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半月谈》半月评论（第9-15期）

来源：网络综合  卓越备考学习中心  山东公务员考试网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2015年8月17日

2015年第9期

放下包袱去战斗

　　当下的中国，正顶风破浪砥砺前行。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在接续，传统因素消退与新兴力量成长在并行。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对持续加大的下行压力，还当做好应对更大困难挑战的准备。
　　形势逼人，考问基层干部：应当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从政心态和工作作为？
　　基层干部肩挑重担，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五加二，白加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随着从严治党理念的践行和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队伍在进一步净化，状态在进一步提升。同时，为官不为、懒政怠政之风也在滋生蔓延。如何治理？召回？军训？各地新招迭出，也有立竿见影成效。
　　我以为，还当找准病灶，辨证施治。尤其要深入基层干部之中，倾听心声，排忧解难，激励他们放下包袱，放开手脚，放胆作为。
　　改革在全面深化。顶层设计已经出台，规划蓝图日益清晰。难点在于，再完美的设计，再精彩的蓝图，也难以涵盖改革运行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也不能替代不同地方的每一步实践创新。目标正前方，愿景在彼岸，中间有难关重重，险滩处处，改革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路”这“桥”如何开通？面对改革争议中的热点难点和误区盲区，缺少相关部门的答疑释惑，没有试点地区的经验借鉴，又当如何作为？新一轮改革特别强调于法有据，这是改革阶段的跨越，也是改革理念的进步。但是，改革的探索性与法治的稳定性如何兼容？例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原有的不少法律法规滞后，已经成为改革的束缚。这当如何化解？另外，改革的每一步都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政府改革要简政放权，减肥瘦身，刚性的利益如何调整？富余的人员何处安置？公车改革要取消特权，发放补贴，统一的标准与各异的乡情、多样的需求如何契合？定向化的使用与福利化的补贴、层级化的待遇如何区隔？
　　改革还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但是，其中创新、突破的风险怎么化解？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实践中的最大难题，是权力界定中的标准不统一、理解有差异、操作难把握。既要防止越权滥用，又要避免缺位失职。权力在哪些领域应该放，哪些领域应该收，在哪一个点上再平衡，问题敏感又影响重大。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市场发育的不同状况，行业区域呈现的不同特点，政府官员具备的不同素养，都影响着、决定着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范围和力度。权力清单的实施也当有所选择，适时更新。还要看到，民生问题无小事。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生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民生的领域在不断拓展，民生的层面在不断升级，政府自应努力跟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保障民众日益彰显的权利。政府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充当一个裁判员，只是满足于做好一个守夜人。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政府既不能阳奉阴违，明放暗收，也不能随意弃权，推卸责任。实施权力清单，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反腐进入深水区，暴露出的太多的官商勾结区域坍塌乱象，令官员们心惊，让全社会警醒。同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各地官员还得千方百计努力招商引商选商，亲商安商富商。这一点无可回避，也是责任所在。由此，政商应该是什么关系？官员与老板应该怎么交往？
　　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指导思想。当然，政府的手中，依然掌握巨大的行政资源，依然负有调控经济的重大责任，依然拥有推动发展的强大能量。这一只有形的手，还当握紧那只无形的手。坚持法治对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界定，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总体框架。政府是公共部门，企业是市场主体，两者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关系。坚持政府对企业服务的公共性取向，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基本主题。促进企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本是政府的行政职责。从协调征地拆迁到便捷行政审批，从配套服务体系到创造营商环境，从保护知识产权到协调劳资矛盾，都大有政府的用武之地。
　　基层干部长期奋斗在工作一线，难免也遇有政策界限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怕踩到红线、触犯规则，怕触及利益、得罪别人，怕外界曲解、遭受抹黑。怕字不除，敢往何方？
　　治理为官不为，专题教育在层层递进，法纪惩戒在加大力度，民主监督在逐步提速。我以为，还得在价值引领、制度激励和社会评价方面加油使劲。为人民服务，就要为人民担当，就要扛得起责任，担得起风险，舍得出奉献。干部制度改革也得为之助力。考察考核方式要科学，为敢于担当负责勇于攻坚克难的干部主持公道、鼓劲撑腰。选人用人导向更重要。若苦干的不如看的唱的，清廉的不如跑的送的，创新的不如泼墨的捣乱的，他们的精气神从哪里来？工作着是美丽的，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还要鼓励基层干部从污名化的社会舆论扭曲中解放出来，从良性化的政治生态建设中挺立起来，重塑职业形象，重建工作尊严。
　　放下包袱，准备战斗。经济增长挑战严峻，全面小康任务艰巨，共产党人使命神圣，我们还是要像当年领袖号召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015年第10期

