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阅读

来源：公务员考试信息网  时间：2013年3月10日

福利院岂能“拴养”残障儿童

    儿童在福利院生活，护工在福利院护理孩子，连市民、记者都发现的“拴养”，院领导看不见？
　　据报道，有记者据志愿者反映去浙江苍南县社会福利院调查，发现有两名智障男孩被护工套上铁链“拴养”着。护工解释，这两个孩子很不听话，常把衣服弄脏，只好将他们拴起来。苍南县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称自己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7月1日新华网）
　　人，怎能如同动物一样被铁链拴养？仅仅是因为智障男孩不听话？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福利院中，令人难以想象。
　　智障儿童虽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同时也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意识和管理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依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人，不是动物。仅仅为了工作方便就将他们拴起来的行为不能以任何理由免责。其行为严重危害残障儿童的人身权利和人格权利。
　　对于残障儿童保护，我国是最早一批签署并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公约中关于残障儿童的保护方面，第一条内容就是：缔约国确认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应能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在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不能虐待儿童。
　　福利院负责接收和养活残障儿童，在建设和配备上都有相关的技术指标。而福利院的建设，也应该以合理照顾到残障儿童为考量。
　　但从苍南县社会福利院的工作模式来看，因为投入过少，更因为相关部门当“甩手掌柜”，只是按人头固定费用的标准将照顾残障儿童的工作承包给了个人。而且承包人不懂残障儿童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仅仅聘请了一些农村妇女参与照顾。因此出现孩子被“拴养”的现象。
　　在事件发生后，相关负责人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更是推卸责任，儿童在福利院生活，护工在福利院护理孩子，连市民、记者都发现的“拴养”，院领导看不见？福利院对此事件应负有主要责任，不能轻飘飘以“终止与承包人的合同”来一笔带过。
　　如今，苍南县民政局提出整改措施，增加投入。的确，福利院是公共事业单位，保障每一个残障儿童的合法权益，是该好好解决了。

别拿劳动力不足偷换延迟退休概念

    7月1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建议，中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有专家表示，提高退休年龄是为了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京华时报》7月2日）
　　虽然延迟退休遭到公众广泛反对，但某些不用自己掏钱缴社保的人士，仍在不停地为延迟退休鼓与呼。这一次的理由是：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减缓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难道，延迟退休就可以阻止人口的老龄化吗？延迟退休与劳动力不足，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关系？每延迟退休一年，能额外增加多少劳动力，这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吗？人所共知，一个人退休了并不意味着就失去工作的权利，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一边拿着退休工资一边继续工作。
　　国人向来崇尚勤劳，如果到时劳动力真像专家们想象的那般不足，完全没必要以晚发退休工资来要挟人们继续工作。更何况，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老路上，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必然随之减少。况且，劳动力不足也会倒逼经济转型，此即所谓市场的力量。
　　有必要搞清楚“退休”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对普通公众而言，退休早已没有计划经济年代的赋闲意味，而仅仅意味着从此结束缴纳社保的历史并转而开始领钱；至于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根本与此无关。当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高管们可能例外，退休意味着他们从权力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们绝大部分人不用缴社保，而且，他们所在的岗位更加不会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延迟退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弥补养老金缺口，晚给、少给缴纳社保的人发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公开表示，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延迟5年就是1000亿元，十年就是2000亿元。可是，养老金缺口的形成，究竟是因为缴费的劳动者拿得太早、太多，还是因为某些人从不缴费拿的却是别人的三四倍？别说什么“公务员不占用养老金”，否则何不将公务员养老金也拿来给全社会“统筹”？
　　劳动力不足与延迟退休是两个本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不足不可能用变魔术的方法去解决，延迟退休也无益。相反，如果只从社保合同的角度去理解退休，按时退休完全不会额外增加劳动力不足。世界罕见的养老金双轨制尚且迟迟不见改革动静，不断鼓吹延迟退休的“必然趋势”完全没有道理。延迟退休意味着要求劳动者作出牺牲，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割舍自身利益，公众就要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连小学生都跨入了“苹果时代”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无锡锡山区安镇实验小学要求学生集体购买iPad2。该网友认为买iPad2太奢侈，担心孩子沉迷于其中的游戏。对此，该校校长说，他们是数字化教育先进学校，前不久的确给1到3年级共1117名学生发放了告家长书，征求家长是否愿意购买iPad2作为教学辅助用具的意见，结果有387名家长同意。（《现代快报》7月3日）
　　iPad2（苹果平板电脑）从娃娃武装起——面对这样的新闻，恐怕最高兴的还是苹果公司的销售人员及中国区负责人，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家长来说，脸上只能挂满困惑、错愕甚至充满疑虑：小学低年级学生有无必要“装备”这样高档的电子产品，孩子们会不会产生攀比心理并过早陷入奢侈品文化的包围？
　　据报道，南京、常州、上海等地的多所学校已将iPad2引入校园。一台iPad2动辄三四千元，这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并非小数目。iPad2的市场定位不可能与钢笔、文具盒、圆规等文具同日而语，即便在美国，它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中小学校将其当成急欲普及的“教学辅助用具”，其实质是一种可笑的“大牛拉小车”，暴露了某些教育者的超前消费和浮躁虚荣。更让人忧虑的是，小学生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环境千差万别，其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尚未定型，盲目地在他们中推广普及iPad2等高档电子产品，很可能会助长攀比心理和追富习气，过早造成未成年人的消费成人化、生活奢侈化，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尤其是对于部分低收入家庭而言，它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教育从娃娃抓起，并非不讲教育规律不讲经济条件和小学生认知条件，不加选择地将普天下所有教育资源一股脑地堆在孩子们面前。

“白卷英雄”有几人成了真英雄

    2008年，安徽考生徐孟南故意在每张试卷的答题后面写上“我的名字叫徐孟南，我的考号是×××……”，他明确希望高考能得到0分，以表达他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今年，徐孟南创办了名为“高考0分声”的网站，里面汇总了许多关于高考0分的媒体报道和文章，劝后来人莫步他后尘，做无谓的牺牲。（7月4日《武汉晨报》）
　　翻开尘封的考卷，零分考生何其多：河南蒋多多、湖南陈圣章、云南吉剑、贵州李坚……一份零分考卷，似乎就是一份有意与高考决裂的宣言，向着现行教育体制开炮，他们以“死”相谏，甘当所谓的“白卷英雄”。
　　但是，对高考制度和教育体制不满，可以有多种反映渠道，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借着高考来发泄不满，实在划不来。因为高考零分多属负气的选择，只有经过社会的磨砺，方知当初的莽撞。可惜，人生没有“撤销”键，此时后悔已觉迟。
　　且听听“白卷英雄”们的“忏悔”——2006年河南0分考生蒋多多：我真有点后悔，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2008年云南0分考生吉剑：考0分的后果极其残忍，选择请慎重；2008年贵州0分考生李坚：希望后来者珍惜自己人生，有梦想就别放弃……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再交“白卷”。在这方面，连交白卷的“祖师爷”张铁生也从“白卷英雄”而成商界精英，实现了转型。
　　今年高考，湖北洪湖又出现了一位零分考生。有鉴于此，“白卷英雄”们的忏悔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能迟了点，但对于一年又一年的学子们，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地铁设立VIP车厢”不合时宜

    高峰期的地铁运输处在极度饱和状态，VIP车厢的存在意味着运量完成不足，城市血脉不畅，这会造成个人利益和城市经济的巨大损失。
　　日前，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主任赵鹏林透露，深圳今后将设地铁VIP头等车厢，设坐票制。他说，地铁未来的方向将分等级，满足不同层次人的需求，如特设行李架的车厢和买双倍票可有座位坐的VIP车厢等。
　　消息一出，网民哗然。虽然也有人对地铁设VIP车厢表示理解，但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了主流。事实上，只要对地铁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现状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意见的反弹。首先，VIP车厢在遥远的未来或可行，但现在设立却不合时宜。我们知道，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地铁在高峰期的运力紧张，车厢里人满为患，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勇气”才能挤上去。如果在高峰期设立VIP车厢，等于是在原有乘车空间里切走一块，拿去进行高价运营。VIP车厢里的舒服感得到了保证，可是原本就不敷所用的运力势必更加紧张，普通车厢的乘车感觉将进一步恶化。乘车感觉一升一降之间，定会引起公众的不满。但如果VIP车厢设立在非高峰时段，地铁里的空间本来就相对宽裕，也就不会有人花双倍票价去买一个VIP座位。也就是说，在总体上运力不足，乘客主要追求快捷方便而不太强调舒适豪华的现阶段，VIP车厢的设立弊大于利。
　　另一方面，地铁是主要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财力兴建的城市基础设施，每年的运营、维护也要消耗数量不菲的公帑。设立VIP车厢并高价售票，等于是拿全体市民的共有资源去为小集团创造超额利润，这种做法于理不合。人口基数大，地铁乘客多，这是中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必须面对的现实，把乘客及时送达始终是首要任务，这一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就提出差异化服务，这要么是不切实际的浪漫化设想，要么是罔顾公众利益的强行提价。
　　有人可能会说，飞机可以设立VIP席位，银行可以设立VIP窗口，为什么地铁就不能设立VIP车厢？首先，地铁运输的公共服务功能高于民航业和银行业，它必须首先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其次，飞机经济舱里有足够的席位保证普通乘客的需要，并没有因为公务舱的存在而导致运力不足。银行的VIP窗口固然会造成普通窗口等待时间加长，但这种不便是可控的，而且能通过网上银行、ATM自助服务等方法解决。而高峰期的地铁运输处在极度饱和状态，VIP车厢的存在意味着运量完成不足，城市血脉不畅，这会造成个人利益和城市经济的巨大损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加大，我们正处在一个商品和服务大规模“VIP化”的进程中。烟、酒、包、手表早已分了三六九等，人们对这些商品门类中的奢侈品早已司空见惯。近年来，高价大米、天价牛肉、豪华月饼的涌现，标志着日常生活消费品开始“VIP化”。虽然有些瞠目结舌，但总还有普通价位的米和肉可买，人们也就渐渐习以为常。然而，这股“VIP化”之风越刮越猛，终于吹到了公共服务领域，比如说，公立医院在病床总量不足的情况下，高价开辟了VIP病房；再比如说，“挤地铁如打仗”的问题还没缓解，就有人动起了设立VIP车厢的脑筋……
　　市场细分，差异化服务，价高者享受超值服务，那是在非关民生问题的竞争性领域。在与大众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公共产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财力的增长，政府应该不断提升公共产品的质量，最终达到物美价廉的境界。对天价商品和“VIP”服务的无休止扩张，公众应该加以警惕。对于那些意图打破惯例，把公共产品“VIP化”以牟利的行为，国家应该强力调控，加以制止。

政府采购如何学会精打细算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3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10倍，累计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人民日报》7月9日）
　　以前政府采购只局限于办公用品，现在则扩展到工程、服务等产品；公共服务所需要的产品，如今都尽量纳入了政府采购程序中，这是为了保证财政规范。采购规模增长的同时又做到了节约，据专家分析，是因为采购预算没有用完，预算减去实际花费，历年相加，就得出节约财政资金6600多亿元的结论。
　　首先说说采购规模，其增长的确是必然趋势，因为公共服务的规模在扩大。受访专家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采购的管理范围仍然较窄，规模较小。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范围非常宽泛，采购规模一般占GDP的15%至20%。”事实上，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购买私营部门的服务，并用于服务公共事业。譬如美国的福利事业，基本上是政府以财政为杠杆，利用“外包”形式让社会公益组织着手进行，这个过程自然也属于“政府采购”。通过政府采购实现公共服务的“外包”，市场效率就得以引进，政府权限也不至于扩张。如果说政府采购规模扩张有客观原因，那么同时也要看这样的扩张是否带来服务效率的递增，舍此而谈节约，就不可取了。
　　再说说采购金额与采购预算的差额。回顾既往新闻，一些省市的超标采购、突击采购，莫不是在预算的框架内进行的。政府采购虽然有预算约束，但预算的编制仍然有缺陷。譬如突击采购，就是惧怕来年预算缩减，通过突击采购，好把当期预算用完。如果预算本身做不到节约，政府采购的节约根本无从谈起。粗糙的预算下，政府怎么会精打细算地去采购？
　　政府采购要做到节约，就得让政府习惯精打细算，要让政府在给定的预算下，买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人们常说预算卡死，就不怕政府不节约，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政府不希望创造更高效、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即便预算卡死，它也学不会精打细算，至多只是多买点办公用品，少买点服务产品。

那上千吨伪劣啤酒如何流出

    近日，吉林省四平市捣毁了一个制售伪劣啤酒的窝点。为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涉事企业竟在啤酒中加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工业甲醛和工业盐酸，产出的上千吨啤酒已经销往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地。（《人民日报》7月10日）
　　这个名为吉林双辽鑫鑫饮品厂的非法企业，不仅敢于公然假冒青岛啤酒和雪花啤酒之类的商标，还在啤酒中加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工业甲醛和工业盐酸，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当属莫此为甚了。
　　食品造假、下毒，已经令公众“谈食色变”了。但是，总得有办法来疗救才是。近年来，从法制普及和严厉打击等层面，有关方面也是想了一些办法的。但是，为什么如此重压之下，吉林双辽鑫鑫饮品厂还会“顶风作案”？
　　据双辽市质监局稽查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23日的例行日常检查中，就已发现鑫鑫饮品厂的原材料库堆放有大量青岛啤酒和雪花啤酒的周转瓶；成品库堆放的小麦王啤酒、纯爽啤酒和冰纯啤酒，用的都是青岛啤酒和雪花啤酒的酒瓶。其中，纯爽啤酒的标签最下面有一行小字：“特别提醒：容器文字或图案与产品无关”。面对为何要标注这行小字的追问，厂里的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并未作出正面解释。这些疑点，都曾引起执法人员注意。
　　不过，疑点归疑点，检查的走马观花与造假下毒的游击战术仍在“同台竞技”。双辽市质监局今年4月又两次对鑫鑫饮品厂进行检查，均未发现违禁品。据说，这两次检查中，执法人员都遭遇了企业方面的太极推挡。比如，工厂工作人员都以“仓库保管员不在”、“车间打不开”等为由，逃过数劫。
　　一些制售有毒食品、饮品的商家，为什么敢顶风下毒手？不用谈法制公平、道德底线之类的大道理了，我认为执法部门首先在履职尽责方面，就要接受拷问。比如在一些执法检查中，被检查对象随便扯几句谎，就可以躲过执法检查；如果人家再用上一些贿赂之类的手段，是不是还可能出现助纣为虐之类的行为呢？法条毕竟要靠人去执行，如果执法者既缺少发现的眼力，又缺少碰硬的勇气，那再多的执法检查都很难吓唬住造假下毒者。这也是为什么有毒食品、饮品总是更多地由媒体来发现和揭露，而不是来自执法部门的主动出击的缘故。
　　食品、饮品造假者为什么敢屡屡顶风下毒手，恐怕首先还是要从执法部门的推诿、马虎、眼花、手软之类症状上找原因吧。

