗库，在撞库后，黑客或信息批发商就会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合并梳理归类，比如分理财、医疗、公务员、车险等多个种类，为下一步售卖做准备；三是脱库，即售卖数据或从中拿出部分数据进行精准推送。
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些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黑客和贩卖者，往往都是线下有正规的工作，线上通过QQ群组结识聚合成为网上好友，密切配合沆瀣一气的。
用于精准推销、精准诈骗
据悉，在侵犯个人信息案件中，涉及信息主要包括网购数据、车主数据、保险理财类数据、学生公务员国企员工等特殊群体数据、医疗住宿出行数据等多种类型。这些信息因出卖次数多少、包含内容多寡决定价格高低。如果是首次出卖，信息包含银行卡号等含金量高的内容，可卖到一条信息一元的高价。多次转卖，往往就以一两百元一万条的价格打包出售。
大量个人信息被侵犯带来了不堪其扰的推销电话和短信，还有后果严重的电信诈骗。
含山县公安局网安支队副大队长王非介绍，被盗取的个人信息往往被分类用于精准推销、精准诈骗，比如公务员、教师、国企员工的信息往往被用来推销大额信用卡；个人银行卡类信息，往往被用来推销理财产品，或者用于复制银行卡盗窃资金；学生信息，则用来推销教材和家教信息，或以中、高考加分为借口进行诈骗；收藏品、保健品用户信息，车主信息则用来推销相应的商品或进行专门诈骗。
防止“信息裸奔”，不能仅靠自己小心
面对信息泄露，公众往往被提醒要自己小心，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的信息。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除非离网生活，否则仅靠公民个人自我保护，很难保证信息安全。
采访中一位采访对象说，他曾在房产公司、保险公司工作过，对于客户信息，公司虽有要求不能泄露，但实际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
目前一些网站本身的安全防护水平不高，甚至黑客入侵网站拿走数据后，有的网站仍浑然不觉。
显然，保障信息安全，需要各方共同发力。然而目前来看，防控信息泄露、打击信息犯罪还存在诸多难点。
首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定罪标准仍不明确。信息的敏感程度、数量、获取手段、损害后果等都应当是罪刑考量的要素，而现行法律对此还未作出清晰规定，导致对犯罪人员的打击处理缺乏有力法律支撑，没有形成应有的震慑。
其次，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数据保护责任尚未落实。很多单位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对于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匿名或化名处理；一些信息存储平台的日常防护能力不足。另外，目前处理的贩卖个人信息案件中，往往只追究了“内部人员”的法律责任，对相关单位及其领导的责任很少追究。
第三，公安部门反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通过网络，涉及全国各地，信息种类庞杂，造成犯罪分子追踪难、信息溯源难，对公安内部的多警协作要求日益增多，对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要求也日益增多，这些都给案件侦办提出了新挑战。
然而不管怎样，严厉打击信息犯罪，已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面对新形势，必须加强上下游违法犯罪形态研究，建立起从源头到渠道、从平台到行业、从企事业单位到管理部门的综合防控体系，推进法律适用和落实执行等配套机制，切实提升犯罪成本，切实保障公民信息安全。
“扫”出来的麻烦：二维码安全陷阱来袭
二维码我们天天用，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二维码”吗？二维码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扫码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风险？
二维码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二维码是由黑白小方块组成的平面图形，经过加密和解密技术，简单的黑白相间的二维码可以传递文字和数字信息，便于记录、识别和信息交互。
据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执行主任张超介绍，二维码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各种二维码“码制”仅是数学算法上的不同，技术门槛不高。二维码与条形码都可以作为产品的“身份证”，用于物品的统一管理和追踪溯源。
专家预测，二维码大数据在未来运用范围将更加广泛，可以应用在社会管理、医疗救助、健康大数据和身份信息识别等方面。比如，发生交通事故或有老人跌倒需要救援，急救人员只需要扫一下当事人的二维码，即可知道其近期的身体状况、血型和各种身份信息。
国外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现有的一维码、二维码码制达到250多种。其中，日本研发的QR码是我国最为人所熟知的二维码码制，比如微信、支付宝等基本上采用的都是QR码。
“目前，我国二维码个人用户数量占全球的90%以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维码大国。”张超说，目前我国二维码在个人应用层面上的使用率在全球遥遥领先。
张超坦言，我国还不算是二维码产业强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欧日在二维码产业布局、技术研发、读取设备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领先其他国家，我国在产业推广上依然落后。据统计，目前我国使用的二维码中日本QR码占65%，美国PDF417码和DM码各占15%，主要的国产码制汉信码、龙贝码、GM码、CM码等加起来还不到5%。
如今，二维码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养成了随手扫描二维码的习惯，但同时大量黑客、不法分子已悄然入侵了“二维码世界”。一旦人们扫描了带病毒或伪造的二维码，就可能面临手机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重要个人信息泄露，个人财产损失的巨大风险。