要把矢志改革者真正用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这是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释放出更加明确的信号，是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是要把矢志改革者真正用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个领域涌现出大量对改革有着坚定信念的改革者。他们为了改革百折不挠、无怨无悔。我们要通过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明确让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党员干部走到改革发展的第一线、走上领导岗位，有更大的平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好干部，就是一面旗帜，他的行为能对广大干部群众起到积极的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干部任用标准是一种导向，也是干部完善自我的方向。用什么样的干部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党坚持什么样的政绩观，体现了我们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崇尚什么、批判什么。建立和完善更加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意义重大。
　　我们要确立符合改革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行为。我们要积极推进政绩考评机制改革，建立以推进改革为导向的更加科学、完善的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机制。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来引导领导干部坚持改革信念，更新发展观念，规范领导干部的改革行为。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今天，我们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善于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量，以“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的标准来评价和选用改革者。
　　凡是坚持推进完善改革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让他们有为有位，让他们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改革事业的主战场;凡是不会、不想、不敢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就需要让贤于更有能力和魄力的改革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级领导干部全身心投入改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好局面。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这样的现象。在改革的初期，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改革成效可能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甚至不被人们所理解;而另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对改革的危害可能在短期内不会暴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领导干部改革政绩档案制度，动态地记载领导干部的改革政绩情况。改革政绩必须看改革带来的实效，无论什么时候，被实践发展证明的、被群众认可的改革举措都必须给改革者记上一功。而对于那些因为阻碍改革、延误改革而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干部，必须追究相应的领导责任。
　　当下中国的改革，总的看，势头较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囿于既有利益，不愿意真改;纠结于潜规则的束缚，不敢放手去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良策，不知如何去改的问题。结果在一些地方和部分领域，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慷慨激昂高喊改革加油的人不少，埋头苦干真正为改革助力的人不多;一些人甚至故意放大改革的风险，不直面问题、不去思考如何改革，而是墨守成规、过“太平日子”，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肯不干事，也千万别出事”的消极态度干工作。
　　俗语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关键少数”要在其位谋其政，为民干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想想党和人民的要求，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尽到了心、履好了职，才能勇挑改革重担，不负使命责任。
　　为改革者提供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和组织平台固然重要，但改革的持续推进也需要更好的社会氛围，要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宽容改革者，允许改革者犯错误的社会环境。
　　改革必然是对现有状况的改变，是探索形成新的东西，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往往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案例可模仿，由于客观原因或经验不足等，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失误。而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也不会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所以只要改革者是真正出于事业心、责任感去改革，勤勉尽责，就应该宽以待之。错了改过来就可以。我们要允许真正的改革者犯错误，允许他们说错话，不要求全责备，贻误改革时机。
　　当然，强调营造良好的改革社会环境并不是说改革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恣意妄行，也不是说改革可以不遵守法律、无视法规、不讲纪律。严守党纪国法既是推进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坚持改革的法制保障。如果离开党纪国法来讲改革，就会造成乱作为，不仅个人会犯错误，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每一场伟大的变革，都意味着艰难的利益调整和路径创新，也都伴随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人才需求。一个让矢志改革者一展身手的大好时代，必将不断创造新的改革奇迹。