74元养老金能保障什么样的晚景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报告显示，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34.6%，月均养老金74元。相关人士表示，我国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特别是一些农村老人，已经成为国家扶贫政策照顾的主要群体之一。（《新京报》7月11日）
　　这段时间以来，退休、养老、保障成了媒体热词，因为事关生计，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不过，当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地讨论养老院养老、推迟退休等与“城市”有关的话题时，全国老龄委的这份报告不免让人生出些许寒意。对于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村老人而言，月均74元的养老金、34.6%的覆盖率，这样的保障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晚景？
　　每月74元，均摊到每一天，这个数字不足2.5元。而且，覆盖率也未免太低了，只有3成左右。大部分的农村老人甚至连这样一点微薄的收入也可能拿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农村老人已成国家扶贫政策照顾的主要群体之一”，仍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愿景，政策的实际抵达，惠泽的自然流淌，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无差别的“老有所养”。
　　其实，很多时候，公众通过各种信息渠道都可以部分感知农村老人生活的拮据乃至困顿。无论是媒体的披露，还是驴友的探访，抑或民间机构的调查，都能够大体为我们还原一个基本的状态。遗憾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状态往往成为外界猎奇的内容，而很难真正进入决策层推动农村老人实现普遍保障的层面。这样的猎奇所在多多，具体表现不一而足，比如有人赞美那些老人生活环境环保、心态平和；再如有人感叹时间在这些地方的凝固乃至静止，以此作为批评城市化的佐证；又如有人还从老人那里感悟到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等哲学层面的价值……
　　很难说这些理解一点道理没有，不过，这些理解无非都是从观察者自身出发的臆断，不仅不能真实反映出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触及农村老人这个群体苦涩而无奈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在城市化提速的今天，农村老人身心所承担的，既有自身劳动能力衰竭带来的贫穷，更有子女进城后老人们的生活完全失去情趣和支持的心理困顿。一个个的农村，基本上是老年人的世界，几个留守儿童，倒成了简单生活的调剂。这样“被动”的安静和祥和，其实并非老人的真实意愿。
　　因此，时下的要务，并不是简单地讴歌农村老人田园牧歌一般的乡下生活，也不是笼统地讲农村老人正在接受普遍的救助，而是应该明确，必须对农村老人实施普遍的社会保障，这是农村老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借口，而被遮蔽、忽略。
　　贫穷是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不应该成为一部分人审美的对象，也不应该被政策有意无意地忽略。此前有人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同样，每一个老人也都是国家的老人，这里边不应该区分城市的还是农村的。还有，这个等待政策阳光的时间，似乎也不应该太过漫长，原因不言自明，我们等不起。

政府处理国内问题时要考虑国际影响

    舆论环境的深刻改变，既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也可能造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不良影响。对于治理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以务实佐证理念、用事实赢得理解、靠行动维护形象，而不单是应对媒体的技巧、驾驭媒介的水平、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
　　这几年来，无论是六方会谈还是金融危机，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国家形象片，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民间往来，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多种国际事务，主动讲述中国故事，响亮发出“中国声音”。
　　在这样的“大合唱”中，参与者其实不仅有中央高层、外交部门、新闻媒体，更涉及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基层治理者。可曾想见，安徽芜湖一位副市长骑车送女儿的照片被网友“疯传”，展示着中国干部“平民化”的一面？又可曾想到，陕西安康怀孕7个月孕妇被强制引产，会给中国形象造成怎样的负面注脚？在日渐响亮的“中国声音”大合唱中，如何成为和谐旋律的参与者，避免成为噪音杂音的制造者，考验着各级基层干部。
　　这是治理者“世界观”极其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姑且称之为“舆论贯通能力”。毫无疑问，技术的划时代变革让信息传播打破了国家和媒体的界限，将一切置于一个四通八达的舆论平台上，舆论环境的深刻改变，既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也可能造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不良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贯通能力的重点究竟在哪里？面对舆论环境的复杂变化，或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才能“把话说好”，如何优化“手中话筒”，甚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更好提升传播力？
　　所谓舆论贯通能力，首先应当是将舆论与实际对照贯通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贯通舆论场、统领话语权的能力。对于治理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以务实佐证理念、用事实赢得理解、靠行动维护形象，而不单是应对媒体的技巧、驾驭媒介的水平、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
　　有些例子颇能给人启迪，在汶川大地震中，及时有效的救援、公开透明的报道，极大提升了中国尊重生命的国际形象；而在利比亚战争前，中国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撤员行动，被赞誉为一次“鲜活的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
　　我们常说行动是最好的语言，第二性的舆论取决于第一性的作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要参与“中国声音”大合唱，并提高和谐的分贝，不仅要注重报纸上怎么写、电视上怎么说、网络上怎么评，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治理行动，把中国旋律谱写在中国大地上，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求各级治理者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要考虑“国际影响”。作为一个地方和单位，如果没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主动意识，没有行动前的“舆论前置”意识，就很难在纷纭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也很难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
　　这不仅需要提升话语意识，更要秉持执政为民的宗旨、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恪守民主政治的原则，以民众“好评率”的提高，壮大“中国声音”；以民众“幸福指数”的不断提升，塑造中国形象。
　　85年前，鲁迅曾在香港发表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并呼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从当年“无声的中国”到今天“有声的中国”，再到思考“如何发声的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行。如果说，当年鲁迅开出的药方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今天的中国各地治理者，又该有怎样的答案？

取消药品加成不是“一贴灵”

    取消药品加成只是降药价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治疗看病贵的“一贴灵”。如果综合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很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7月1日，北京友谊医院试点取消药品加成。与此同时，广东省深圳市所有公立医院也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取消药品加成正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
　　取消药品加成，究竟能不能解决看病贵？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看病贵，主要是指个人费用负担较重。随着医保支付比例的上升，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卫生支出的比例已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0年的35.5%。但是，由于卫生费用的绝对数仍在上涨，老百姓依然感觉看病贵。取消药品加成，对于缓解看病贵有一定的效果，但只是降药价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治疗看病贵的“一贴灵”。如果综合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很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对于医院来说，取消药品加成，仅仅是切断了医院收入和药品加成之间的利益关系，还不能从根本上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要破除该机制，取消药品加成后，应同步推进医院的补偿、监管等机制改革。政府应增加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收费，重构药品采购方式，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同时，改变医保支付方式，发挥其制约和激励作用，真正改变医生的行为。只有让医生自觉不再多开药、滥检查，才能彻底破除“以药补医”的逐利机制。如果这些配套措施没跟上，很可能把医院逼向另一种形式的“以药补医”，如多检查、多用耗材等，看病贵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可喜的是，友谊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进行了配套改革，如设立医事服务费，进行医保总额预付和按定额预付的改革，下一步还将合理采购、引进物流企业负责配送等，挤出药价虚高水分。深圳也提高了诊疗费，市财政为此兜底，并提出了“1+6”综合改革措施，即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后，同步推进支付制度、补偿机制、药品流通采购方式、监管机制等改革。
　　从两个地方的做法都可发现，取消药品加成只是一个楔子，以此来将改革引向深入。两地政府统筹推进改革，为老百姓谋求长远利益，而不是为了政绩寻求“一贴灵”，其做法尤为难得。可以想见，只要措施落实到位，改革的效果会逐步呈现。
　　众所周知，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深水区”，利益博弈更激烈，利益格局调整力度更大，此时的改革更需要统筹兼顾，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一盘棋地推进改革。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尤其是社会领域的改革，要补的课更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为求一时政绩，单兵突进地推进某项重点改革，很可能因为未能平衡利益各方，在博弈之下难以为继，使改革走进死胡同。

70万大学生缘何“学非所用”

    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全国608.2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70万人“学非所用”,而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这9个曾经的热门专业则因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薪资较低，被列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
　　70万学子“学非所用”，甚至曾经的热门专业沦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与高校盲目跟风扩招所谓热门专业不无关联。高校为了扩大招生规模，吸引生源，专注于增设热门专业，导致专业人才培养过剩，就业市场饱和。四年下来，入学时的热门专业自然成了毕业时的冷门专业。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学非所用”与学生在高考时，没有提早树立择业观念，只重视选择学校，忽视专业考量密切相关。许多考生和家长缺乏对报考专业的了解，甚至为进入名牌大学，不得不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当然，“只重校名，不重专业”的报考现象，与现行高考的“批次录取”方式中，考生的专业选择权过小有关。按照目前录取方式，考生只能填报心仪院校中的几个专业，当选择“服从分配”后，一旦不能被所填报专业录取，将随机被分配至其它未录满专业，而这些专业往往与考生意愿相悖。
　　解决大学生“学非所用”的问题，一方面相关单位应加强对高校新申请专业的审核力度，同时为学生增设更多就读期间调换专业的相应渠道。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应考虑逐步在高考招录方式上进行相应调整，给予考生更多的专业自主选择权。

真正的慈善岂能“靠天灾吃饭”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264个样本城市慈善收入为212.02亿元，较前年241.19亿元有所减少。官方解释称与全国的慈善捐赠收入减少原因相似，主要是去年灾难较少（7月15日《新京报》）。
　　作为一个有扶危济困传统的国家，大灾大难是一个无声的动员令，能够最大限度激发民众的捐助热情，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受灾受难人们的援助。但是，应该看到，由灾难所激发的捐助热情，靠的不是慈善组织的魅力，而是面对灾难时，人性中感同身受的“在场感”，这正如邓恩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谁都不是一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灾难较少时，慈善捐款就相应减少，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慈善捐助是在“靠天灾吃饭”，诉诸的是对灾难的人性悲悯。2011年，《中国慈善家》杂志曾做过一期“寻找慈善新动力”的封面文章，正如其提出的观点，“谁也不希望看见慈善业的每一步发展总要以灾难为前提，灾难本身的非常态性注定了它所带来的动力只能很短暂，而中国所须达到的慈善业态，应该是健康且可持续的。”
　　真正的慈善，诉诸的动力来源是每一个人内心的善念，它既不需要悲悯凄苦的大灾大难作为基础，又不应该需要当事人有多么激动的情绪作为支撑，而应当内化为一种普通人的理念，即慈善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壮举，而是社会互帮互助传统的制度化体现，需要进入常态化的运作轨道，对多元社会问题进行理性关注。
　　然而，这种真正的慈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可这恰恰是现阶段我国很多慈善组织最大的软肋。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慈善事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众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捐助感受到互助的温暖，也就是说，慈善若要吸引公众的参与热情，必须有一种公开透明的制度机制来保障这种互助的温暖不因层层不透明的运作而被降温。当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停留在“靠天灾吃饭”的水平上，说明我们的慈善事业离现代慈善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假公章救妻”背后的“真问题”

    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
    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华时报》）
　　自己下岗多年，妻子患尿毒症，这样的遭遇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会备感无助。想到私刻医院假公章为妻子做“免费”透析的“损招”，实属无奈之举，廖某对自己身患绝症的妻子不离不弃，相对于许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景，如此行为虽然违法，但却让人感动。只不过在感动之余，“假公章救妻”背后的“真问题”更多地引人深思。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众所周知，尿毒症已成为继癌症之后的第二大疾病，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患了尿毒症的病人必须通过透析治疗才能活命。廖某5年前就下岗位，靠低保维持生活，平时开摩的拉活赚点生活费，经济十分拮据，面对患尿毒症的妻子，实在走投无路，这才想到私刻医院公章做“免费”透析。从这个角度说，廖某主观上并无恶意欺骗，事情败露后，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这个量刑标准是否有些过重？按照廖某自己的说法，愿意卖房退赔，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在判决时能否参照这些因素，从轻判决或者缓期执行？或者相关法律条文在修改时能否考虑“救人、无主观恶意”等因素，让从轻判决变得有法可依？
　　其次拷问大病救助机制以及社会、慈善救助机制。廖某和妻子作为北京市民，按照北京市2001年下发的《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可按照个人负担医疗费用50%的额度给予救助，全年个人享受的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全年不超过1万元，显然远远解决不了透析费用。即使按照北京2010年6月出台的医改新政，可以按新农合报销55%的比例，但对于重大疾病、特困家庭而言，仍然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个时候，显然需要大病救助机制的帮助，比如重庆巫山的大病救助补偿年最高额可达30万元，陕西省农村合疗大病救助机制看病可以直接报销90%，这些都能能很大程度上缓解特困家庭患者的经济状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病救助制度，只有部分地方进行试点。
　　抛开大病救助机制而言，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的缺失也是一大现实问题。各地都设有红十字会、慈善会，但是一旦有民众需大病救助时，却往往很难申请到资金救助，或者存在申请门槛过高、审批手续烦琐等问题，因此，社会救助、慈善救助也应与大病救助机制一样，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尽早破解大病救助难题。
　　此外，一枚假公章却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很显然，医院、卫生部门的监管、审查环节同样漏洞百出，倘若这样的公章不是假的，而是被手握公章的某领导利用，又该如何辨别真假？因此，这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只认公章不认人的做法是否对公权力的膜拜？类似的情形也许并非只有医院才有，其他部门是否同样存在？尽管廖某出于救人的目的违法，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监管缺失导致巨额医疗费用流失，是否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维稳的“治标”和“治本”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不仅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更是保证持续前行的“加油卡”。刚刚召开的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深刻表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
　　一些矛盾问题发生了，是仅仅治标，以求一时之稳，还是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思路。有些地方，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和方式，反而埋下了次生和连锁反应的隐患，甚至滋生出如“黑保安”公司的不法产业链。另一方面，简单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看似很“省事儿”，却会误导民众对维护合法权益做出错误的理解和预期。这种解决矛盾问题的方式，是“锯箭杆”式疗伤，病灶并未根除。这些都不是真正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解决问题，而是“眼前无事即是平安”的短视行为。
　　一些影响稳定的事情发生，往往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到侵害。对于这种情况，仅靠末端处置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把不稳定的“病根”挖出来、去除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些政策和措施原本是“为群众办好事”，却因种种原因受到误解，甚至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时候，我们的态度决不应是抱怨和委屈，而要从自己的角度多加反思：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充分征求了群众意见，是不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作为公正处置的第三方，在交通肇事或医疗纠纷中，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耐心和有技巧地释法和调解？在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时，只有把各种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项部署和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才能让群众又满意又贴心。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从瓮安到孟连，当初的“疑难杂症”现在已经“药到病除”，并形成治理的经验。各地的维稳实践探索告诉我们，维护群众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维护稳定的过程应成为维护权益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挑战，为改革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一位常年接待群众上访的市委书记，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办好实事中化解了不少矛盾，增进了一方和谐。他说：“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是人家喜欢你、记住你、想念你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稳与维权在实践中高度而辩证地统一了。

花两亿元换路牌，值不值

    江苏省高速公路换了一次路牌，总共1.9万块牌子，花了两个亿。这两个数字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不解，一个小小的公路标牌，“也就是一块铁皮，上面涂几个字而已”，怎么一块就要1万多元？（《现代快报》7月18日）
　　这一新闻首先让人生疑的是，为什么好好的路牌要重新更换？相关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原来的路牌都是汉字，本地人熟悉，外地人不易理解，统一标号更加科学合理。看来这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充分说明眼光的重要，缺少远见的决策，就是在拿公共资金开玩笑。人们还是不解，原来路牌标识不科学，那按照新的要求喷上编号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花两个亿一个一个换吗？
　　据称，这些路牌“都是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的”。这也给招投标提了一个醒，是不是所有的政府采购都合理？在招投标前，进行全面的调研、认真的分析、科学的论证，恐怕也是必要的。人们不能理解，怎么一块路牌竟然要花1万多元？相关方面的解释是，货好价格高。可记者向多个专门经营高速公路指示牌的厂家询价核实，几个厂家的报价都没有江苏高速换牌实际所花的价格高。一家企业道出了实情，所报的价格都是出厂价，“如果招投标的话，这个价不可能。”有点出人意料，不是说招投标价格更低吗，怎么经过了招投标，反倒推高了价格？企业解释，招投标对厂家而言，花销比较大，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尤其是打点费用，“价格至少要比现在的报价高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
　　企业的花销，打点的费用，这笔钱用到了哪里？对于现在的招标投，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各种各样违规事实，更丰富着民间想象力。海南一个前途无量的80后局长，工作6年涉嫌受贿千万。这位80后局长最大的一笔受贿，是在一个重大工程招投标中，与一家公司谈好要拿工程款总价5%的“好处费”，然后帮助这家公司中标（《法制日报》7月18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钱最终也得出在工程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采购会出现“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为什么经过了招投标反而价格更高了。
　　如果招投标不仅没能起到节约财政支出的作用，反而加大了公帑浪费，那起码说明这样的招投标在严格审计、公布透明、程序规范等方面还有问题。而这样的招投标，逃不脱权力自肥的嫌疑。