360企业安全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首席反诈骗专家裴智勇表示，二维码用肉眼无法区分，加之公众对于二维码普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近期涉及二维码相关的安全事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据介绍，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二维码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种：
陷阱一：网购退款扫二维码。有网友在网购退货时，被人诱导通过支付宝扫二维码等形式骗走近18万元。
陷阱二：扫二维码缴费。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居民区出现了不法分子张贴的伪造交水电费通知单，上面附上缴费二维码，不少人扫码缴费后上当受骗。
陷阱三：被掉包的二维码。不法分子将商店收款或者共享单车的二维码替换成自己生成的二维码，进行犯罪。
陷阱四：木马病毒+-维码诈骗。不法分子将木马病毒广泛传播，手机中毒后将被强制锁屏，并显示支付二维码解锁。大部分情况下，扫二维码支付费用后仍不能解锁。
目前二维码在我国正蓬勃发展。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我国二维码产业规模有望达到万亿级别。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与二维码相关的法律法规。”张超说。
二维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目前可以借鉴的国外监管办法也很少。各国都在积极通过技术、法律规范、多部门联动等方式降低与规避网络新技术领域的挑战。
据张超介绍，在刑事法律方面，目前二维码犯罪所涉及的罪名主要包括盗窃罪、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相关部门应明确二维码犯罪适用的罪名、细化司法解释，应根据司法实践，制定操作性强的涉及二维码网络犯罪定罪标准。
另外，在民法方面，扫描二维码的法律行为属性应如何界定、电子支付所产生的损失责任如何承担、用户隐私权如何得到保障等，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解答。
二维码作为一种新技术形态，革新了传统的识别、支付、营销、信息传递等方式，涉及到多领域的规则范畴。张超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可依托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开展跨部门协作，研究二维码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实施弹性离校仍需迈过三道坎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表示，希望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弹性放学时间试点，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放学早的问题。今年新学期开学第二周，南京全面推行弹性离校，现已实施两个多月。半月谈记者近期走访多所小学发现，对接送困难的家长来说，弹性离校确实解决了很大难题。然而，留校做什么、接送安全如何保障、校内托管谁来办，对学校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留校干什么，做作业还是搞活动
做手工、练书法、踢足球……下午三点半，本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放学回家的时间，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却在校园里玩得不亦乐乎。“这样的兴趣社团，我们学校有60多个，内容十分丰富。”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颜老师说。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栖霞区在弹性离校全面推行前，就已经在区域内小学试点开展社团活动，目前已基本形成“第一阶段社团活动，第二阶段复习写作业”的“二元弹性离校”内容模式。
游府西街小学曾是南京最早一批试行弹性离校的小学，该校托管班老师史琳说，小学低年级本来作业就少，孩子们上了一天课也很累，弹性离校时间应该多一些课外活动，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希望的。“把延长的弹性时间都用于学习、做作业并不可取。应多组织课外活动，开发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说。
但开展课外活动也会增加学校的管理负担和安全风险。南京市长城小学校长严海滨说，因该校不少学生家长是双职工，报名弹性离校的人数较多，若开展课外活动，需要安排更多老师轮班。“小孩之间难免磕磕碰碰，多一个课间都会多一些不安全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开展课外活动，怕老师们无法顾及。”南京市一位小学负责人说。
“目前延时看护是弹性离校初步目标，不排除今后开展其他拓展活动。”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林国认为，现在市教育局对要不要满足部分孩子的拓展需求很谨慎，因为这可能会突破课程计划和教育厅相关规定，也会加重老师们负担。
离校时间拉长，如何确保接送安全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报名弹性离校的家长接孩子时间有早有晚，是个不小的挑战。
南京市丁家庄小学共有190多人参加弹性离校，校长张玲说，有十几个家长要在过了规定的下午5点后才能把孩子接走。
“有的下午3点多来，有的4点多来，还有的5点以后才来接。”南京市中山小学副校长李万青说，每来一拨家长，学校都要仔细核实才让他们进来接孩子。虽然后来通过制作接送卡、对讲机确认身份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接送安全难题，但是在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走之前，“老师们的神经一直紧绷着”。
采访中，南京市中电颐和家园小学校长徐苏告诉半月谈记者，前段时间有位家长晚上6点以后都没能来接孩子，最后还是他自己开车把孩子送回家。“对于多次过了点还没接的家长，学校会组织约谈，但也没有硬性约束，这需要老师和家长们互相体谅。”游府西街小学副校长朱勇说。
针对部分家长逾期未接的问题，一些学校开始自己“想招”。“我们现在定了3个具体时间段，让家长集中统一来接孩子。”严海滨说。
谁来组织实施，学校还是第三方
按照规定，开展弹性离校可有多样化组织方式，但多数小学多是以自管自办或者借助志愿者、社区力量等模式来组织开展。
史琳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经全体教职工大会讨论后决定，由责任感强又熟悉学生情况的在校专职教师来看管弹性离校托管班。