2015年第11期

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
　　在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无独有偶，某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曾品尝相似的苦果。县里曾鼓励农民种黄连，高峰期黄连种植面积近4万亩，年产量1万多吨。虽然产业粗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黄连原料被外地企业收购，贴牌销售。加之最近几年黄连价格波动剧烈，种植的贫困户受惠并不多。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政府投了不少钱，可看不到啥效果。”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时，村支部书记说，最近10多年，县里、乡里干部来规划产业发展，先后搞过猕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猪等不下7项产业，但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农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记者采访发现，政府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是认为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还没富起来，是产业没跟上。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有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
    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以往产业发展情况看，效果不是太好，农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贫困村农民知识水平、素质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大量外流，产业发展缺劳力、缺人才、缺资金，难度很大。
　　“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土地是‘鸡窝地、巴掌田’、金融还不配套。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子也空了，10户人家走了六七户。”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有的干部说，由于上级部门硬性划定了扶贫资金流向，“只能往东、不能往西，农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
　　“树苗到户、种子到户”就是精准扶贫?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最终可能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因此这些年，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贫说是有了新思路，办法还是老办法，扶贫资源看似到了人头，效果却不行，依然还是“假把式”。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这么一个故事，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村里还打印了种植技术指导，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哪有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扶贫“扶强难扶弱”让贫困群众诟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扶贫资金使用照顾情绪、平摊均分。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里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到100亩。
　　这个村的干部后来反思说：“基层工作，讲究一碗水端平，平摊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贫效果打折扣。农民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补助像胡椒面一样撒在每人头上。大伙儿都想得，一窝蜂上，却没有真正的积极性，长远看起不了啥作用。”

2015年第12期

创业何处不圆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见新政出台推波助澜。潮涌的人群中，有年轻的大学生，燃烧着火红的青春激情，投身创客的蓝海;有下海的公务员，毅然告别沉闷的生活，寻找人生别样的精彩;还有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背起旧时行囊，接连踏上返乡创业的归程。
　　城乡流动天地宽，创业何处不圆梦?
　　催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不仅仅是当下“稳增长”的政策导向，也非简单化的政府“促就业”的权宜之计。这是草根群体新的梦想的追寻，也是乡村社会新的发展的召唤。
　　这些年来，不断有新生代的农民工在入城，也陆续有几百万的农民工在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顺应了劳力结构变化的趋势，契合了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也助推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经历了打工洗礼的返乡农民工，拥有宝贵的创业资源。他们带回来初步的原始积累、先进的市场观念和宝贵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大的作为。看一看浙江，从当年活力十足的“小狗经济”，到今天创意无限的“特色小镇”，万家灯火，遍地英雄，随处可见广大农民巨大的创造能量。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乘势而进，开辟招商引资新的战线，提升“打工经济”，发展“创业经济”，由此衍生出县域经济一个个崭新增长点。
　　当然，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势还在传统产业。在这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标识的智能新时代，以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流失为特征的产业转型期，传统产业的空间还有多大?其实，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给。再发达的国家，也有传统产业的土壤，当下的制造业回归便是明证。在产品价值的革命中，在经营模式的转换中，在产业业态的创新中，传统产业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量。即以农业为例。国际著名投资家罗杰斯新近来华，在“论道中国金融市场”的主题演讲中有言：农业，一个未来十年令人兴奋的行业，依然是他最看好的一个投资领域。如今有各路工商资本纷纷绕开规制夺路下乡跑马圈地，就是要抓紧开挖这下一座金矿。不少人焦虑：明天谁来当农民?我的问题，恰是明天我们怎么当农民?
　　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是撬动新型城镇化的一股新生力量。在城市化的大跃进中，我们看到失衡中的大城市取向，盲目扩张规模，严重超越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看到了农村“新社区”乱象，暴力拆迁征地，上演了一出出“被上楼”的群体性事件;也看到了单极式的县城中心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产业、住房、人流等发展资源，都在行政力量的驱动中向县城集聚，造成众多集镇的空心化、边缘化。国土如此辽阔，国情如此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取向gkz6.net必然是多元发展、齐头并进，农民家门口的就地城镇化，理应成为城市化的一块坚硬的基石。记者采访过的苏南华西村、永联村，产业向着高端成长，村庄向着周边伸展，生活向着文明提升，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在这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农民自主地创业，自由地创造，正是这一新型城镇化最有力的推手。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开始抓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难得机遇，产业先行，镇村联动，加快就近城镇化脚步，其中有着丰富的启示。政府需要跟进的是，既有的政策瓶颈怎么打破?土地指标怎么分配，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户籍福利如何剥离?
　　更让人欣慰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为乡村生活的重建和留守家庭的复兴，洒下了一片和煦的阳光。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所期望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贫穷命运的改变，而且是美好生活的创造，幸福家庭的建设。我们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贵州毕节那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悲惨遭遇了吧?那是令人心碎的家庭之痛、乡土之痛!一边是打工的艰辛，一边是留守的酸楚，一边是只身的闯荡，一边是破碎的亲情。这是另一道不能跨越的城乡鸿沟，这是另一种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资本也是有旗帜的。农民工在乡土有根有叶，有牵有挂，有天然的联系纽带，他们的返乡创业不同于外来的工商资本，有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不一样的乡土情愫和不一样的带富效应。对乡村产业的发展，对乡村文明的进步，对乡村社区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个能帮助孩子们在完整的父爱母爱中健康成长的返乡创业梦，是更加明亮、更有色彩也更有价值的梦。
　　就业不易，创业更难，农民工的创业道路曲折而艰辛，会难上加难。企业用地的申请，融资渠道的开通，财政税收的扶持，创业技能的培训，相关权益的保障，哪一项都有绕不过去的难关。令人鼓舞的是，政府改革在提速，简政放权在深入，新近又有系列鼓励政策在出台，这都将给返乡农民工带来更为充足的创业自信。
　　我们自应全力扶持返乡农民工就近创业，还应全力帮助留城农民工就业创业，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在公共服务体系的普惠中，找到可以落地生根的新家园，实现享受公平待遇的城市梦。
　　每一个群体，都当有寻梦的权利;每一片天地，都应有圆梦的机会。