走出“中国创造”的自主化核电之路

    自1984年秦山一期核电站浇灌第一罐混凝土以来，中国在核电之路上已走过了近28个年头。根据中国核电协会资料，目前中国已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5台，总装机容量125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约占全球在建机组的40%。
　　从建设初期的“万国牌”局面到敢为天下先上马三代技术，中国创造的自主化核电技术路线日渐明晰。而核电安全标准更是高起点诞生，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并在开发中“步步升级”。发展核电作为中国能源调整的必由之路，不能受福岛事故的影响而因噎废食。休整之后，中国将在安全高效的原则下，怀揣着核电强国梦再出发。
　　技术路线：从万国牌到中国创造
　　1983年3月，以“回龙观会议”（即“核电技术政策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确立了以“引进+国产化”为主的核电技术路线。
　　与会的200多位各方面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发展核电应采用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成熟技术、高起点起步，通过技贸结合，逐步实现国产化，跨越式跟进国际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核电经历了“三轮发展”之路。“1980年代第一轮发展中主要是引进和国产化并重；1990年代，又经历了以纯粹购买电容为目的的第二轮引进；2002年末至2003年初所确定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路线，则是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中核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向记者介绍说。
　　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核电经营体制所限和缺少一个统一的核电设备研发机构，中核、中广核、中电投等几大经营公司各自为战，在引进技术时，选择的机型“五花八门”。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购买了加拿大的重水堆（秦山三期）、俄罗斯的压水堆（田湾）、法国的压水堆（岭澳—大亚湾后续项目）。而在第三轮的引进中，中核购买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核电站的签约墨迹未干，中广核就被批准购买了法国的EPR核电站。
　　核电技术“万国牌”的局面，给实现核电技术的标准化、系列化和国产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2007年5月22日，由国务院和中核集团、中电投、中广、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四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据了解，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在国务院授权下，代表国家对外签约，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并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中国核电技术品牌的主体，是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
　　2007年3月，随着中美间两份重要协议《核岛供货合同框架协议》和《技术转让合同的框架协议》的签署，美国西屋公司和绍尔公司组成的西屋联合体在我国的第三代核电招标中正式中标，AP1000技术落户中国。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汤紫德表示，AP1000安全目标比现有核电厂领先约两个数量级。在经济性方面，AP1000核岛系统设计简化，厂房建筑和设备配置都大幅减少；其次，AP1000采用模块化设计和模块化建造技术，可有效控制、缩短建造工期；AP1000的核燃料采用简化设计和长周期换料（18至24个月），有利于减少运行维护工作量，降低运行成本。
　　此外，AP1000的设计寿命为60年，比二代核电的设计寿命长20年，多出20年的运行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相当可观。
　　通过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和AP1000技术分转让的实施，中国创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技术开始浮出水面，如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研究开发的CAP1400技术，在今年5月提交国家能源局评审，并开始施工图设计，按照国家批准计划，CAP1400核电站将于2013年在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基地开工建设，计划于2017年建成发电。而中核的ACP1000技术，中广核的ACPR1000技术也进入了整体设计阶段。
　　事实上，中国国产化的努力从发展核电一开始就在进行，1984年开建的秦山核电站（一期）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核电发展历来遵循‘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强调自主创新，设计建设运行管理自主化，设备制造国产化，科技部有专门核电重大专项，里面包括制定标准，研究一些新技术等。我国自主建设了30万千瓦，60万千瓦级核电站，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批量化地自主建设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告诉记者。
　　回顾当年自主研发百万千瓦核电机型的“吃螃蟹”之举，张禄庆记忆犹新。“反应堆是核电厂的心脏，要自主开发的话，这块儿必须要攻下来。当时我们决定要对反应堆动手术，将其堆芯从157盒燃料组件扩大到177盒燃料组件，以增加反应堆的安全裕量。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因为在这之前秦山二期工程中，我们已经将引进的M310百万千瓦机组从三环路改为两个环路的65万千瓦机型，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做。”
　　他所在的科研小组对堆芯方案做多种计算对比，集团公司还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完成了堆芯流量分配试验和堆内构件流致振动试验。“现在这两个试验连美国的AP1000都没做，是国核技委托核动力院来做的。这种对象设计现在在中核集团的三代自主化对象中继续得到沿用。”张禄庆说。
　　自主研发的过程中，我国核电发挥了后发的优势。在核电厂建造中避免了重复国外早期在设备与系统设计、材料选择等方面的失误，吸纳各种先进技术与现代核电厂运行管理经验，使得我国投运核电机组性能持续改进，运行业绩一直处于世界中值以上水平，从未发生过2级及以上事件。部分机组甚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些机组名列前茅。
　　例如，秦山第三核电厂两台机组在WANO排名中已连续多次位列第一，连续六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以来，大亚湾核电厂在法国同类型机组的安全业绩挑战赛中，获得27项次第一名。
　　除此之外，我国核电设备制造厂还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和测试装备，其间，开发或引进了先进的制造技术，采用最新的标准规范，以确保生产设备的性能和质量。
　　“世界上共有8台三代压水堆核电站在建设，其中6台在中国建设，可见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我国核电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叶奇蓁对于中国未来核电技术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而且，自主设计的核电站在经济性上也有很大优势。据悉，在美国，已经向核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的三个AP1000核电站，“比投资”（平均每千瓦投资）的预算均在4300美元以上。与昂贵的外国第三代核电站相比，自主设计的秦山二期核电站是每千瓦1360美元；采用四台CRP1000机组的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总预算投资493亿元人民币，按2008年8月的汇率折合每千瓦1662美元。
　　“中国具有发展核电的自主技术能力基础，中国核电发展的康庄大道只能是自主路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路风如是判断。
　　安全标准：从高起点到步步升级
　　从1957年美国希平港核电站建成开始，核电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一直悬在人类社会头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曾用“悬崖边的核能”来形容核电业的发展，核电安全无小事，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就是毁灭性的。
　　在“安全至上”的理念下，中国核电安全标准高起点诞生。“我国的核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可以说，是当前最先进的，比美国还要高。”叶奇蓁说。
　　据了解，1984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核安全局作为独立行使核电安全监管的国家机构。随后，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应的核安全法规、导则等文件。这些法规文件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法规为蓝本，并借鉴了核电先进国家的经验，使得我国核安全监管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
　　而且安全标准在发展中“步步升级”。如，2004年对核电设计与运行经验安全要求（HAF102）又进行了修改，其中具体的堆芯熔化概率和大量放射性释放的概率比美国的相应值要高出一个量级，也是世界最高的要求了。这些要求均已在我国核电厂设计中得到了实施。
　　“我国在选择核电厂址的时候，都要避开火山、地震多发和高发区，避开地质断裂带和人口稠密区，而且核电厂要坐落在完好坚实的基岩上，不像国外可以在软地基上建设。此外，抗震标准都是以当地万年一遇的最大地震来设定的，在防洪和防水淹设计标准上，会根据海啸、最大风暴潮、最大降雨量、最大台风等综合因素，按照千年一遇标准设立一个最高洪水位，而厂坪要高于洪水位，还预留了波浪的余量，这样的核电厂称之为干厂，日本的是湿厂，即低于洪水位。”
　　作为秦山核电站二期的总设计师，叶奇蓁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我国核电厂设计的具体标准。据了解，秦山核电站最高洪水位有9米，而厂坪标高有11米。同时，还设计了1米2到1米5高的一个挡浪墙，进一步降低洪水位。
　　此外，从内部设计来看核电站有三道安全屏障。第一道安全屏障是一层优质锆合金核燃料包壳，再往外就是防止燃料元件包壳破漏扩散的压力壳，最外面还有一个由钢筋混凝土造成的，将反应堆、稳压罐、循环泵、蒸汽发生器都装入其中的“大容器”——安全壳。
　　“压力壳设计标准是可以承受150个大气压的压力，在我们试验的时候其实可承受压力能达到210个大气压。”叶奇蓁告诉记者，现在正在设计的核电站，又增加一层安全壳，作为抵御外部极端事件（如大型商用飞机撞击）和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的最后一道屏障。“两个安全壳之间抽负压，一旦有泄漏，就可以将里面的气体抽出去，经过过滤净化后排放。”
　　与此同时，在电源的设计上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在我国目前采用的第三代核能技术中，反应堆上方有一个无需外接电源的大水池，在能动电源发生意外不能运转时，它会为核反应堆冷却降温，避免事故发生。”
　　除了高标准，核电安全的保障还在于参与建设、运行和管理的人员对于安全的高度重视。1990年，时任武汉核动力运行研究所任副所长的张禄庆，带队承担了大亚湾核电厂1号机组的蒸汽发生器役前检查工作。事前他们采购了美国最先进的涡流检查设备，组织检查和分析人员赴美培训，并得到美国专家的现场支持服务，对检查做了充分准备。
　　检查中发现有几根传热管存在检查探头不能通过的现象。但法国供货方坚持他们对所有传热管均作了100%检查，不存在任何问题。张禄庆他们又利用刚刚采购来的内窥镜对这几根管进行录像检查，事实证明这几根管内存在大量夹渣。
　　“当天下午1点多作完检查后，2点多来了一屋子的法国人看录像，看完之后都哑口无声了。后来他们承认了错误，对这几根管子做了堵管处理。如果这个问题检查不出来，将来运行的时候出现堵管、破管，就会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现在张禄庆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他强调在核电厂的设备制造过程，必须真正严格地执行质量保障计划，不严格执行，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福岛事故之后，中国立即组织核安全相关数十名院士、专家组成检查团，照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的最新安全标准，对投运和在建的核电厂防洪抗震能力、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环境监测和应急体系有效性等11个领域进行综合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总体上讲，我国核设施安全有保障，发生类似福岛核事故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在应对极端自然灾害事件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报告确定了16项改进措施，并根据安全改进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制定了短、中、长期计划。目前部分安全改进工作已启动实施。
　　国家能源局也于今年2月份全面启动在运在建核电站应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安全技术研发计划。首批设立项目共计13项，力求将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转化为能够切实提高我国核电机组安全性和极端灾害抵抗能力的先进核电安全技术。
　　而在5月底国务院通过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中，对核电厂的抗震抗洪能力、可靠电源的供给能力、事故预防和缓解能力、环境检测能力等都有更高的要求。
　　“福岛事故之后，各国在安全性方面都会提高标准和要求。中国将安全标准中有些具体的参数提高，比如抗地震级别，严重事故预防环节的考虑，能源工程的问题。而内陆的核电站在选址标准上将更为严格，要考虑到内陆的江河湖泊水库还有人口密度。”原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团长、中国核学会顾问俞卓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核电站的事故其实很少，损失也不多，但是公众非常关心。究其原因，引用核电界一句著名的说法，“在一个地方的核事故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核事故”。但是，“总的来说，核电还是很安全的。”俞卓平总结。
　　发展核电：能源战略的必由之路
　　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再一次将核电的安全问题推到台前，也因此引发了该不该发展核电的大讨论，世界各国也纷纷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发展战略。
　　意大利和瑞士先后宣布将全面放弃核电，比利时决定在2015年关闭两座核电机组，德国预计在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而美国在观望之后，正式宣布新建新的核电站，政府担保业主80亿美元开始建设沃特电站，2台AP1000的核电机组。紧接着，英国政府决定要在2050年之内重新建设22座反应堆，以替代目前正在运行的20个反应堆。
　　一边是核电重启，一边是核电关闭，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核电发展路径？“我们应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改进和进一步提高核电安全水平，使核电重新复苏，而不会‘因噎废食’”。张禄庆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这也是众多专家的共识。叶奇蓁指出，核电是安全的，福岛的教训应成为建设更安全核电的动力和契机，而不应是让核电止步的“红灯”。德国对核电历来有二派意见，近二十年来没有建设核电，而且也是决定在2022年底前分阶段关闭所有17座核电站，以近11年的时间作为缓冲期。意大利没有核电，弃核只是作秀；而俄罗斯从未停止过核电建设，今年初还在加里宁格勒兴建核电站用于对欧洲供电。
　　更值得注意是，作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核能应用大国，日本大约30%的电力依赖于核能发电，如果日本放弃核电，那么日本每年将多花340亿美元用于能源进口，当前，暂停核能发电导致日本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电荒”。夏季用电高峰来临让日本的电力缺口越来越大。7月5日，日本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开始恢复输电，这标志着日本维持了两个月的零核电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中国能源贫乏，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大量问题。要保障能源的安全，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包括核电，是必由之路。”叶奇蓁表示。
　　据了解，目前中国拥有探明储量的石油33亿吨，约占世界的2.3%;天然气1.37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0.9%;煤炭储量则相对丰富，现在探明储量1145亿吨，约占世界的11.6%。
　　但这样的能源结构对中国来说，却不一定是个好消息。由于煤炭储量丰富，中国不得不过多地依赖煤炭发电，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项数据显示，每获得一百万度的电，燃烧煤炭要放出974吨二氧化碳，天然气释放424吨，而核能发电则仅为15吨。
　　“中国还有排放的问题，政府承诺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将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我国的煤电比例太高了，水电的开发总是有限的，只有核电能够大规模地替代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当然也是很好的能源，但是很有限，容量不大，中国政府还是要发展核电。”俞卓平分析说。
　　而且中国能源的提供远远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算过一笔账，能源不足引起的国民经济损失达能源本身价值的20—60倍，目前中国每年约缺电400亿度，以每度电创造20元产值来计算，损失就是8000亿元。
　　因此，核电成为近几十年来备受世界各国追捧的替代性能源。目前在全球440个核电站中中国仅占全球3%，而能源消费却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费的20%；中国大陆核电发电量仅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中国核电赶上平均水平，10年可省煤1/6以上。以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为样本，中国每年的发电量，煤电占了大约75%，如果核电占发电比例在2001年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那么，煤电的占比就可以下降到55%，电煤用量就可以节省近1/3。而中国的煤炭产量，有50%以上用来发电了，就按50%计算，节省的电煤也占到了煤炭总产量的1/6。
　　此外，核电的经济效益也是具有优势的，“尤其是国产的核电机组”。王乃彦举例说，秦山二期扩建工程两台65万千瓦机组投资估算为71.5亿元人民币，一年发电总收入18.2亿元。即使考虑交税、偿还贷款和成本等，大约10—11年后就可以把贷款全部还清。
　　而在备受争议的内陆核电站发展问题上，张禄庆认为，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向内陆发展，内陆能源需求和结构的问题也会凸显，我国内陆必然要发展核电，但要慎之又慎。目前可以先考虑将沿海的核电厂建起来，让原来东送的西电转供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多余的核电也去支援中部。
　　这样东西联手，既可解决中部省份的电力供应短缺、继续实施核电发展的宏伟蓝图，又可规避过大的社会风险。等到先进核电技术的安全性能得到运行实践的检验和进一步完善，甚至有固有安全特色的第四代核能系统成熟后，再来从长计议内陆核电的建设问题更加妥当、更可持续。

“天价猪肉”流向了谁的餐桌？

    每天运动、听音乐，吃的是螺旋藻，还有专用的“猪厕所”，这种国内首家用螺旋藻喂养的高端生态猪肉今天从海南省澄迈县走上北京人的餐桌。其价格听上去也令人“惊叹”：顶级部位“梅肉”(上肩肉)的价格高达每斤398元；即使最便宜的部位也要50多元一斤。(7月19日 中广网)
　　398元一斤的猪肉，谁最爱吃？这是问题的关键。凡俗中的老百姓估计没有闲情逸致，而将焦点聚集在北京可谓良苦用心。尽管“天价猪肉”尚未进入“特供”的行列，同样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埋下了疑问。
　　想当初，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山区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这些农产品被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为了保证这些产品能达到纯粹的“绿色”“有机”，一些部门通过基层政府或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农产品基地实施变相补偿，从而得到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很显然，这些“特供渠道”为权力部门定向输送的优质产品，肯定与食品市场无关，与广大老百姓无缘。
　　那么，“天价猪肉”是否会走上“特供菜”的旧路？尽管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价格会在供给和需求之间走向平衡，形成均衡价格。但“特供菜”走的却是一条不同于市场模式的“通道”。天价猪肉打出的幌子也很明显，这就是生态和绿色的代名词，五指山生态猪的血脉流传。言外之意很明显，那就是说这样的生态猪肉是安全的卫生的无污染的，这样的言外之意不由想起中国现代食品安全的现状，无论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三年之内集中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但在现实和理想总是存在巨大差距，让公众的神经难以不紧绷。
　　在考虑和思考“天价猪肉”到底流向了谁的餐桌意义非凡。如果在正常的市场关系中，其398元的价格必然会下跌，最终趋向于一个合理的价位上。但商家很聪明，其炒作的便是高价。但高价并非直接意味着安全，只是幌子而已。而当“天价猪肉”未能按照市场秩序进行价格定位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了“特权”，即歪曲价值规律的事情。试想，“天价猪肉”如果成为特权的产物，成了“专供”，那么，不仅是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打击，同样也是对于公众神经的挑战。所以，“天价猪肉”还是不由得该说声拜拜了，不适合流向任何人的餐桌上