据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副校长过静介绍，该学校在弹性离校正式推行前，就已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志愿者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由该学院派遣志愿者在弹性离校时间段帮助看护学生完成作业。
“目前分摊到学校的政府相关奖补资金很有限，外面的办学机构因无利可图，对合作兴趣不大。”南京市古雄小学校长刘剑说。
“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加强行业准入和监管等方式，来吸引社会资源共同做好学后托管服务。”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建议，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在学后托管服务方面的经验，抓紧制定出台一部上位法，对弹性离校时间段的托管服务给予明确定位，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动互联网+“银发”，擦出奇妙新火花
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左右。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也正逐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二者的“邂逅”也催生出新的商机。
创业风生水起
作为备受我国中老年人青睐的娱乐活动之一，广场舞已风靡国内各个城市。近年来，广场舞领域的创业项目蓬勃发展，2016年11月底正式上线的“舞林大汇”就是其中之一。
据“舞林大汇”CEO赵兴斌介绍，该项目采用“微信公众号+自主开发社群后台”的形式，聚合线上线下资源，致力于打造一个中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展示平台，“目标用户为45至60岁之间的中老年人，目前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下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铺展。”
教学视频、舞队管理、社交互动构成了“舞林大汇”目前的主体功能。赵兴斌说，平台开发了舞队管理系统，目前已有1600支左右的专业舞队通过系统认证，“我们会定期邀请这些舞队录制教学视频，供用户学习。希望以专业舞队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广场舞群体。”
为了更贴近中老年人的习惯和需求，平台专门开辟了“早安问候”板块，用户只需点击“问候”按钮进行签到，即可与系统展开互动，并获得抽奖机会。
赵兴斌说，平台现有注册用户30万人，日活跃用户四五万人，“下一步将拓展商城业务，我们从报名用户中筛选出66人，组成了商品鉴定委员会，由委员会挑选真正符合中老年人需求、优质可靠的产品，推荐给用户，同时我们也将收集用户的需求，反馈给合作供应商。”
总部位于福建厦门的“小海来了”是一个专业护士上门服务的平台，主要面向病后术后人群以及老年人群体，提供上门护理、康复等家庭医疗服务。创始人沈开荣说，该平台主要依托微信公众号运营，采用“线上咨询、接单+上门服务”的模式，目前有30名全职持证护士，已服务了近500位用户，其中90%为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采取的是预约制，因此上门服务前的沟通环节很重要。”沈开荣说，老年人自己或是在家人的辅助下，通过微信的视频或语音功能，将自己的需求、病史等信息传送给护士，“双方有一个充分的交流后，再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护理方案，并指派护士上门服务。”
在老龄化背景下，“银发”产业发展逐渐驶入快车道。而随着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日益频繁，“银发”产业衍生出新的机遇和模式。
移动互联网+健康养老。近年来，互联网与健康养老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入，从可穿戴智能设备到大数据健康管理，再到各种养老服务新模式，大量创新产品和服务正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
目前市场上已有不少“居家养老”APP，例如深圳的“李秘书”智慧养老平台，用户只需点击APP主页上的“一键呼叫”按钮，即可与平台的呼叫中心取得联系，进而获取所需的信息和服务。平台还会对老人进行慢病跟踪，并将健康数据同步到APP上，方便老人及时掌握自己的健康动态。
移动互联网+社交。无论是老年人对微信的依赖，还是广场舞APP的受捧，都折射出老年人强烈的精神需求。赵兴斌表示，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由于子女陪伴在身边的时间有限，很容易感到孤独，而社交网络具有较强的情感赋能作用。
“要找准这一群体的核心诉求点，真正花时间、花心思去了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设计产品和服务。”赵兴斌说，可以挖掘老年用户中的意见领袖，使其成为社群管理者、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艾媒数聚CEO张毅认为，目前来看，APP仍是老年人群的流量洼地。一方面，新的APP在老年群体中比较难获得大的增量，另一方面老年用户在APP上的留存率、活跃度都比较低。综合考虑，微信短期内仍将是主要的流量入口。
“一些APP在安装、使用等方面不够便利，无形中为老年人设置了一道道门槛。相比之下，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运营产品，不仅降低了操作难度，也能更好地汇聚流量。”张毅说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站在风口上的移动互联网+“银发”产业，即将迎来新的增长点。然而，这一朝阳产业当前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赵兴斌表示，现有的广场舞在线社群存在用户黏性不高、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不少平台对自身的定位仅停留在海量视频资源站点，与用户之间没有实现互动，也缺乏变现模式，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一方面，企业应把握老年人的刚需，通过提供优质的内容和服务来增强用户黏性；另一方面，希望有相应的扶持资金和政策，缓解此类创业项目因周期长、回报率较低而遭遇的融资瓶颈。”