2015年第13期

发展自信，也是一种力量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本是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然而，随着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令人心生警觉的是，一种急躁焦虑情绪在潜滋暗长。
　　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还是硬道理。面对种种困难，保障平稳增长，我们自应有一种紧迫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还得涵养发展定力，保有发展自信，坚持发展创新。
　　公共领域投资，依然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新的空间。
　　我们习以为常的高速增长已经风光难再，我们驾轻就熟的三驾马车也已奔跑乏力。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出口遭遇困局，居民消费保持平稳，不会大落大起，放眼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还大有潜力可挖。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等民生项目，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都还是发展“短板”。于是，我们看到中央接连出台加大投资政策，责令相关部门提高审批效率。
　　新的投资政策坚持的是改革的思路，鼓励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保障的是融合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发展。然而，一些地方又出现传统增长思路复归，唯GDP论又在冒头;一些地方违反国家政策限制，还在以各种变通方式延续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制造洼地效应的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一些地方曾经因为要重点保障生态功能松绑GDP总量考核而庆幸的政府官员，又开始投身拉项目、拼工业的竞争行列，工业增加值等指标重新列为政绩考核、上级督查和干部考察内容。有基层干部反映：“‘唯GDP论’虽然未写进官方文件，但它隐藏在领导讲话里，散落在各个考核文件中。” 这些地方的政府心态变化可见一斑。
　　新兴产业成长，正展示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新的愿景。
　　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已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革命，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吹响号角。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能不能成为撬动中国企业挺进高端制造业的有力支点?
　　令人欣喜的是，长三角正崛起机器人国际巨头生产基地，珠三角的年轻机器人群落也在异军突起，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冒出400多家小型制造商，还有在建或已经运营的30多个机器人工业园区。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拥而上的大跃进乱象。本土龙头企业新松机器人的总裁感叹，“机器人热已经达到110度了”。不少地方，有点机器人的概念就堆到一块儿。“尽管公司还处于机器人概念设计的阶段，还没有相关的产业规划和产品，但已被当地政府树为机器人龙头企业。”核心技术缺失，是中国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陷入困境挥之不去的梦魇。“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盲目投资”，是风电、光伏等多个先驱行业曾经付出巨大代价的成长弯路。而机器人产业是否会重蹈覆辙?它的蓬勃声势能不能成为中国制造涵养国际竞争力的优良生态?
　　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成中国发展动力转换的新的引擎。
　　互联网的出现，为产业融合、分工深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工具和重要的集成平台。“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为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变革传统行业的经济形态，催生着新的动力，展示了新的机遇。
　　如何充分释放这一动力，把握这一机遇?还须祛除种种浮躁现象。
　　一是炒作概念。我们不能以为只要自己站到了一个风口，就什么都能飞起来，以为讲了一个互联网神话，就可以找到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的终南捷径。还是听一听百度CEO李彦宏的忠告吧：风口论包括猪论充满了投机思维，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挺危险的。应当清醒，“互联网+”不等于“+互联网”。业内专家介绍，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二是互相攻讦。一些互联网企业恶意抹黑gkz6.net竞争对手，利用网络推手误导社会舆论，上演一幕幕互掐闹剧，并堂而皇之地将此当做营销秘诀和生存之道。三是避实就虚。离开深厚的工业基础，离开扎实的科技创新，离开互联网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价值导向，一心沉湎于虚拟经济，总是想象着弯道超车，甚至仅仅贪图于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最后很可能流于泡沫，步入歧途。
　　加快发展，既要只争朝夕，还须行稳致远。
　　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有清醒的认知。虽然下行压力加大，但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经济运行还在合理区间。应当鼓足信心，主动作为，去谋取稳速增长，锚定转型升级，积蓄发展势能。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应有科学的把握。“你可以将一匹马牵到河边，但不能强迫马喝水。”应当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市场配置资源，激发市场内生活力。我们对发展转型的风险应有理性的应对。从消化存量到开发增量，从传统产业升级到新兴产业崛起，从稳定当下经济增长到培育长远发展动力，是一个过程。我们更多地应从制度环境建设入手，积极培养企业的转型力量，顺利跨越产业的转型盲区，有效化解社会的转型冲击。