2万元能否设计出城管的文明

    近日，湖南省新化县城管局悬赏2万元征集制服设计方案。要求服装包括冬装、春秋装和夏装，均包括帽子和皮鞋。每类分男女款。不能使用仿公安保安制服的颜色。新化县城管局解释此举原因，称缺少独有的制服，做了事情市民也不知道是城管所为，所以要求设计制服（7月23日《环球时报》）。
　　在时下的执法部门中，城管恐怕是最具非议的一支队伍，城管因执法与商贩发生的冲突几乎各地都有上演，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虽说冲突事件的原因很多，责任也不能全都在城管一方，但是，因为城管的执法对象主要是小商小贩，而这些小商贩为了养家糊口游荡在城市之中，弱者的形象总是博得大众的同情，因此很多冲突过后，尽管来自官方的消息都是在强调城管队员是文明执法，小商贩们是“暴力抗法”，但来自市民的说法却往往是一边倒的倾向商贩，指责城管队员是粗暴执法，这里面虽然有同情的成分，但常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城管队员执法真是“非常文明”，又怎么会屡屡出现双方都有头破血流的场面，况且，一些城管队员的粗暴执法也都是“有图有真相的”。
　　湖南省新化县城管局悬赏2万元征集制服设计方案，按照公告中称，新化县城管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新化县行政区域内行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权的县人民政府执法机构。为了全面加强城管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队伍形象，体现执法严肃性和威慑力，推进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现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执法服装设计方案。
　　尽管当地政府强调自己悬赏设计城管制服是“依据有关法律”，事实上国家至今没有出台一部涉及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非但如此，国家不仅没有统一的城管制服式样，根据2003年12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文件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政执法需要，要求统一穿着制式服装的，其批准权限在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均无权批准。这意味着作为县级政府的湖南省新化县根本没有权限自行设计自己的城管制服。
　　退一步说，即便是新化县城管队员的新装“合法”，但充其量也只是换了一个“包装”，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万元的悬赏设计不算是“天价”，也并不能设计出群众满意的执法队伍素质，人们的质疑也不完全是因为“贵贱”，据笔者分析，还是因为城管队员给人们的印象出了问题，当地官员认为城管做了好事人们不知道是城管做的，以此为理由为城管队员“换装”，还要求不能与警察、保安等制服“混淆”，言下之意是要独树一帜，想法虽好但却忽视了一个普通的现实，城管做了好事市民也不认为是城管所为，恐怕正是因为城管做的好事不多，让市民想不到城管还会做好事，恰恰说明城管的执法素质需要大幅提升，而不仅仅是在包装上。
　　笔者认为，城管需要做的就是始终坚持热情服务、文明执法，只要做到这两点并坚持下去，市民的眼睛还是能分得清善恶美丑，相反，“换汤不换药”，把城管打扮的再有“威慑力”，上缺国家法律的明确规范做支撑，下缺百姓群众的信任做支持，2万元设计出的包装可以包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包不出城管的文明执法，做十件好事也抵不过掀翻一次摊子，“独树一帜”的包装更改变不了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寻找职业化中失落的“贵族精神”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近两年的调查显示，有78.01%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从医。笔者是教师，很想知道有多少教师愿意自己的子女再从事教育行业，同样，也很想知道媒体、律师从业者，有多少愿意子女再从事自己的行业。
　　没有调查结果之前，笔者总有一种悲观的感觉，这个社会上能够对自己的职业产生认同感的毕竟是少数。在职业的“围城”之外，每个人都会在幻想着另一个我。然而，到底哪一种“职业”才是我们最具认同感的，也许，它并不存在。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自身。
　　最近有篇署名“闲人维杰”的文章在网上流行，题目是《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到底何为贵族？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个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我们的社会关于“贵族”有一种认知，即，贵族与大富没有关系，与穿不穿品牌衣服、打不打高尔夫、开不开名车、住不住别墅毫无关系，它绝对不是暴发户精神，否则，“贵族精神”必然会失去其高贵的意义和内涵。
　　有人说，“贵族精神”是一种家族荣誉感、使命感，在内心中有一种超乎生命之外的精神追求，它在于自尊、传承、荣耀和骄傲，甚至在于乐意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这种贵族精神可以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体现出来，比如，某个铁路扳道工的儿子愿意从事父亲的职业，坚守这份平凡和责任；比如，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这种精神的“贵族化”，或许恰恰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阶层都缺乏的，因为有太多的人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有太多的人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没有认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李宁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宁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福利需要普及，很多人还是在提心吊胆地买房子，实际上是社会保障需要完善，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改变比较难。结果，中国人在职业化过程中会出现‘打工仔心态’，同时，在这种迅速变革的社会条件下，在环境与机遇的冲击中，中国人的心态很难稳定下来，会比较难以恪守职业人的基本价值规范。”今天，当整个社会对职业化的理解并不深透，很多人面临外部诱惑的时候，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没有认同感。
　　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即使在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也要睡硬床板，每天接受严格的管理，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正是这种苛刻的教育，才让学生们领悟到真正贵族精神的气质——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
　　周国平说过，高贵，曾经是许多时代最看重的价值，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了，人的灵魂应该是高贵的，人应该做精神贵族，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岂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精神贱民？的确，要从一种职业中收获尊严感，我们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在自己从事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许，在一个职业化程度尚且不高的社会中，寻求“贵族精神”无异于大海捞针、天方夜谭，但是，“贵族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呼吁和诉求，今天，我们就是要在没落中寻找那份缺失的“贵族精神”。

拒收红包为何陷入“囚徒困境”

    近日，江西高安发生一桩咄咄怪事：医生退回车祸患者家属的500元红包，却被误以为得了肇事车主的好处。而在医生按照正常医疗规程，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药并嘱咐病人出院后，患者的两名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住医生，将其头打破。（7月25日《新法制报》）
　　什么叫“好人难当”，什么叫“进退两难”？在一位正直医生看来天经地义的拒收红包行为，却成了患者家属眼中的“偏袒他人”表现，甚至凭着臆想就抡起板凳、砸头“泄愤”，这岂止是一种现实社会的遗憾，更隐喻了医患信任的“重伤”。
　　说起“看病难、看病贵”，提到“送红包、收红包”，媒体和坊间议论少有不口诛笔伐、深恶痛绝的。然而，一宗“退回红包挨打”的事实案例，却毫不留情地给与我们警示：希冀通过医生的慎独与自律，让“红包现象”日渐式微，只不过是八字写了一撇而已。医患信任“伤痕累累”，既有某些贪婪之辈医德沦丧，却也未必没有外界力量的心口不一、推波助澜。
　　当然，人们在对无端施暴的患者家属表示愤慨之余，似乎也能对其当时的妄猜之思略表“谅解”。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对“医患信任重伤”再怎么揪心，又岂能将“退回红包”视作板凳砸头的十足理由。这一砸，砸伤的虽只一名医生，砸灭的，却可能是众多宅心仁厚的“潜意萌芽”。
　　重构医患信任，绝不可能是“剃头担子一头热”这么简单；尤其在医生按正常规程行医时，往往也被胡思乱想的今天，善待和保护好每一种诚信举动，更显得极其重要。

“洋奶粉”凭啥一年四涨？

    近期，包括多美滋、美赞臣在内的多个洋奶粉品牌再度被曝提价。这是部分洋奶粉一年来第四度调涨。洋奶粉究竟为何轮番涨价，成本上升、配方调整抑或是改换包装等涨价理由，站得住脚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半年一涨”变“一季一涨”，洋奶粉“涨你没商量”
　　近日，包括多美滋、美赞臣在内的多个洋奶粉品牌再度提高售价，配方微调或换个包装后，最高上浮达２０％。
　　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洋奶粉轮番涨价已不是新鲜事。仅过去一年间，部分洋奶粉价格“你方涨罢我登场”，价格一路走高。惠氏、雅培、美赞臣、雀巢等都跻身其中。
　　今年以来，洋奶粉轮番涨价的频度越来越高。从过去的“半年一涨”，正在变为“一季度一涨”，涨幅也从一般的１０％向２０％甚至更高跃进。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家超市和母婴店发现，多美滋的“金盾”系列奶粉已经下架，被号称升级版的“优阶”系列取代。销售人员证实此次因“系列更换”而调涨的幅度在１０％左右。
　　客服人员说，公司在中国市场新推出的“优阶”系列婴幼儿奶粉，在配方上对“金盾”系列进行了分阶段强化营养。除了配方因素，更换新包装和原料价格上涨也是涨价理由。
　　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家沃尔玛超市内，新包装的“安婴儿”“安婴宝”系列比旧包装价格贵两成左右。而在淘宝商城红孩子旗舰店，美赞臣新包装的“安婴儿”Ａ＋婴儿配方奶粉１阶段４００克盒装售价１０９．５元，相比旧包装的７９．８元，提价幅度更是超过３７％。
　　“换个新包装就要涨两成？”上海白领李蕊感到很无奈。她的８个月大的宝宝因为上一轮的奶粉涨价刚换了美赞臣“安婴宝”２阶段奶粉。宝宝现在每周大概能喝２盒４００克装的奶粉。“一涨价，一个礼拜奶粉钱就要多花４０元。”
　　“成本论”“配方说”层出不穷，涨价理由靠谱吗？
　　洋奶粉屡屡提价，涨价理由无外乎四种：成本论、配方说、关税论以及更换包装说。消费者不禁要问，这些提价理由能不能站住脚？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显示，洋奶粉奶源价格连续下行。国际大包奶粉原料价格，从２０１１年七八月的３．９万元／吨开始回落，２０１２年一季度基本稳定在３．０５万元－３．１万元／吨。
　　上海海关数据也显示，关区６月份进口奶粉平均价格为每吨６２３６美元，下跌９．３％，继５月份后连续第２个月呈同比下跌态势。
　　乳业专家王丁棉分析说：“奶业原料价格近期相对稳定，生产成本并不会涨太多。尽管销售和人工成本可能会略涨，但如果以此作为终端商品涨价的理由很牵强。”
　　若奶源成本并非主因，那涨价的真正“推手”是新配方吗？
　　据业内人士介绍，洋奶粉根据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体质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这些相对奶粉本身而言其实微不足道。以微调配方为名加价，不靠谱。
　　也有企业以奶粉进口关税问题为涨价托辞。但实质上今年年初关税回调，并不存在新负担。
　　在洋奶粉涨价的四大理由中，仅剩下了“更换包装说”。记者查看新旧包装，除了盒子颜色深浅有所不同，产品外包装区别并不大，而其配方的表述仅有几处发生了细微改变。销售人员表示，尽管换了新包装，配方并没有改变，奶粉口感也完全相同。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指出，洋奶粉“想涨就涨”的“底气”其实源于其对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的掌控。目前国内八成的高端奶粉市场被外资品牌占领，国产奶粉近年来份额相对萎缩。
　　高价未必能买“放心”，企业自律是根本
　　让一些中国消费者担忧的是，一方面是洋奶粉的屡次涨价，另一方面是近期频频曝光的质量问题。若高价不等于高质，那被骗受害的还是消费者。
　　事实上，洋奶粉近年来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品质表现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洋品牌曾被消费者投诉“有虫”。产品污染被召回、含有福尔马林或微量放射性铯等问题，也都不时出现。
　　国家质检总局１７日公布最新一期进境不合格食品名单中，来自荷兰和德国的8个批次洋奶粉，被判定不合格，并已被检验检疫部门销毁。其中就包括德国产的“泓乐”奶粉和新西兰产的“可益多”奶粉等多批次产品。
　　近年来，由于国产奶粉质量问题频发，客观上助推了我国奶粉消费者对洋奶粉的依赖。专家指出，洋奶粉厂商和销售方也恰恰抓住了这种心理。
　　王丁棉指出，在目前这种洋奶粉“底气足”的“卖方市场”上，定价难做到价廉，但至少应该做到“物美”。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拷问洋奶粉企业的自律。
　　他分析，随着消费者对乳制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部门也应在报告中详细标注奶粉检测项目和测出的数据，引导消费者更理性地选择产品，走出迷信个别品牌的泥淖。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陈三有等指出，要想改写洋品牌受宠、国产品牌备受冷落的局面，中国的乳制品企业自身应潜下心来重建消费者信心体系，加强质量控制和产品研发，向国人证明自己产品的品质。

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二论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作出的这一重要论断，精辟概括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取得巨大成就进步的根本原因，科学阐明了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必须遵循的理论指南。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紧密联系我们党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从新的思想高度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价值、理论贡献、实践要求，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
　　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鲜明主题，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实践价值。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我们经受的磨砺很不平凡，既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又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既面临非典疫情、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灾害和风险的严峻考验，又面对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事和喜事的能力检验。我们党带领13亿人民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大幅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力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新风貌和新形象，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恢宏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丰硕的实践成果、生动的发展事实，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力量，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深入领会它的理论贡献。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就在于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指明前进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必须全面贯彻它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就必定能担当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解读国务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决定

    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
　　近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给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用上政绩考核的“重型武器”
　　“在食品行业快速发展、食品安全基础相对薄弱、监管体制有待健全的社会背景下，保障食品安全必须健全外部约束机制，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形成多方合力。”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副主任刘佩智表示，要把破解食品安全重点难点问题与构建食品安全保障的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
　　为此，《决定》用上了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等“重型武器”。
　　有专家指出，强调监管职责，用政绩考核倒逼食品安全，是对考评制度的完善，也增强了对官员的约束力。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进行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在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评优创建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这意味着，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乌纱帽”可能戴不稳。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部门众多，各部门监管职责交叉与空白并存，监管责任难以落实，出现问题部门之间往往推诿扯皮。
　　为此，《决定》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强化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完善地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体系。结合本地区实际，细化部门职责分工，发挥监管合力，堵塞监管漏洞，着力解决监管空白、边界不清等问题。并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地方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政绩考核、一票否决，这些规定更强调“一把手重视意识”和“主要领导关注意识”，显示出中央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是督促地方政府进一步重视食品安全的有力手段。
　　猛药方能治沉疴
　　一直以来，违法、违规成本过低、对食品安全肇事企业惩罚力度不够是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对此，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人强调，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严”字当头，露头就打、毫不手软，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他表示，要坚持重典治乱，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使严惩重处成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
　　《决定》要求，各级监管部门对涉嫌犯罪案件，要及时移送立案，并积极主动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严禁罚过放行、以罚代刑，确保对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追究到位。同时加强案件查处监督，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未及时查处、重大案件久拖不结的，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直接查办。
　　各级公安机关要明确机构和人员负责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对隐蔽性强、危害大、涉嫌犯罪的案件，根据需要提前介入，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诚信自律不可或缺
　　在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论坛上，主办方出人意料地邀请河北保定早点摊经营者刘洪安作了发言。由于坚持不使用复炸油炸油条，这位32岁的小伙子声名鹊起。
　　诚然，行政监管也好、法律震慑也罢，都是外在的制约；真正成为食品安全内在基石的，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是诚信和自律。
　　根据《决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食品安全负首要责任，企业质量安全主管人员对食品安全负直接责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保证必要的食品安全投入，进一步健全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落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召回和下架退市制度，食品经营者要建立并执行临近保质期食品的消费提示制度，严禁更换包装和日期再行销售。
　　同时，针对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决定》还要求加快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设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并与金融机构、证券监管等部门实现共享。
　　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总体水平，需要路线图，更需要从多方入手、向同一个目标迈进的综合部署。
　　“我们将着力将教育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监管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构建食品安全诚信引导和约束长效机制，使食品行业诚信水平稳步提升。”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说。