张毅认为，企业可以调整策略，适当缩短产品周期，还可以从一些更精细的领域里挖掘商机，“比如搭建一个健康问答平台，将老年群体和专家资源对接起来，运用视频广告、语音、电商等方式变现。”
微信团队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老年人每天在微信上发送语音消息占比22%。中老年群体成为移动互联网的“蓝海”。
“有些公众号为了获利，推送各种科普养生信息，其中不乏骗局，而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较弱，容易掉入陷阱。”沈开荣说，需对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严加惩治。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第三方平台的方式，筑牢中老年群体网络安全防线。
业内人士表示，企业在设计产品时应考虑到中老年群体的特征和习惯，尽可能地简化操作流程，在页面字体、排版、色调等方面也要更用心。另外，由于老年人的认知思维等已经形成固有体系，很难改变，因此需要通过提升产品或服务的专业性，来帮助老年人建立信任感。
天蚕土豆们，文联欢迎你
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自由美术工作者、动漫画家……这些新文艺群体，以蓬勃之姿，已成为当下文艺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面孔”。
“新面孔”有新担当
来自深圳的阳光曲艺团，近日又一次进入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为全国观众带来两个节目：展现深圳劳务工风采的化妆快板《欢迎您到深圳来》和讲述深圳义工站感人故事的曲艺小品《传递》。
这个成立刚满3年的民间曲艺团，30多名团员都是“80后”“90后”。每周日下午，在位于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的笑满堂户外剧场，市民们都能免费观看他们的驻场演出。
29岁的赵梓琳，是这个青年曲艺团的团长。几年前，赵梓琳在传统快板的基础上创新“踢踏快板”，不断融入踢踏舞、说唱等时尚元素说快板，并以此创立“深派新说”。
赵梓琳还有一个身份是深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两年多前，我被曲艺家协会推选为副主席，自己压力更大了，同时也想着，要让深圳的曲艺在传统曲艺基础上真正得到创新和改革。”他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他将招募本地曲艺爱好者学习曲艺，目前已和十多所学校达成合作意向，计划招募1500个爱好者。
在当下中国各地文联会员中，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像赵梓琳一样的新文艺群体代表的身影。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文联深化改革方案》，进一步要求文联组织深化改革，构建新文艺群体联络体系，并提升文联组织的联系范围和服务管理能力，扩大对网络文艺和新文艺群体的影响力。
各地文联近年来吸引和鼓励各类新文艺人才加入各文艺家协会，逐步建立起基层和创作一线文艺工作者成长成才的通路。
63岁的画家蒋庆北对此深有感触。在“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进行了15年创作的他，目前是大芬油画村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并身兼大芬村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文联副主席，自称“大芬村最老的画家”。15年间，这里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由最初的2位，增加到现在的27位。
“这个会员的头衔，对体制内艺术家可能就是个荣誉，但对我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画价会随之上涨。”蒋庆北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四五千个画师和画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多都是体制外艺术家，没有工资，要靠卖画来生存。
“在文联的支持下，画家的地位得到提升，画院的聘任、文联会员的报名加入，对我们都没有区别对待，甚至在很多政策上，比如参展、评奖等方面都对我们倾斜。”蒋庆北说，大芬村画家们也因此在提高艺术创作水平和取得创作成果上，走得更快。
网络文艺的春天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自广东揭阳的网络作家阿菩发现，天蚕土豆、唐家三少、天下尘埃等多位“网络大神”和他一样，都出现在了第九届全委会的名单中。
这次会议被许多人视作是网络文学“历史性的突破”，但阿菩并不感到惊奇：“这是现实倒逼理论界和传统文学界与文学组织的结果。”
2015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以阿菩所在的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作协下属的广东网络文学院近年借助文学名家、签约作家个人博客、微博联络发掘优秀网络文学创作者，依托各类创作室、工作室，文学创作者推荐介绍有潜质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并自主研发网络作家登记系统加强跟踪管理。
据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知干介绍，2015年5月广东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在促进网络作家和网站之间相互交流的同时，还大力推介会员作品走向市场，推动会员作品的图书和数字出版以及外文、动漫、游戏、影视等改编。据统计，广东网络作家协会迄今共吸收会员300人。
去年，广东省作协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网络文学评论学术期刊《网络文学评论》，进一步提升在网络文学领域的话语权；与全国14家大型文学网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努力开拓文学界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阿菩现在边读博士边写作，2013年他的长篇神话小说《山海经密码》获得第九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阿菩说，像他一样的网络作家，逐渐地被作协纳入，不仅得到一定的身份认可，更在创作和出版上受到更多关怀。
期待更专业、更公平、更包容