2015年第14期

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这表明法规制度的力量必将在反腐倡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可谓激浊扬清、大快人心。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以及反腐败取得的明显成效，赢得了全社会的支持。
　　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成效是阶段性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是基础;深入持久反腐败，制度反腐是根本。作风问题也好、腐败现象也罢，为什么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树倒病根在、治标难治本，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效建立起一套管长久、管普遍的法规制度来。
　　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必须依靠法规制度建设。
　　只有依靠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得官员不仅不敢腐，而且不能腐、不易腐，最后达到不想腐。换言之，唯有建立科学完备、衔接配套、务实管用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体系，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才能堵住腐败之源、斩除腐败之根，真正正官风、肃民风，得民心、聚民力。
　　这一思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举措中清晰可见、愈加坚定。譬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以及各地推行的权力清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清理“裸官”等具体措施，都让全社会看到了中央推动实现反腐倡廉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努力。
　　继续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就是要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同时我们的法规制度建设也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必须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一手抓制定完善，一手抓贯彻执行。
　　只有做到法规制度的严格执行、公正执行、全面执行，坚持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我们的反腐倡廉才能没有死角，才能实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并由此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的推动力和巨大的社会公信力。
　　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反腐倡廉方面的规定有时是号召多、落实少，抽象强调重视、具体敷衍了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 中国公务员网(www.gwygov.com)
　　为此，必须加强监督检查，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必须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这其中，健全问责机制也十分必要和关键。只有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仅要严肃查处直接责任人，而且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2015年第15期