对“天价宣传片”，铁路部门须更多回应

    据7月3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上个月底，国家审计署曝光了铁道部花费1850万元制作“署名张艺谋”的宣传片。之后，铁道部宣传部宣传处原处长陈宜涵，与其夫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被带走调查。如今，张艺谋亲自做出澄清：他是与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公司”签的劳务合同，拿到了税后250万元的酬劳，他并没有直接与铁道部签订合同。而北京新时刻公司内部人士透露，除张的酬劳，宣传片的实际制作费用也就六七百万，剩余的700余万元有人“拿了回扣”。
　　“天价宣传片”没有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公开招标程序，私相授受政府采购定单，效果不佳的5分钟的宣传片居然花了1850万元。更令人奇怪的是，该事被曝光已一个月左右，但铁路部门只称是被“中介”欺骗，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但自身内部有无问题，仍未见正面回应。
　　无论如何，“天价宣传片”是铁路部门出钱拍的，有责任也有必要，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及时向公众说明。
　　从报道来看，宣传片制作过程疑点重重。2009年9月，张艺谋同意委托“新时刻”制作，同年11月“新时刻”与铁道部方面签了制作署名“导演张艺谋”宣传片的合同。但到了2011年1月，“新时刻”与张导又签了补充协议：“不得使用张艺谋的姓名。”这既违背张艺谋最初的承诺，又违反了与铁道部的政府采购合同，已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效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这也是当初铁道部没有依法招标、“灰色采购”的必然结果。
　　现在张艺谋很惊讶地对记者表示：“看到新闻才知道这个宣传片，花了那么多的钱。”其实，张艺谋不应该惊讶，因其到手的报酬就有250万元，再加上个税就有367.8万元，从中不难推测宣传片之靡费。
　　我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张艺谋应有着导演之外的另一份坚守——履行对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的监督责任，至少该问一下这么大的政府定单的来龙去脉、费用构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再强调自己跟铁道部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其实，法治社会中，任何参与政府采购的商人，都应有依法经营、监督预算的意识。
　　张艺谋在回应时称，“我必须反思，要对社会有一份责任”，而更需要反思和回应的，恐怕还有铁路部门。据检察机关查实，“铁道影视音像中心”向“新时刻”先后共转账1400余万元，还有400余万元不知去向。铁路部门内部如何监管资金问题，是否存在漏洞，该如何补救，这些问题公众都需要一个答案。
　　这次审计报告公布后，相关官员受到追究，检察机关及时介入调查，从审计风暴快速切换到问责风暴、反腐风暴，的确让人精神一振。但“主角”铁路部门，更应该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和说明。

方舟子质疑蒋方舟的价值，在于“消解神话”

    对韩寒“父亲代笔”的质疑尚余音绕梁，刚于10天内成功打掉两名造假教授（厦门大学傅瑾、北京化工大学陆骏）的方舟子，又盯上了“出名要趁早”的“少女作家”蒋方舟。
　　8月1日《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对于蒋方舟九岁发表的《白字先生》中“……去年我才突然发现，‘善良’的‘善’是四横，我写成三横竟然写了十年，也没有人发现”一段，7月31日方舟子发微博称：“她在连受精卵都不是的时候就在写字了”； 而2006年蒋方舟曾在新浪聊天实录谈她9岁出版的散文集《打开天窗》——“我当时是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字还不会，因为那时候才开始教拼音和笔划……”方则点评称：先写书再学写字，比“天才”还天才。
　　论以文本，方舟子引述的一段，确实穿凿，不符事理。毕竟是散文，不是小说，偏于写实，而不尚虚构。跳出文本之外，方舟子得出的推论是：该文系其母亲、作家尚爱兰代笔。与之形成印证的是：在蒋方舟刚出道不久，就被多位网友证明过是其母亲、作家尚爱兰代笔，几年前破格被清华录取时又被证明了一次。但即或如此，又能如何？
　　我当然不是主张“不问是非，只问利害”，更不赞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也认为假若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般攥取包括特招进清华这样的利益，对社会的负面示范效应太大。但问题在于，彼时的蒋方舟，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即以《民法通则》来说，还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说，纵使作为受益人，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道具”而已。——真正该谴责的，是“始作俑者”，其母、作家尚爱兰；真正该反思的，是推出“文学天才”的相关媒体；而对蒋方舟本人，却只还宜风物长宜放眼量，正如作家慕容雪村所说：“她的阅读量让我很惭愧，比我见过的许多教授都渊博。我看过她的一些文章，早年作品不算很好，但越写越好……”毕竟，和成年作家不同。成年作家如果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获得公众的认可、支持，籍以赚取丰厚利益，一经揭破，则或身败名裂，付出惨重代价；但对未成年人，却不可也一概而论。
　　所以，方舟子质疑蒋方舟的价值，也就只在于：从事实判断层面“消解神话”。 只有媒体不盲听、不盲信、不盲从，多点独立思考、判断，少点猎奇的浮躁，只有公众多一点平常心态，少点“神童情结”， “人造神童”才会逐渐没有市场；而“韩寒”“蒋方舟”们，也才不至于被时而揄之上天、时而踩踏脚底，堕入或则“捧杀”、或则“棒杀”的泥淖。

深刻把握改革开放强大动力
——四论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全面回顾了我国30多年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把握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到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迎战非典、抗震救灾，到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面对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能够办成一系列大事、办好一系列喜事、办妥一系列难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把解放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一方面，在未来５年为到２０２０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容须臾懈怠、半点停顿；另一方面，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既躲不开，更绕不过。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越要珍惜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就，越要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上开辟新境界，在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上取得新突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改革开放这个“强大动力”，就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奋发进取，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回望过去，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的强大活力，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践充分表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违法”的见义勇为

    广东佛山16岁少女李舒舒为救一名即将被货车撞上的1岁女童，冲上马路将其推开，致右脚被碾压骨折。网民称李舒舒为“最美打工妹”，当地也为其申报了见义勇为奖。然而，当地交警却认为李舒舒“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需对女童和自己受伤均负25%的责任，这引发社会热议。据昨日媒体报道，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已责令佛山顺德交警部门启动事故认定复核程序。
　　这“妨碍交通安全”的责任认定，让见义勇为的16岁女孩伤不起呀！好在公道自在人心，网民们褒奖她为“最美打工妹”。还有，广东省妇联主席专程看望、慰问，佛山市委书记批示“人间有大爱”，要表彰宣传……这些都可以抚慰李舒舒的伤痛。
　　可是，按照交警的认定，被救者和救人者都有过错。尤其救人受伤反被追责，很难让人接受，故警方被指机械照搬法律条文——曾思雯（女童）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李舒舒为了制止女童横过马路，实施了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按照交通安全法第63条规定，其过错是造成其本人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交警这样一条条套用法律条文，似乎没错，但他恰恰忽略了见义勇为这个事实，也即刑法第21条第1款所规定的“紧急避险”——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
　　临危救人，容得救人者思前想后，考虑怎样救人才合法吗？
　　其实，1岁女童本没有过错意识，在法律上叫做无行为能力的人，故谈不上违法不违法。16岁少女也未成年，能够如此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精神已够伟大，不存在“实施了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的过错。莫非“司马光砸缸”，实施了损害公私财产的行为？显然，交警部门的这个认定是有“过错”的。
　　尽管该女童是李舒舒带出来的，但并不妨碍对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因为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叫“紧急时无法律”，在危急情况下，不容哪个人“翻”法律条文。更何况，见义勇为的主体是非负有法定职责或义务的自然人，李舒舒显然符合这一定义。只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女童父母，是负有监管责任的。
　　李舒舒是好样的。如果不是她奋不顾身救人，恐怕小雯雯会惨遭佛山小悦悦之不幸。如果此次事故责任认定不认真复核，或者就照一个法规的相关条文机械套用，忽视了其他法律的正确运用，那恐怕道德和法律都伤不起。

“人均住房36平方米”徒具观赏性

    去年全国家庭现住房完全自有率为84.7%。住房类型上，42.2%的家庭现住房为平房，比2010年调查结果下降了8.5个百分点。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8月6日《北京日报》）
　　对于那些有多套房的人来说，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显得太“狭窄”，而对于无房者来说，这个数据又未免太过奢侈。首尾两端的人，难免都会产生疑惑，这个数据为何反差如此明显？作为一个统计样本，不幸成了“劫富济贫”或“被打肿脸充胖子”的对象。
　　住房有好坏，质量有高低。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也好，人均住房面积为36.0平方米也罢，统计起来十分简单容易，把城里乡间，大大小小，有册可查的房屋面积一加，然后再除以人数，就可以得出结果，但问题在于，这里面的结构如何，比例如何，档次如何，都没有明确的数据反映。住房完全自有率为84.7%，接近于人人有房，那国家进行房产调控，岂不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一个事实是，在广大农村，很多人的住房条件十分简陋，或是为秋风所破的草屋，或者“外面落雨，屋内落小雨”的茅屋，或者是几根木头支持的土屋，将这些面积统计内的价值并不大。而在广大城市，农民工、无业者、北漂族，以及才毕业的大学生们，房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此庞大的群体，其数量多少是否进行过统计，有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内心真实感受？而那些空置房，以及一家几套、数十套的群体又是哪些，数量多少，占总量的几成，对人均住房产生多少贡献率，这些数据远比平均数更加重要。
　　北大校长助理李强表示，将持续开展调查并发布数据，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这个初衷和目的没错，前提是，求平均之后，还得析结构，这样才能真正为决策提供辅助作用，也才能让决策更加做到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对于农村住房这一块，如何改造旧房建新房，让农民的居住条件真正得到改善；而在农村这一块，现有房屋的分布情况如何，炒房的因素占多少，刚需因素又占多少，只有搞清了这些，才能避免调查结果只具观赏性，而少实用性。
　　从工资平均数让人“被增长”，到 发改委专家称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已完成62%让人感觉“不靠谱”，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与公众的实际感觉相差甚远。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平均化的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各个群体的真实情况，也没有真实反映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平均数掩盖了实际问题，而难以取信于人。统计数据虽然只是一个数据，统计只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方法和数据究竟是为什么服务，这既是一个专业取向问题，更是一个工作伦理问题。否则，被平均的统计数据再靓丽，那也只是“纸上风景”，未能契合公众的实际感受，自然也就只会落得一地鸡毛。

公务员持刀砍人为何成“戳伤”？

    “靖江一公务员持刀砍人”的视频近日在网上引起关注：伤人者为江苏靖江市公安局副政委陆胜民之子、市政府公务员陆剑波。11日下午，靖江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回应称：8月10日晚7时30分左右，靖江市靖城街道虹兴社区居民缪某（陆胜民之妻）与邻居臧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并且互相殴打。此时，陆剑波（缪某之子）刚刚回家，见状即从车中取刀将臧戳伤。（《新京报》8月13日）
　　陆家与臧家有何恩怨，尚待还原，但就公开的视频而言，陆剑波挥舞尖刀疯狂砍向臧某，这已是不争事实，但靖江公安却堂而皇之地称，“陆剑波将臧戳伤”。也难怪网友怒斥，“明明是砍，怎么是戳了？车中随时携带利刃，随时拿出来动手，这叫戳伤？靖江公安局里有识字的人吗？”
　　与“砍”相比，“戳”的力度、恶劣程度以及违法性质都大为淡化。而从后果看，伤者身上多处血管破裂，跟腱断裂，缝了上百针，伤者的左手拇指处肌腱及神经断裂，这些都足以说明不是一般的戳伤。
　　公众之所以紧盯“戳”字不放，皆因陆剑波是当地公务员，除了担任东兴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还任东兴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镇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办公室副主任、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最关键的是，其父乃靖江市公安局副政委。而靖江公安微博将砍伤淡化为戳伤，这到底是不是故意包庇？
　　有此想法并不唐突。首先，陆剑波何以敢在砍人时叫嚣“公安局是我家开的”，他为何要随车携带尖刀？从视频看，该刀有一定长度，是不是管制刀具？最后，据报道，两家吵架的原因是陆剑波家的别墅违建，私自搭造车库，并侵占小区公共绿地，受害者家庭反映“他妈妈和我们整个小区的人都吵过架，以为自己家是当官的就很了不起”。既然是违建，就该拆除，在“小区里面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陆家违建安然无恙，是不是与陆家父子的官员身份有关？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治的尊严在于不管是官员的爹还是官员的儿子，或官员本身犯罪了，都应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只有这样，法律才有尊严，人们才会信仰法律。于此而言，“戳”伤比砍伤更让人不安。砍伤公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依法处理并兑现正义，公众会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戳”字一出则让人担心行凶者被轻轻处理。如果行凶者果真被轻判，必然加剧公众对特权的不满，以及对法律公正的失望。
　　据悉，陆剑波已被刑拘。根据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陆剑波是否被依法严惩，需拭目以待。为了打消公众疑虑，此案不妨异地审判，或由上级部门直接派人监管。同时，应查查陆家价值数百万元的别墅从何而来？

85次违章45次免罚是怎样的“警告处理”？

    近日，网帖称陕西安康“G00000”号车牌交通违法85次有45次被免交罚款。对此，安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表示，发帖者应该是交警内部人员，安康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后可免交罚款，这叫“警告处理”，并不是像网友所说的没有处理。（8月7日《三秦都市报》）
　　警告处理也是处理，这样的回应似乎无懈可击。因为相关法律的确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应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但“破绽”在于，在现实中，有几人能享有警告处理这种“待遇”？
　　但陕西安康“G00000”号车牌却很“幸运”，交通违法85次，竟然有45次被“警告处理”，且免交罚款。我们有必要质疑一声：同一车牌号为何45次被“警告处理”而不是罚款，甚至是“累加”后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而这背后能给出的解释恐怕只有一个：45次“警告处理”，无非是公权滥用的幌子而已。
　　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看看“G00000”号车牌，凭借常识与社会经验，我们也不难猜测出车主非富即贵的身份。同一车牌交通违法85次有45次被免交罚款，其始作俑者，无非是或权力、或金钱、或关系，唯独没有法律与社会正义。也正是有权钱和关系的“保驾护航”，一些车主才会藐视法律规定，胆敢交通违法几十次、上百次。
　　其实，像“G00000”号车牌违章85次，还算不上“最牛”的，而且能规避处罚也不能算个案。比如，有媒体曝光，渭南的陕E00000车4年交通违法高达931次。可见，有钱人在权钱和关系的“呵护”下，只有恣意违法行车的“快感”，眼里哪里还有法规与公众的生命健康。
　　有“特权”的人，才会有特权的车牌号与特权的车辆。既然媒体已经曝光，而且警方也证实此网贴是事实，下一步应该做的，一是要查查车主是谁？假如是公职人员，就应该行政问责。同时，也应查查，85次有45次被免交罚款，是哪个或哪些交警给予的“处罚”？个中是否藏有猫腻？对此，都应该一查到底，而不应轻描淡写，甚至搞官官相护。唯如此，才能给公众一个交代，还社会一个公道。同时，对违法者，也是一种惩戒，对潜在违法违纪者，也是一种威慑和警示。

女博士微博吐槽背后的基层现实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一名女博士随校方赴福建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和县调研时,在微博抱怨称,“吃得不好,什么乱七八糟的”,“求:统战部配个好车送我们”,并表示“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该县统战部长称,调研期间遇上台风,县里建议不要到农村,吃住在接待条件最好的县宾馆。(8月8日《中国青年报》)
　　新闻报道后,女博士遭遇了网友的口水与板砖。是的,原本就是来贫困县调研,且并未真正下到农村,自己本身也是农民的子女,只是一味地抱怨物质条件,确实是太不应该。但诚如共青团南平市委官方微博中所说,“生活条件短时间发生巨大差异给当事人带来的困扰,在个人微博上抱怨也算是人之常情,不必上纲上线。”是的,对女博士的微博吐槽,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炮轰,而是要反思微博背后的沉重现实。
　　在我看来,不论是当领导也好,还是做学问也好,都有必要懂得农民与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博士团此次到政和县,是在做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没有下到农村,吃住都是县里最好的宾馆,如此调查研究,怎会有科学的结论?有多少学者专家是这样在做田野调查,有多少官员是这样在考察农村情况?这是令人沉重的话题。
　　“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虽然女博士很快在微博道歉,虽然可能真是“心情不好”才发表了不当言论,但她“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的决心恐怕未必就能改变。是的,“死都不下基层”未必不是一句实话。这让我想起了各地的“警力下沉”“干部下基层”。虽然各地政府努力推进,但“下基层”似乎举步维艰。有多少公务员也是“死都不下基层”呢?这是让人悲哀的话题。
　　更让人沉重的,则是“基层”之苦。三农专家李昌平有名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但凡农村出身的孩子,但凡了解国情的官员,恐怕都懂得李昌平这句话。是的,“死都不下基层”的背后,既有基层之苦,有城乡二元的沉重,也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与农村这样的基层相比,大城市不仅有较为丰裕的物质条件,也有较为稳定的治安与生活环境,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死都不下基层”其实并不难理解。
　　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确实需要更多人“下基层”。但与此同时,“基层”也要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即便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也要让更多的人能自我实现。女博士“坚决不下基层”,这是人各有志,我们不应有太多的苛责。指责既不能停留在觉悟层面,也不能停留在教育层面。更需要反思的则是,如何让基层更加有吸引力,如何让下基层者心甘情愿,如何消除他们的“被剥夺感”。
　　是的,在女博士“坚决不下基层”时,我们在炮轰时也要反问自己:我愿意下基层吗?