广东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广东省动漫艺术家协会主席金城去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文代会。他感觉“新面孔”不断出现在文联队伍中，将有助于文艺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非常看好这种改革路径。“可能经过三五年，这种变化会给我们整个文艺创作带来质变。”
在此基础上，新文艺群体的代表们期望文联及所属协会进一步深化改革，能进一步成为覆盖面大、凝聚力强、温馨和谐的文艺工作者之家。
东莞市作协副主席、自由写作者陈启文认为，文联、作协改革还应在专业化和去行政化上进一步推进。
蒋庆北建议文联及所属协会应将工作重点进一步前移，打开视野，更好地掌握文艺创作队伍的现状和力量。
陈启文表示，在培训、文艺评奖等方面，文联及所属协会应更加公正合理和透明，并接受监督；应进一步照顾基层创作者，向更多新兴文艺群体和体制外的力量倾斜。
与此同时，文联及所属协会一些规章制度也需及时改变。以作协为例，阿菩表示，作协一方面非常用心地吸纳网络作家，另一方面，其多年未变的规章却要求会员必须有出版作品。“很多网络作家，影响力非常大，但并没有出版实体书；另外，作家职称评审也有很多条条框框的要求。”
第9期
“一带一路”，欣看五通开新局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愿，签署了近50份共建“一带一路”的政府间合作协议，涵盖了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众多领域。可以说，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都超出预期，曾经几度兴衰的“丝绸之路”开始再现昔日辉煌。
“一带一路”的文化和历史基因来自古丝绸之路。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舟楫相望，各国打破藩篱，互通有无，友好交往，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的辉煌篇章。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响应这一国际合作的倡议，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即五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形成了认同丝路精神、广泛参与的朋友圈。
三年多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在内的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网络逐步成型，贸易投资大幅增长，重要项目合作稳步实施，取得了一批早期成果。
三年多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成立为金融合作提供了坚实支撑，中欧班列驰骋在广袤的亚欧大陆。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3000多列，国内开行城市已达27个，覆盖21个省区市，到达欧洲11个国家的28个城市。中欧班列运载的是琳琅满目的货物，联通的是亚欧国家的市场需求，架起的是沿线国家人民的友谊桥梁。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国内国外不断推进，互联互通从纸面的规划愿景逐步落地生根，越来越多支持“走出去”的配套服务和制度创新开花结果，中国装备设施、中国标准、中国服务开始大步“走出去”。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轻轨工程进展顺利，匈塞铁路、中泰铁路等合作项目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对外开放布局已经初步形成，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始在丝路沿线得到认可。
三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成为各方积极参与推进的共同事业，沿线各国纷纷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并从中分享合作发展机遇。中国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成果却惠及世界。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以五通为主线，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支撑、人文交流、生态环保和海洋合作等重要领域，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正向沿线汇聚，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明显向好，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能力明显增强。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一带一路”正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发展同相关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各自发展规划有机对接起来，扩大了地区投资和内需，增加了就业，减少了贫困，带动和提升了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之一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扩大向西开放，以开放促发展，有助于加快西部发展步伐，助推东中西部梯次联动并进。同时，“一带一路”涵盖中国中西部和沿海省区市，紧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将助推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在当今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启示人们：全球化正以另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在深入发展，正在为参与各方带来发展红利，造福沿线各国民众，并迟早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可以预见，5月14日～15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作为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交响乐”已经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