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半月谈》半月评论（第17—18期）

来源：公务员考试网  2014年10月10日

第17期

读懂新常态

　　“新常态”是当下最流行的经济关键词。提出新常态概念、建立新常态意识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主动适应新变化、新挑战，前瞻性调整工作思路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在对新常态的理解上，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我认为，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性变化。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新特征：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为中高速。新常态的首要表现或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在其他方面相应出现的一些变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上等收入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世界上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国家具有一些普遍性、客观性的阶段特征。从普遍性来看，90%以上的国家经过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减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各国大趋势基本一致，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十分接近。估计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方面，我国也不会例外，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
　　二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新变化、新特征。前些年外部进入全球化高峰时期，国内正值劳动力峰值阶段，我国出现一个时期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是必然的。现在进入了新阶段，外部来看全球化回潮了，国内来看刘易斯拐点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下降，并围绕潜在增长率来波动。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动力scsgk.com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人口资源优势等带来的人口红利，现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在消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与再配置带来的发展动力在减弱，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形成。
　　三是经济结构的新变化、新特征。在发展动力机制变化的同时，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如投资率、二次产业比例可能会到达峰值，出现拐点开始下降。需求结构由过去的以投资为主慢慢地变成以消费为主，产业结构从以二产为主变成以三产为主。内外结构方面，从过去单单“商品走出去”变成资本也走出去，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经济新格局的显著特征。城乡和区域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经历了“均衡——非均衡”过程之后，进入到再均衡阶段。
　　对这些新变化、新特征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常态。
　　理解新常态，要客观地认识新常态。当前对于新常态的讨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究其实质，一是新常态是客观特征还是主观愿望，二是新常态是现实状态还是理想状态。
　　我认为，新常态首先表现为客观特征，这是基于先发国家经验并结合国情，对我国未来发展阶段可能呈现的客观特征的想象与刻画，而不是我们对未来发展阶段特征的主观愿望或期盼。
　　其次，新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虽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我们的一些愿望和理想，但新常态本身是一个现实状态，表达的是一些客观特征，不能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来想象新常态。
　　理解新常态，要以平常心看待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客观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告别过去的两位数增长，由过去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或次高速增长;主观上意味着我们不再也不应追求高速度。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一方面意味着不必对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产生焦虑感;另一方面，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GDP视为万恶之源，刻意地人为去压速度。
　　理解新常态，要辩证地看待新常态。新常态是新阶段的一般状态或特征，并不意味着一旦进入新常态就一好百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征，总体上scsgk.com是循序渐进，在发展中螺旋上升，每个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问题，早期可能会“快而不好”，成熟阶段可能会“好而不快”。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发展阶段又好又快，而不是一下子从“快而不好”进入“好而不快”。
　　因此，我们必须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前面已经说到，原有的发展动力在减弱，新的动力还有待形成。旧动力的减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新动力的形成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必然的。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进入新常态，新动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就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了。不能因此放弃主观努力，守株待兔等待动力出现，不去加快创新和转型。正是由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减弱了，而全球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剩，给我们继续推进资本深化留下的空间比较小，所以需要我们快速跨越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动力上来，这也是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第18期

呼唤新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正变速换挡走向新里程，它有一个代号叫“新常态”。
　　从高速度到新常态，长期积累的深层潜在风险会渐次释放，中等收入陷阱的警钟将不断敲响。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动力又在哪里？
　　显然，原有的要素投入、外延扩张的效应已见边际，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不断流失，政府主导、政策刺激的模式也再难复制。发展转型已是大势所逼，培植新动力才能走出新局面。这新动力，我以为就是创新型驱动、城镇化推进和全球化布局。
　　历经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依然是我们的产业重心，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不可轻言让渡。然而，低端的传统优势急剧衰减，向着东南亚的又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已在悄然上演。中国制造亟需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中强筋壮骨，向生产率的提升着力，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战略性高新产业出师未捷，很快便陷入产能过剩的泥淖。亟应跳出单一模仿型创新窠臼，打破核心技术“空心化”困局。更为紧迫的是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惊涛拍岸，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工业4.0”等发展战略。我们自当顺应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大趋势，赢得产业结构转换、发展方式转型大机遇。
　　创新型驱动呼唤技术进步，但更当着力的还是人才建设。时下，打造人才高地已是竞争共识，人才争夺也已愈演愈烈。确实，招揽人才很重要，它是捷径。引进一个人才，就可能带动一个团队，兴起一个产业。但是，比招揽更重要的是培养，它是根本。企业家抱怨最多的问题，就是遇到人才瓶颈。“待遇再好，也很难招来想要的合格的技术性人才！”比培养更重要的是使用，它是导向。如果人才的精力更多地纠结在种种社会关系的缠绕和诸多厚黑规则的围困中，再优秀的人才也只能徒唤奈何。
　　而且，人才建设还得打开视野，更多的放眼于全民人力资本的涵养，着力于产业工人素质的进步，为每一个人开拓宽广的成才通道，创造多元的发展机会，提升强大的创业能力。德国、日本为什么能在世界制造业的竞争中保持旺盛活力，一路引领在前？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得益于他们的职业教育和蓝领创新，得益于他们不拘一格的人才社会评价和人才培养体系。
　　城市化是扩内需的最大潜力，也是新常态的重要动力。众多专家已经一遍遍地数说过城市化的巨大红利：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为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的3—3.5倍，还有2亿多人口要进入城镇，每年因城市化新增约10万亿元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中国城市化红利还有30年。只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正当全社会的城市化预期持续升温之际，“大城市病”已见难以承受之重，“逆城市化”现象也在悄无声息中骤然而至。
　　破解之道还在大力拓宽城市化道路，重点提速小城镇发展。难题在于，如何增强小城镇的发展魅力。中国城市政治地位决定资源配置能力，行政级别决定要素集聚能力。这是中国城市结构失衡的最大病因。京津冀一体化多年难以启动的最大瓶颈也在这里。眼下，努力打破这一瓶颈，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GDP导向scsgk.com型政绩考核，国家主义取向型发展模式，激发了无数官员的畸形“都市梦”，圈地囤地，贪大求洋，制造了多少大城市泡沫？长此以往，那些小城镇还有多大机会生存生长、做优做强？小城镇自身也得增强发展定力，在乡土资源的保护中，在现代元素的融入中，开发、彰显其富有竞争力的特色，唤醒、激活其富有生命力的灵魂，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文明的引领。
　　将发展的视阈放向世界，构筑新的全球化布局，将为中国发展赢得新的全球化红利。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占领更为有利的位置，已经显示新一波开放强劲的势头。抢抓亚非拉美欧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加快先进产能的海外输出，联动实现“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的同步升级，这是对外投资新的亮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发展转型与区域合作相对接，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这是更具战略意义的开放决策。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布局，不仅是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而且是规则的对接与变革，是文明的对话与融合。在WTO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的背景中，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正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合”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战略意图日见清晰。中国自应未雨绸缪，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规则制定，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助推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长铺平道路。从企业层面看，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既要深入当地市场，也要深入当地社会，既要争取政府支持，也要赢取民间认同，既要遵守所在国家法律，也要尊重族群文化习俗，让中国产品落地生根，让中国文化传播四方。
　　发展召唤改革，开放倒逼改革。我们应当加快脚步，在改革中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搭建各类人才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社会平台，让创新活力尽情涌流；引导和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完善和保障居民同质服务，营造各具特色蓬勃生长的城镇生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海外投资的服务支持体系建设。
　　改革将进一步解放新动力，催生新优势，巩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