请接受英雄落败而归

    穿着与四年前相同的号码服，刘翔再一次在奥运110米栏赛道上失败了。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简单地留下一个退赛的背影，而是在奔跑中倒在第一个栏前，随后他单脚跳到了终点。
　　背负着太多期待，刘翔站到了赛场上。尽管事前已经释放出许多信号，比如脚伤复发，但人们更愿相信那是迷惑对手的烟雾弹；尽管国人在渐渐放下金牌情结，但看待刘翔时，却无不期待英雄再次凯旋。
　　然而伤病却不愿遂人愿。在运动员面前，那些强大的对手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岁月和伤病的出现更显无情。突然爆发的跟腱断裂，使刘翔无法在跑道上飞驰，却不能阻止他亲吻自己热爱的栏架，一路跳向终点，追求奥林匹克精神的梦想。我们不会忘记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坦桑尼亚马拉松选手阿赫瓦里被撞倒受伤，包扎后他继续前行，用了四个小时，到达终点。当时，全场观众肃立鼓掌，而他说的话至今打动人心：“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
　　平心而论，无数善良的人们会接受刘翔的失败，并为他送上祝福。在终点，匈牙利选手紧握刘翔右手，高举过头顶，英国选手与西班牙选手上前搀扶。在这一刻，金牌无妨，退不退赛更无妨。
　　事实上，与伤病博弈是大部分运动员运动生涯的总结，当再回眸体操名将滕海滨因伤憾别伦敦奥运，陆浩杰伦敦举重赛场因伤无法完成比赛，贝克汉姆足球世界杯上因伤下场，足球名将范巴斯滕因伤提前退役，一幕幕场景都心酸地记录着运动员与伤病下着一盘漫长而又艰辛的棋，这里有感动，也有无奈。
　　面对“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哪位运动员都不会轻言放弃，他们会撑到最后一刻。请为失败的英雄们送上掌声。让我们接受英雄落败而归，用善意的关怀来塑造世界的美。

央企“退房令” 不能束之高阁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经济衰退，使持续已有两年多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再度面临严峻考验。中央政府确定了“稳增长”的目标，但是以什么为抓手来达成这个目标，却颇费踌躇。一些地方政府对放松调控产生了迫切希望，高压已久的房地产市场对此反应灵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5、6两月不少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出现止跌甚至微涨。
　　房价跌不下去，说明调控目标仍未实现。本轮调控开始以来，银行基本切断了对开发商的资金供应，资本市场对房企的融资功能也被全面遏制，一些地方上的小型房企已经承受不住资金链的断裂宣告破产。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开来，就意味着房价的全面大幅度下跌，调控目标庶可完成。但令人沮丧的是，房地产市场上的资金似乎一直很充沛，更多的大型房企根本不惧调控的压力。
　　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与调控长期抗衡而岿然不动？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版图上，除了大型国企，实在找不出其他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年前国资委下达的“78家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退房令”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国资委的这个规定，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少，在以后全国各地的土地拍卖市场上，央企的身影已经很少见到。
　　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翻检国资委的这项“退房令”的时候，却发现它的执行效果不太理想。一位央企高管透露，迄今为止，至少还有超过六成的非房地产主业央企没有退出房地产市场。这位高管的这个判断，有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统计数据为证。北交所近期发布的交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务共成交34宗，其中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等11家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通过北交所转让13宗房地产项目，成交额为7.37亿元。对比一季度数据，二季度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环比仅增长不到10%。
　　央企这些零碎的房地产项目交易，与其说是在执行国资委的“退房令”，倒不如说是按部就班的产权交易。有好事的媒体记者就此采访国资委新闻处，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看来，国资委虽然没有否定两年前出台的“退房令”，但这个当时深得民众拥护的决策基本已经束之高阁。
　　至此，两年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为什么收效不大，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答案。虽然我们不能把房价高企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央企，但是多年以来，央企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呼风唤雨，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多年前，国家确定了将央企做大做强的目标，在投资、信贷、上市融资等多方面给予其政策倾斜，使其很快就发展成为在国内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房地产市场上，央企与地方政府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无论在拿地还是拆迁上都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央企凭借着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迅速壮大，但也对推高房价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个过程中，央企收获了经济效益，但是却丢失了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央企是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经济体，它需要承担其他类型企业所不能承担的社会责任。央企在以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只顾到了赚钱，现在要求其中的非房地产主业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其实是要求它体现必须体现的社会责任。因此，对于央企的“退房令”，不应该完全适用市场化的规则，比如允许它寻找一个卖出好价钱的合适时机，这样只会造成退房的遥遥无期，使“退房令”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房地产市场调控目前遭遇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既有的政策没有执行到位的原因，央企“退房令”被束之高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国资委有必要重申“退房令”，并且规定明确的时间表，让这项深得民众期盼的政策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让“退房令”硬起来，可能会让这些央企遭受一些经济利益上的损失，但惟其如此，房价也才能出现有效的下降。

举债造“汴京”,输不起的穿越剧

    是否举债重造“汴京”，不能由着个别决策者的性子来。
    “到开封看看宋，到西安看看唐”，但时下，开封的经济状况还一度在河南“垫底”。现在，开封决定来一场豪赌——拟将该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北宋“汴京”，同时建设一座工业化新城。要实施该工程，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4年内从老城区搬离，仅拆迁费用就需1000亿元，而开封市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8月12日人民网）
　　历史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属于唯心论，根本不靠谱。但是，秉承这种唯心论的，至今大有人在。譬如，开封举债重造北宋“汴京”这场豪赌便是。
　　搞建设不是吹肥皂泡，只动动嘴便可将其吹大。开封市既要重造“汴京”，又要建一座工业化新城，豪赌的资本一是要有大把的真金白银做经济支撑，二是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花费千亿甚至数千亿元“造城”，应让老百姓看到靠谱的希望，最终得到实惠。
　　但现实却是，开封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50亿元，要想填补1000亿元的拆迁费，即便所有公职人员不吃不喝，其他民生投入为零，也得需要20年。而常识告诉我们，拆迁仅是“造旧城”“建新城”的第一步，倘若算上重造“汴京”、建设新城的费用，那肯定是比1000亿元多得多的天文数字，届时，开封官方拿什么去延续重造“汴京”的豪赌？
　　如何弥补建设资金缺口，据地方官员称，不外乎发行地方债或向银行举债。但是，向银行举债，巨额贷款的利息负担将会让开封财政不堪重负；发行地方债，也会让地方百姓、尤其是企业难以承受，而且这样的重负还不是承担一年两年，甚至承担几十年甚至近百年，这对地方百姓而言，举债重造“汴京”，岂不是一场噩梦？
　　对于重造“汴京”的发展愿景，开封市一位官员称：“不过做好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声“不过做好了”，已经表露出他的不自信。做好了，固然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做不好呢？地方决策者当“千古罪人”倒在其次，关键是开封市和老百姓输不起。
　　当然，搞地方经济发展，公众不会反对改革与尝试，但会坚决反对步切合实际的冒进和幻想。开封举债重造“汴京”，即便不考虑巨大资金缺口问题，但重造的“汴京”能否吸引外地游客也会令人担忧。多年来，国人对“假古董”“假古城”生厌已久，开封可以在形式、风格上复古北宋“汴京”，但由钢筋水泥、仿古材料建成的所谓“汴京”空架子，哪能骗得游人醉，直把开封作汴京呢？
　　这些年，国内一些城市热衷于城市“复古”、抑或是生拉硬拽，争相开发本土历史名人，但至今未闻哪个地方因沾了再造历史而经济复兴的。实践证明：火爆的旅游业，还是靠自然的风光以及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遗址，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靠历史人物与名城的再造和复古。
　　影视可以玩“穿越剧”，做梦可以“梦回大唐”，但在现实中，开封欲举债重造“汴京”，“梦回大宋”，这恐怕是一种玩不起也赌不起的“穿越剧”。
　　收笔之际，笔者有未竟之问：举债重造“汴京”，豪赌明天，征求过民意吗？经过地方人大批准了吗？假如没有，而仅是个别决策者一时心血来潮，或是出于政绩冲动而拍脑袋。那么，这样的“豪赌”还是慎重为好，地方人大和上级部门也要及时出手予以制约。毕竟，搞发展要量力而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甚至搞大跃进。开封举债千亿重造“汴京”，搞现实版“穿越剧”，一旦豪赌失败，决策者可以金蝉脱壳，或升官，或异地做官，或是退休，但地方经济岂不是一蹶不振多少年、地方百姓岂不是倒霉几辈子吗？

项城市如何证明“公务员收入低”？

    河南省项城市新公示的经济适用房名单近日遭到质疑，此次公布的申购人名单中，相当多申购人都是在财政局、国土局、城建局、公安局、工商局等这些政府机构任职，而且居住地也是这些单位的家属院。对此，项城市住建局回应称，由于该市属于农业大市，公务员的收入较低，且部分公务员家庭成员较多，因此部分公务员家庭属于中低收入家庭，符合申购经济适用房的条件。（8月22日《中国青年报》）
　　现实中，确有很多公务员工资收入不高，住房保障问题较为严峻；更何况，按照公平原则，申购经适房的公民是低收入群体，只要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又买不起房子的，都有资格申购——作为公民中一员的公务员自然也当有机会申购经适房，只要符合申请条件即可。
　　但话说回来，承认很多公务员收入低的现实，且认可公务员也有申购经适房的权利，并不代表笔者就赞同公务员都可随随便便就去申购经适房。在我看来，公务员申购经适房至少需具备两个前置条件：
　　一是公务员“后天下之住而住”，这不仅是公务员这个特殊身份所决定的，更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楚“公务员收入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很明显，公务员收入低这个结论不能仅仅是基于体制内的纵向比较而得出，还必须与整个底层民众横向比较；只有证明部分公务员的收入处于当地社会的较低层，他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购经适房，否则，在保障房资源极为稀缺的背景下，一些收入水平高于底层民众的公务员却堂而皇之地先住进去了，社会观感必然相当糟糕。
　　二是必须有较为完善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既是客观评价公务员收入状况的必须，也是公务员“说服”民众自己凭什么可以住经适房的前提和基础。换而言之，公务员收入低不低、有无住房等，不能由所在机关单位说了算，更不能由公务员本人自说自话。公务员要想名正言顺地申购经适房，首先就得过财产公示这一关，即经得起体制内外的双重监督。
　　不知项城市是如何证明其公务员“收入低”的？申购经适房的公务员是否符合了上述条件？倘若没有确切的证据，简单以一句“收入低”就与普通民众争夺保障房资源，恐难服众。

“孝”就一个字，不必凑够二十四

    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其中包含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等。（8月14日《新京报》）
　　旧“二十四孝”很多都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不但大多难以效仿，甚至有的还有违人性，早就为现代社会所摒弃。如今新“二十四孝”出炉，基本上都是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小事，也算是与时俱进。
　　不过，孝敬父母非得用二十四条标准来表达吗？显然不是。相反，“孝”的含义绝非二十四条标准所能够表达，把“孝”量化为二十四条标准，倒是有把“孝”简单化、机械化之嫌。
　　尽心奉养父母是为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个人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认识水平不同，对父母尽孝的方式理所当然会存在差异。新“二十四孝”标准出台之后，很多网友都暗自对照，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完全做到。但谁又能够说，我们的网友都是不孝之子呢？
　　鲁迅曾讽刺国人有“十景病”，凡各地景色，必凑够“十景”或“八景”之数才能罢休。现在看来，此病犹在。现在新“二十四孝”又高调出台，效果将会如何？恐怕也不乐观。□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其中包含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等。（8月14日《新京报》）
　　旧“二十四孝”很多都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不但大多难以效仿，甚至有的还有违人性，早就为现代社会所摒弃。如今新“二十四孝”出炉，基本上都是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小事，也算是与时俱进。
　　不过，孝敬父母非得用二十四条标准来表达吗？显然不是。相反，“孝”的含义绝非二十四条标准所能够表达，把“孝”量化为二十四条标准，倒是有把“孝”简单化、机械化之嫌。
　　尽心奉养父母是为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个人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认识水平不同，对父母尽孝的方式理所当然会存在差异。新“二十四孝”标准出台之后，很多网友都暗自对照，结果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完全做到。但谁又能够说，我们的网友都是不孝之子呢？
　　鲁迅曾讽刺国人有“十景病”，凡各地景色，必凑够“十景”或“八景”之数才能罢休。现在看来，此病犹在。现在新“二十四孝”又高调出台，效果将会如何？恐怕也不乐观。

“银行劫案”实战演练须慎行

    8月15日，有江苏无锡网友称，该市一银行发生劫案，劫匪抢走10万元，引发部分公众恐慌。随后无锡公安局发布说明，称15日的“银行劫案”为实战演练。据悉，此次演习未事先对外预告，所涉银行工作人员也不知情。
　　在周克华案的背景下，无锡市警方未雨绸缪地举行“银行劫案”实战演练，确实很有必要。而为了确保演练效果，无锡警方对演习“未事先对外预告”，应该说，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毕竟，就“演习”演练目的来看，越近乎真实、越能以假乱真，演习才可能真正有效，并避免其沦为徒有其名、走过场的“花架子”。
　　但是，在强调“未预告演习”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恐怕也要充分意识到，“未预告”方式在换来“逼真”的实战演习效果的同时，也并不是没有相应的风险和副作用的。比如，社会公众因此而陷入真实的恐慌、应对失措，从而导致各种不必要损失伤害的混乱。
　　有鉴于此，对于类似无锡警方这样“未预告演习”，在看重其独特的“逼真”检验价值的同时，也须尽量“慎行”。一方面，在准备这类演习时要高度“谨慎”、小心，在事先将演习预案尽量做足做充分——将它可能伴生的各种扰民风险、民众恐慌都充分考虑进来，并提前设计好周密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举行这类演习本身，也要保持节制、慎重——不宜多过、过于频繁地举行。否则，逼真演习频频出现，越是“逼真”也就越会走向了“真假莫辨”的反面。

变味的价格战有多少“负能量”