何处寻找大智慧

    千难万难，在许多地方干部心目中，发展转型是第一难。
　　中国制造优势在流失，高端的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的往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增速在变化，结构在改革，动力在转换。原有发展路径在窄化，遭遇产业末端困局，发展转型盲区。何去何从?不少地方官员或坐困愁城，或进退失据，或步入迷途，染上了“发展失能症”。
　　何处寻找大智慧?在乡土，在民间，在市场。当年有领袖教导我们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破解发展转型难题，还需问智于民，问道于民。
　　广东有一个揭阳，揭阳有一个不锈钢制品的世界级生产基地。这些年来，产业面临竞争乏力的困惑。7000多家金属企业不甘落败，逆流而上，联合投资成立中德金属集团公司，与德国各大行业协会合作，建设“中德金属生态城”，自主管理，通过“成建制”引进等方式，汲取“独一无二”的德国制造技术和工业文明，让本土企业有意愿、有条件步入与德国工业4.0同步的创新轨道，形成了中德合作的集聚效应，就此走出了一条“跨代升级”的转型之路。
　　揭阳的官员很聪明：“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不能冲在前面，否则一转身发现身后没人怎么办?企业家最懂自己转型升级的需求。只有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少官员常常以为自己先知先觉，以为政府无所不能。殊不知，企业身处市场最前沿，对产业竞争理解更深刻，对利益得失表现更关切，对发展机遇把握更精准，对转型升级谋划更聪明。政府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尊重企业发展转型的主体性地位。在我们自己还很惶惑、茫然之际，何不让企业家们放开手脚去市场上大展身手，闯关夺隘?这里有发展转型的坚实根基。
　　笔者前不久到了江西资溪采访。这里人口不多，生态极好。当初流行的口号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保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要从砍树经济转型为生态经济，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谈何容易?木头不能砍，矿藏不能挖，老百姓靠山吃山吃什么?不少地方就是破不了这个魔咒，跨不过这个盲区，结果空挂一个生态县的美名，戴牢一顶贫困县的帽子。资溪不一样。两个复员军人，临离开部队时学了烤面包技术，回到家乡一传十，十传百，一支烤面包大军走出资溪闯荡全国。十多年过去了，资溪的面包产业究竟有多大?中国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而且已经烤到俄罗斯、西班牙去了。资溪的面包烤出多少钱?产值超过四十亿。今天的资溪人靠山吃山不一样了，开发高端的旅游产品、生态经济，包括休闲、康复，还有有机农业、生态蔬菜，还将面包产业和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业态创新，就此走出了一条“再造资溪”的转型之路。
　　亿万群众的实践中，蕴藏着许多生动、伟大的创造。以当初安徽凤阳的农村大包干为例，中国有许多重大改革并非是政府精心筹划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由草根发起的改革探索与政府领导的政策试验共同推进的成就。以后来浙江兴旺发达的“温州模式”“小狗经济”为例，在苏醒过来的土地上，每日每时都生长着市场经济崭新的创造，都涌动着经济发展蓬勃的新潮。改革就是这样闯过来的，发展也是这样闯过来的，今天的转型同样应当相信民众的力量，依靠民众的力量，引领民众的力量。提倡发展自由创造自由，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里有发展转型的精神驱动。
　　再看当下的农村，各路电商下乡，一代网农成长，已呈风起云涌之势。于是，流通格局在加速重构，产业结构在深刻调整，服务体系在全面拓展。山东嘉祥县出现了“云农场”运营中心。农民买农资便宜、方便，拿手机在“农资汇”上点几下就行。用上“云农宝”，可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通过“农技通”手机客户端，有专家解答各种农技问题。全国30多万农技专家正在陆续进驻“农技通”，随时随地提供在线农技服务。借助电商网络，农业由“种得好”向“卖得好”、“卖得好”向“种得更好”进步，这是“倒逼转型”的路径。 
　　“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在塑造传统农业经济新的模式，在催生现代农业产业新的业态。搭上信息化快车，中国农民在向农业现代化目标挺进中，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发展。从新技术革命的星火燎原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这里有发展转型的强大支撑。
    当然，政府依然掌握庞大丰厚的行政资源，依然担负调控经济的重大责任，依然拥有推动发展的强大能量。政府自应知其所能，知其所长，在简政放权、管理创新和完善服务中用好资源、担起责任、释放能量。同时，在转型发展中，一些地方生硬地照搬“腾笼换鸟”的套路，结果是旧鸟已去，新鸟未来，鸟去笼空。一些乡村大跃进式推行“新社区”建设，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留下了不少烂尾政绩工程。一些城市为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特惠政策，刺激过度投资，不惜拔苗助长，大包大揽，结果呢?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教训深刻，政府更当知其所短，知其所止。
　　都说发展转型难，知难不难。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解放民众创造的梦想，释放技术革命的能量，千难万难，也没有跨不过解不了攻不下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