    由京东挑起的电商价格战已“酣战”数日，但战局发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消费者发现，在这次号称“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价格战”中，很难有便宜可占。原来在传统零售业中的一些猫腻，也出现在电商业中，比如先调价再降价、声称打狠折的商品没货、同样商品在不同网站上显示型号不同等，都让他们很困惑。
　　据央视报道，在这次电商大战中，虽然看上去降价商品很多，但实际上，降价商品中一半是缺货，以京东为例，其总体价格反而上涨了1.2%左右。
　　舆论对这次电商价格战的集体质疑，令人玩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曾爆发了多次价格战，从整体上来说，价格战向市场提供的是“正能量”，比如倪润峰在上世纪90年代发动的彩电价格战，一度使洋品牌溃不成军，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几年前国美发动的家电价格战效果也差不多如此。
　　但这次由京东发起的电商业价格战为什么会遭遇喝倒彩？有两点原因不能忽略，其一，不够纯粹。至少在表面上，价格战参与者都显得不够诚意。众所周知，价格战是把双刃剑，一面是割向竞争对手，一面是割向自己，其本质是通过让利获得市场份额，但这次，几大电商企业却都试图把本应向自己的这一面割向消费者；其二，这次价格战打得太高调了，参与者放出很多振奋人心的口号，比如“大家电3年内零毛利”、“让物价回到四年前”等，挑逗了消费者的情绪，调高了消费者胃口，但又舍不得真正放出低价，消费者希望越大，自然失望也越大。
　　价格战本身无所谓对错，但变味的价格战却只能起到负面作用，久之则引起消费者的厌弃。这次电商价格战中，参与者除了在价格上没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外，在宣传上亦显得过犹不及。消费者听到大量的豪言壮语，企业家仿佛在发动一场为民除害的“圣战”，似乎他们不是在进行市场竞争，而是在向暴利、贪婪与腐朽模式宣战，这种类似民粹主义的“宣战书”，或许能够在一时煽动起消费者的支持与非理性支出，但在本质上却与市场精神相悖。

谁为中国的“迪拜风光”埋单

    近日有两起事件颇让人关注：高18米，耗时两个多月新建成的乌鲁木齐“飞天”雕塑，被悄然拆除；位于河南驻马店汝南县的“梁祝故里”景区建设半途而废，几成烂尾工程。
　　据报道，乌鲁木齐“飞天”雕塑横空出世后，被网友吐槽“缺乏创意”、“形象吓人”，“不仅起不到美化效果，还有损害市容的可能”；汝南县“梁祝故里”景区因为地处偏远、缺乏配套规划，且全为人工景点，从一开始就不被许多人看好。但这两处项目为何能顺利通过规划并开工上马？更重要的是，项目说建就建，说拆就拆，建不成就任其毁弃，对于这种拿纳税人钱肆意挥霍的行为，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植入地方形象的工程建设，如果不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发展，也能拉动暂时的GDP增长，即使拉动不了GDP也能赚取大量人气。故此，即使财政债台高筑也让不少官员乐此不疲。乌鲁木齐“飞天”雕塑从投建到拆除，有关争论，已经让地方赚足了眼球。虽然目前全国约有10多个地方都在争夺“梁祝”故里，但这几年，汝南县在“梁祝故里”景区建设八字没有一撇的情况下，地方以此进行的推广与造势活动并不少。今年年初，当地还通过省级媒体发布：该县已“成功”与一家公司签约，投资数亿元，建设“全国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梁祝景区”。
　　按照规定，由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都要进行信息公开、专家论证，并要让人大进行充分审议。但在个别地方，由于制度对地方主政者的监管失位，权力干预民主决策的事情时有发生。更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官员地方轮换频繁，一些官员为在任期内出政绩，想方设法在“显绩”上大做文章。
　　据报道，在四川省武胜县，近12年间，换了六任县委书记，城市规划也随书记们走马灯般的轮换变得眼花缭乱。这些年，这里的电影院拆了盖楼盘，大礼堂拆了盖楼盘，市民广场拿来盖楼盘，甚至，规划中的中学用地也要拿来盖楼盘。这个小县城在没有游泳馆、体育馆、电影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甚至连内急时都难觅公共厕所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却计划筹资15亿元开发嘉陵江，打造中国的“迪拜风光”。
　　这些年来，从那些未上马就停工的项目、不断被拆除的“短命建筑”、到人烟稀少的豪华机场、耗资巨大的人造“鬼城”，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触目惊心，然而，被问责者却寥寥无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决策缺少程序的有效规范和严格的问责机制。虽然有舆论认为，“梁祝故里”景区事件或许是一个关节点，它给目前各地虚火旺盛的故里之争和如火如荼的人造景点等形象工程建设，敲了个警钟。但在某些官员政绩错位和权力难受约束的语境下，笔者对此并不看好。一个明显例子是，就在“飞天”雕塑和“梁祝故里”事件被炒得纷纷扬扬之时，湖北襄阳正斥资百万建郭靖、黄蓉雕像；开封拟“举债千亿造新城”。

缴罚款为何挂钩银行卡

    一直以来，关于在银行缴纳交通违法罚款须先办理该行银行卡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一些法律人士认为这属于霸王条款，但对公民所受侵害的救济路径语焉不详，这类现象也并未因此得以遏制。那么，银行要求缴纳违法罚款须办银行卡是霸王条款吗？公民所受侵害应当如何救济呢？
　　所谓霸王条款，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合同格式条款，故对于霸王条款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0条之规定归于无效，公民可以依据民法要求制定霸王条款的一方赔偿。但对于公民在银行缴纳交通违法罚款一事，公民和银行不存在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公民之所以要支付罚款，并非是对银行履行某种民法上的债务，而是因为其违反交通法规而负有了行政法上的义务，义务的履行对象并非银行，而是对公民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公民之所以要向银行支付，是因为银行是行政机关的代收人，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助手的角色，它因受行政机关的指派，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向公民收取罚款，它只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工具参与了行政处罚。
　　因此，银行代为收取交通违法罚款是一起典型的私人参与行政的事例，银行在其中的行为应受到行政法的规范。在行政法的视野下，银行要求公民缴纳罚款须办银行卡属于违反“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行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由《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94条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机关利用优势地位对公民附加不必要的义务，条文要求行政行为的附随义务不得违背行政行为本身的目的，并应与行政行为的目的具有正当合理的联系。银行在行政处罚的行为上为公民附加了与行政处罚之目的无任何关联的办理银行卡的义务，属于典型的违反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行为。
　　虽然违法行为是银行实际作出的，但由于银行仅是以行政助手的身份参与了行政处罚，它没有参与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或消灭，而只是作为行政机关收取罚款的工具，因此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故银行不是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人，其与公民也不发生法律关系。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公民和银行不存在合同关系，甚至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缴纳违法罚款须办银行卡不是合同法意义上的霸王条款，而是公民在和行政机关因行政处罚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被负担了不合法的义务。此时公民不能通过民法得到救济，公民的权益应当受到行政法的救济与保障。
　　我们首先想到的救济途径是向有关部门举报银行的违法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对银行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的不是监管合同违法行为的工商部门，也不是监管银行金融业务的银监部门，而是因指派银行参与行政处罚而对其负有“监督影响义务”的行政机关。其目的在于通过行政机关的监督，保证私人的行为不偏离行政目的。故此时银行参与行政处罚时所作出的违法行为应受指派它的行政机关监管，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监督影响义务，公民可以向行政法庭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
　　当然，公民还可以直接向行政法庭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诚如前文所述，银行是在受行政机关指派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参与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作出违法行为的，故行政机关是违反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法律责任主体，违法责任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至于行政机关向公民赔偿后是否可以对银行进行追偿，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我国行政法还不完善，行政法庭的受案范围还很有限，前述救济路径在实践中不一定走得通，但按照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行政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公民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公民权益的救济途径应当是畅通和有保障的。如果私人参与行政为公民的权益救济带来了公私法救济途径选择的困难，我们就有必要尽快建立针对私人参与行政的行政法制度，以适应不断增多的私人行政现象，使其受到行政法的规范。

哈尔滨路面8天7塌，天灾还是人祸？

    8月9日到8月17日，哈尔滨连发7起路面坍塌事故，造成2死2伤，2车坠坑。近几年，哈尔滨城建大规模上马，但媒体质疑，政府在注重“面子”的同时忽视了一些更该解决的问题。（8月21日《新京报》）
　　短短8天时间，哈尔滨路面就塌了7次，造成数人伤亡。坍塌事故如此频繁，后果如此严重，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禁要问：哈尔滨的路面，你为何如此脆弱不堪？
　　哈尔滨路面坍塌事故短时间内井喷式频发，偶然还是巧合？这样的路面究竟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还是路基被挖空而有关部门维修不及时、监管不到位？在这样一座城市，人们还敢上街吗？难怪有网友调侃说：“亲，珍惜你在哈尔滨的每一个朋友吧，因为他们可能走着走着就……消失了……”调侃或许是一种幽默，但从这幽默当中，又能读出多少痛楚和无奈？
　　路面坍塌绝非小事一桩，人命关天，岂能等闲视之。就已经发生的7起坍塌事故而言，既然已经造成多人伤亡，究竟谁该为此担责？难道这些无辜群众白白伤亡，难道相关职能部门不该给出一个说法，难道不该追根溯源揪出事故“元凶”，难道不该痛定思痛、堵塞漏洞、举一反三？
　　哈尔滨的大街，别再考验行人的胆识和运气。

深刻把握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实践它所包含的各方面目标任务，不断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这些重大部署有原则要求，有政策安排，有举措办法，体现了战略设计、宏观谋划与实施步骤、具体措施的统一，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必须深刻把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部署，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形成，是我们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把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部署，必须深入领会这些部署对于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深刻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深入贯彻讲话提出的重大部署，当代中国必定会得到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展现新的勃勃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构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深刻把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部署，必须全面理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全局层面来把握每一方面建设的重大内涵。必须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深刻把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部署，关键要在实践中使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三贴近”原则，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坚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人矢志不渝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必由之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将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深刻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要求

    “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机结合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至关重要的就是认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把握党的建设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近年来，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到创先争优活动，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到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正是因为我们党大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办好了一系列喜事，办妥了一系列难事。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为复杂严峻，党所面对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为尖锐迫近。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要求，在新起点上继续推进这一伟大工程。
　　深刻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要求，需要认真贯彻党的建设的工作部署，牢牢抓住主要着力点。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加强作风建设；以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为准则，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为基础，加强制度建设。大力抓好这“五大建设”，就能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更好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深刻把握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要求，需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政治要求。我们党是一个拥有８２００多万党员的大党，规模数量大、成员分布广、新鲜血液多，这么一个大党，不仅面临着复杂环境和挑战，更肩负着执政兴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离开严格的纪律、统一的意志，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做到制度面前没有例外、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把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考与探索推向了新境界，这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更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只要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更加求真务实、奋发有为地推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引领社会进步，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不恢复强制婚检也是一种行政理性

    北京市婚检率已由10多年前的接近100%降至2011年的7%,成为“全国倒数第一”。同时，另一方面，随着2003年北京市取消强制婚检后，全市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一倍。针对这一状况，近日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不会恢复强制婚检，但会从便民性出发，提供婚姻登记前的一站式婚检等服务，相关举措将于近期公布（8月27日《北京晨报》）。
　　自从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后，关于是否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的争议一直都在持续。赞成恢复强制婚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取消强制婚检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大幅度上升，出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考虑，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这是很多地方强制婚检“回潮”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此番北京市卫生局之所以表态不恢复强制婚检的“起因”。
　　应该说，以新生儿缺陷率大幅度上升为由要求恢复强制婚检，还有很大的市场。今年2月，广州传出有意恢复强制婚检的消息，虽然事后被证实为以讹传讹，但当时是否恢复强制婚检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新浪微博发起的一项投票中，支持恢复强制婚检的投票者占了72%,由此可见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之强大。
　　不过，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看似理据十足，但很难让人信服。取消强制婚检率的确导致了婚检率的下降，但是婚检率的下降是否就意味着问题一定会增多？或者更确切地讲，婚检率下降是否和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科学严谨的实证论证，而不是把两个可能有关联的数据简单地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就轻率地得出需要恢复强制婚检的结论。
　　更进一步讲，如果说婚检仅仅是在某个时间点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进行静态检查，那么产检则是对新生儿是否会有缺陷的及时动态检查，理论上普及产检应该比恢复强制婚检更能减少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毕竟，不管是否赞成恢复强制婚检的当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生出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更何况，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提高与环境的恶化、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以及高龄产妇增多等多重因素也有直接关系，凭什么断言取消强制婚检就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提高的“罪魁祸首”？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卫生局不恢复强制婚检的表态，体现了一种难得的行政理性，即面对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事项，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不盲目“跟风”，反倒能够保持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不是心急火燎地担心自己是否“放权放过了”，而是反求诸己，反思是否自己提供的配套公共服务还不够到位使得自愿婚检的社会认知度还不高，从而今后应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弥补”放权后自愿婚检率下降的尴尬。
　　当然，为北京市卫生局在恢复强制婚检上保持的行政理性喝彩的同时，也应该解决“立法打架”为恢复强制婚检提供的可乘之机。《婚姻登记条例》虽然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母婴保健法关于强制婚检的规定并没有废止或修改，由此就导致恢复强制婚检其实一直有法律在撑腰。2005年，黑龙江省在修改该省《母婴保健条例》时，就依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恢复了被《婚姻登记条例》取消的强制婚检。因此，将母婴保健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也不失为不恢复强制婚检的理性撑腰的一种鲜明表态。

收入改革总方案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 .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 .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

购买感冒药要不要实名制？

    浙江省公安厅日前发布通知，要求自9月10日起，浙江省内药品零售企业在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时要登记购买人姓名、住址以及销售时间、名称、数量等信息，非处方药一次销售不得超过5盒最小包装。据专家介绍，白加黑、新康泰克、呋麻滴鼻液这些在普通药店就可以买到的常用药，经过毒贩的提炼可以制成冰毒。（8月30日《新京报》）
　　正方
　　实名制重要而且必要
　　买几盒感冒药还要实名登记，这不是给人增加麻烦吗？有的人对此颇有怨言，一股脑儿把板子打在“实名制”上，这样实属不该。从实际情况来看，“感冒药实名制”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毒贩利用常用感冒药就可以制造出冰毒，这足以让普通百姓感到震惊。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感冒药市场分析报告统计，从2007年到2011年，感冒药市场快速增长，2007年感冒药零售规模为78亿元，2011年感冒药零售规模达到149亿元。庞大的市场规模对应的却是松散的管理。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法分子轻易就可获得制作毒品的原料，这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毒品危害，世人皆知。在学习禁毒知识、谈论毒品危害时，不少人热情高涨、争先恐后，而当需要我们牺牲少许便利、为打击毒品真正做些贡献时，却又有人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即便在购买感冒药时需要带上身份证、签字，这又会耽误多少时间、带来多少麻烦呢？毫不客气地说，一味抨击“感冒药实名制”，显然有些矫情。
　　诚然，打击毒品犯罪是警察的职责，普通百姓没机会与毒贩正面交锋，但是“抵制毒品、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应为创造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在现实中，只要将“感冒药实名制”切实贯彻下去，无疑就会给毒贩造成压力甚至断其“生路”。警方可以根据实名制信息找到更多破案线索，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公众所要做的是积极配合实名制，而不是出于一己私利有意抵制。
　　反方
　　实名制不是万能钥匙
　　制造冰毒主要有三种原料：麻黄素、非列管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常用感冒药中就含有麻黄碱，管住了感冒药也就管住了麻黄碱，管住了麻黄碱就能从源头遏制冰毒，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省公安厅的举措似乎也有道理。但是实名制果真能管住感冒药吗？
　　“感冒药实名制”的逻辑前提是：购买者都实名登记，商家也如实上报。问题在于购买者往往并不愿意实名登记，而且要求登记还会影响商家的生意。换句话说，“感冒药实名制”的双方都没有登记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加上感冒药来源太广，只会使得“感冒药实名制”形同虚设，沦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形象工程。
　　买卖与制造冰毒的确是犯罪，但买卖与使用感冒药却是公民正当的权利。执法手段过多地介入商品买卖领域，不仅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会伤害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感冒药实名制”还可能导致消费者隐私泄露。公权与私权之间原本应该有一定的界限，过多的实名制往往会挤压私权空间，从而伤害公众的利益。
　　这些年来，各种实名制层出不穷。不仅有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还有茅台酒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实名制俨然成了万能钥匙。泛滥的实名制不仅损害着各方利益，也使政府陷入了一种实名制依赖，这种“以邻为壑”的懒惰监管方式，无疑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难怪网友感叹，感冒药也实名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实名呢？把名字刻在每个公民的脸上，岂不是更好监管？

教师定期注册必须平衡权利和义务

    在第28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新京报》报道说，教师资格“终身制”将逐步打破。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可能改为每五年注册一次。北京也将进行教师资格定期认证注册制度，具体操作细节还有待研究。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有高水平的教育。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规定，国家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具备法律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才能取得教师资格。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离不开规范教师任职资格，严格准入制度。从理论上说，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可以促进教师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教书育人的水平，保持这支队伍的较高水准，这既是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符合法律关于提高教师素质的基本精神。然而，从实践上看，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实行定期注册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三个问题特别需要关注:
　　首先，定期注册的标准如何确定?随着教育改革发展，法律对各类教师的任职资格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落实好法律规定，教师的资格和水准就有了基本保证。教育本身是一项需要高度互动的活动，对教师资格进行动态管理，实行定期注册，注册的标准应该由谁来确定、如何确定，需要在技术层面细究。除了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依据，尊重教育规律，将教师的愿望、学生的期待、家长的意见等综合吸收，确保教育活动中各类主体的权利都得到尊重，才能够使注册的标准更加符合教书育人的实际。
　　其次，定期注册考核如何确保考核出真实的师德?教师被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智力的教育成果容易量化、考核，但心灵的培养则表现得更为隐性，难以量化。如果教师只是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只关心分数，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教师定期注册考核要注重考核出教师真实的师德，才能使教师做到“既美其道，又慎其行”，以自己的学识、品行和人格，影响和塑造学生。
　　再次，定期注册考核如何平衡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荀子曾有“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的至理名言。法律在对教师资格提出明确规定的同时，也对保障教师权益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教师实行定期注册，应该既是一种约束机制，更是一种激励机制。在这样一种动态的机制下，教师清醒认知义务，更以法律为保障，充分自信地享有权利，从而以充实、健康的心态教育激励一代人。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能够照亮一代又一代新人。如果没有法律的切实规范和保障，这支队伍如何能让优秀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购买感冒药要不要实名制？

    浙江省公安厅日前发布通知，要求自9月10日起，浙江省内药品零售企业在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时要登记购买人姓名、住址以及销售时间、名称、数量等信息，非处方药一次销售不得超过5盒最小包装。据专家介绍，白加黑、新康泰克、呋麻滴鼻液这些在普通药店就可以买到的常用药，经过毒贩的提炼可以制成冰毒。（8月30日《新京报》）
　　正方
　　实名制重要而且必要
　　买几盒感冒药还要实名登记，这不是给人增加麻烦吗？有的人对此颇有怨言，一股脑儿把板子打在“实名制”上，这样实属不该。从实际情况来看，“感冒药实名制”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毒贩利用常用感冒药就可以制造出冰毒，这足以让普通百姓感到震惊。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感冒药市场分析报告统计，从2007年到2011年，感冒药市场快速增长，2007年感冒药零售规模为78亿元，2011年感冒药零售规模达到149亿元。庞大的市场规模对应的却是松散的管理。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法分子轻易就可获得制作毒品的原料，这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毒品危害，世人皆知。在学习禁毒知识、谈论毒品危害时，不少人热情高涨、争先恐后，而当需要我们牺牲少许便利、为打击毒品真正做些贡献时，却又有人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即便在购买感冒药时需要带上身份证、签字，这又会耽误多少时间、带来多少麻烦呢？毫不客气地说，一味抨击“感冒药实名制”，显然有些矫情。
　　诚然，打击毒品犯罪是警察的职责，普通百姓没机会与毒贩正面交锋，但是“抵制毒品、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应为创造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在现实中，只要将“感冒药实名制”切实贯彻下去，无疑就会给毒贩造成压力甚至断其“生路”。警方可以根据实名制信息找到更多破案线索，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公众所要做的是积极配合实名制，而不是出于一己私利有意抵制。
　　反方
　　实名制不是万能钥匙
　　制造冰毒主要有三种原料：麻黄素、非列管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常用感冒药中就含有麻黄碱，管住了感冒药也就管住了麻黄碱，管住了麻黄碱就能从源头遏制冰毒，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省公安厅的举措似乎也有道理。但是实名制果真能管住感冒药吗？
　　“感冒药实名制”的逻辑前提是：购买者都实名登记，商家也如实上报。问题在于购买者往往并不愿意实名登记，而且要求登记还会影响商家的生意。换句话说，“感冒药实名制”的双方都没有登记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加上感冒药来源太广，只会使得“感冒药实名制”形同虚设，沦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形象工程。
　　买卖与制造冰毒的确是犯罪，但买卖与使用感冒药却是公民正当的权利。执法手段过多地介入商品买卖领域，不仅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会伤害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感冒药实名制”还可能导致消费者隐私泄露。公权与私权之间原本应该有一定的界限，过多的实名制往往会挤压私权空间，从而伤害公众的利益。
　　这些年来，各种实名制层出不穷。不仅有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实名制，还有茅台酒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实名制俨然成了万能钥匙。泛滥的实名制不仅损害着各方利益，也使政府陷入了一种实名制依赖，这种“以邻为壑”的懒惰监管方式，无疑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难怪网友感叹，感冒药也实名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实名呢？把名字刻在每个公民的脸上，岂不是更好监管？

养老保险改革需要“向上看齐”

    在关于社会保障的各项改革议题中，养老金“双轨制”具有极高关注度。近日，深圳颁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障实行办法》，在事业单位施行“新人新办法”，采用社会养老保险加职业年金的养老保障制度。这一办法，是让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看齐，是破除双轨制的尝试。
　　养老金双轨制，折射“体制内外”之别。正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在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使得人才往往单向流动，以“公考热”为代表的“回到体制内”浪潮难以平复。而事业单位的改革正在推进，社保的双轨制也使得这一“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面临较大阻力。更何况，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养老上的差别待遇，本身就有违社会公平。破除养老金双轨制，可谓共识。
　　养老金双轨制之所以难以破除，也有利益阻碍。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而言，他们害怕被并入社会养老保险之后失去“国家保障”，老去之后的“金饭碗”变成“纸饭碗”。这样的“利益恐慌”，有其现实根源。面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当前的养老金水平也难免让人觉得会捉襟见肘。而在2030年以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急速发展，2030-2050年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这些都让被改革者担心自己的利益被改掉。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已经通过个人统筹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等方式，将在今年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一张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险网，这可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过，对于这张已经织就的养老保险网，还需要更多经线纬线，以达到更高的保障水平。这样，才能让养老保险的改革“向上看齐”，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说到底，养老保险是为了给社会全体成员更好的保障，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无所忧。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须，是社会管理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当然，向上看齐，并不等于走进“高福利”的泥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同样需要一种“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确立基本保险，企业发展补充保险，个人办理储蓄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格局。在国家承担基本保障“有限责任”的基础上，做好养老金的精细化管理、适当改革退休制度、加强养老法制建设，才能真正让养老保险的改革向上看齐，进而增强社会成员的“信心指数”，为中国发展赢得更好的未来。

官员异地任职是“双刃剑”

    官员异地任职是一项基本的干部管理政策。近日，各地公安厅厅长异地任职已成趋势。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本的干部管理政策？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
　　记者：近几年，市、县领导“一把手”异地任职已成为领导干部人事任用常态。请问这种制度安排的初衷是什么？
　　竹立家：大约在隋唐时期，官员异地任职与“科举制度”同时出现。随着秦朝统一中国，结束“封建贵族”统治的历史，进入“封建官僚”长期统治的历史时期，“官本位”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选官用官”带来了弄虚作假、任人唯亲、团伙与小圈子等不良现象。
　　为防止“前朝”官员本地任职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且随着“科举制”或“考任制”的推行，官员异地任职逐渐成为一种“模式”，尤以明清两朝执行最为严格。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落后，官员异地任职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这种制约作用又非常有限，贪污腐败就成了封建官场的基本风气。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证明。
　　记者：有人说，官员异地任职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尽可能摆脱人情羁绊，防止产生宗族权力网络；另一方面，也会滋生权色腐败，造成干部领导行为短期化。那么，怎样正确认识这把“双刃剑”？
　　竹立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延续至今。选人用人“唯德唯能”，服从于执政党的“共同的价值与信仰”，没有地域界限，官员异地任职基本是事业或工作需要自然形成，没有特殊含义。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防止权力腐败，人民民主是对权力制约的“根本制度”，权力来源通过民主实现，权力制约也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
　　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主要官员通过党代会与人代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官员的地域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认可。但是，我们比较重视官员的“交流制度”，而干部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对干部工作能力的培养，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官员要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环境下，根本是靠人民民主，没有人民民主，即宪法所说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则很难对权力腐败形成有效监督。
　　记者：有研究者认为，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并没有其不是本地人而得到根本治理，也就是说，异地任职作用得到削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竹立家：在现代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交通和通信非常发达，处于地球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几乎可以“即时沟通”。相比封建时代，现代社会中距离对权力腐败的制约作用较弱。例如，明朝某山西人到云南任县官，路上花费时间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路途遥远，即使任上贪污要带回山西老家也绝非易事。但现在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按照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要求对权力形成有效的民主制约，恐怕要消除权力腐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据报道，官员异地任职致夫妻分居，易诱发婚外情，滋生权色腐败等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竹立家：当然，为了达到干部在多个岗位上培养的目的，干部交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人情腐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或“政策行为的短期化”；频频出现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甚至产生“权色交易”。一些干部在交流过程中由于长期脱离家庭，容易出现婚外情等，形成权色腐败。
　　因此，要让干部交流真正达到培养干部的目的，在交流过程中必须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如探索发挥“社会主义民主选举”作用，让权力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加大对权力贪腐的严厉惩处力度以警示来者等。

公务员为何成求职首选

    《华尔街日报》27日文章称，中国一个招聘网站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政府职位成为目前中国求职者的首选，这反映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暗中涌动着一股不安情绪。(8月28日《环球时报》)
　　所谓政府职位，也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内容相对轻松，技术含量不是很高，而却有着较好的待遇，以及所谓的“体制红利”——公务员身份上附着的诸多利益，都是吸引优秀人才的魅力。
　　然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优秀人才都去考公务员、政府职位成首选，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原本应当在技术和专业性要求更强、更需要创造性的企业和研究所发挥作用的理工学科人才集中在政府部门，就会造成人才资源配置的失衡。
　　公考热的原因，不只因为就业难，更不是权宜性选择。公务员职业连着仕途，仕途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期权”效应，那么这个职业带给人的发展预期，自然就不是通常的口径能计算的。
　　俄罗斯也出现了公务员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说：“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官员职业在俄受欢迎说明腐败现象严重。”这对我们有启示。
　　公务员工资不是非常高，但很多人生活水平却高人一筹。这树立了一种“成功的榜样”。职业与权力带来的超国民福利，我们习惯称之为“体制红利”，达到这种福利水平，体制外的人需要付出不对称的努力。
　　政府职位成首选，不单纯是就业取向问题，而是制度与体制问题——社会公平与利益分配决定着职业的冷热。

公务员聘任制做加法更要做减法

    4日，深圳市人社局公布，深圳将继续扩大聘任制公务员队伍规模，据了解，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人数目前达3万余人，在聘的聘任制公务员近2000人，所占比例约为5%。因此，深圳争取2年内使聘任制公务员所占比例达到10%以上，即总数达到4000多人，这意味着，两年内深圳将新增大约2000名聘任制公务员。(9月5日《南方都市报》)
　　公务员被称作“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常常备受人们质疑，而公务员聘任制旨在打破“铁饭碗”，颇有推行价值，目前少数地方已经试水公务员聘任制。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第85条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既符合法律要求，又顺应民意。
　　深圳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已经长达5年，初现一定效果，如今相关部门决定，争取在两年内使聘任制公务员占全市公务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10%以上，总数为4000多人。深入推行公务员聘任制，契合民众所期，值得激赏。但是，从媒体报道看，大约2000名聘任制公务员是新增的，深圳目前行政机关公务员已有3万余人，再猛增2000人，增幅高达5%，人数稍嫌过高。
　　在新增公务员聘任制的同时，能不能裁减现行的公务员人数，否则必然加剧纳税人负担，甚至出现机构臃肿的现象。此前，媒体披露，深圳聘任制公务员的待遇颇为优厚，是一般居民收入的数倍，有网友感叹，公务员聘任制是为了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但优厚的待遇使公务员更有“含金量”了。一方面是聘任制公务员的高待遇，另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公务员数量，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是好消息。
　　其实，我国香港早就推行过公务员聘任制，其有两大特点，一是聘任制公务员数量多，二是辅之裁减公务员编制。比如，2007年，香港把公务员编制缩减至约16万个职位，这与2000年年初约19.8万个职位比较，减幅力度不小。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只有确有需要时，才会填补现有公务员职位空缺或开设新职位，或者采取公务员聘任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减轻纳税人负担，另一方面激活公务员队伍，不至于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
　　由此而言，深圳在大幅增加聘任制公务员的同时，不妨着力减少现有公务员数量，进行机构合并等等。前不久，深圳推行大部制改革，但是，结果堪忧，有的部门仍然臃肿，光领导就多达一正二十副，有官员大言不惭地称，“几个政府部门合并了，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就把别人好好的工作给取消了吧。”机构精简贵在落实，裁汰冗员贵在动真格，不能因为有既得利益群体反对就妥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在制定编制法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对现有公务员的淘汰率。统计显示，每年正常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业的淘汰率在5%到15%之间。一旦当上了公务员，只要不违法犯罪几乎就高枕无忧，这显然会加剧公务员队伍膨胀。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其要义即是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廉洁高效的政府离不了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在裁汰冗余公务员的同时，积极推进公务员聘任制，方能使公务员回归本义。

钓鱼岛何时不再是心中的痛

    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今后仍会在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给我们出难题，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会挑起双边关系的事端，但有一点很清楚，趋势也非常明了：他们的每一次挑衅在中国这里都讨不到便宜，得不偿失将会是他们挑衅的最终结果。
　　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非法抓扣14名中国公民，激起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愤慨。日方在短时间内无条件放还中国公民和船只，这一事件得以暂告平息。
　　但钓鱼岛问题仍然是我们心中的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照理说中国公民前往自己的领土和海域，不应受任何外国的干扰。日方派船派人在中国的领土和海域抓扣中国公民，显然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中国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其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因此我们捍卫钓鱼诸岛的主权是理直气壮的。日本窃取钓鱼诸岛并同美国在二战后对于钓鱼岛的“施政权”私相授受，这一过程也是不容抵赖的。
　　我国历史上曾因国力羸弱、内忧外患，对外强割地赔款，也长期失去对钓鱼岛等领土的有效管辖。这是我们民族心中长久的痛。
　　从国际法上来讲，日本宣称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主权”是站不住脚的，它由此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非法、无效的，对于中国公民采取的任何措施也同样是非法和无效的，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这是我们民族能有朝一日去除这块心病的基础。
　　钓鱼岛问题现在谈不上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钓鱼岛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诸多海上争议中的一个，哪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将是长期、复杂甚至不断出现反复的过程。
　　我国周边四大海区中除渤海外，其他三个海区均与周边国家存在岛礁主权之争和海洋划界争端，其争议范围之广、涉及国家之多、复杂程度之深，在世界各大国中可以说绝无仅有。
　　也应看到，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么多争端和事端的存在，对我们形成了各种干扰，但总体上并未阻碍我们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这与我们妥善应对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是分不开的。
　　为了解决海上争议，我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可能做出单方面妥协。我们现在国力增强了，应对争端的手段更多了，更有力了，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同时，我们也面对各种牵制，期望一夜间摆脱各种领土和海洋争端不现实，很难做到完全按我们的想法解决所有争议，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换个角度讲，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今后仍会在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给我们出难题，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会挑起双边关系的事端，但有一点很清楚，趋势也非常明了：他们的每一次挑衅在中国这里都讨不到便宜，得不偿失将会是他们挑衅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越挑衅，就越促使争端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进。这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显得有些焦虑。
　　为了早日去掉我们民族心中的痛，我们需要意志、耐力和智慧，还有众志成城。

让对公务员的偏见质疑在实干中消散

    今年7月中旬，陕西省政府首开国内先河，邀请了17所高校的50名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培训，随后被分配到12个部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见习。近日，记者采访了部分见习“公务员”，被分到陕西省环保厅宣教中心的小陈说：“这次经历，让自己看见了大家眼中不一样的公务员，他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9月5日中国青年网
　　要让社会大众真实了解公务员的生活工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其亲身体验，真实感受。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凭个人听到、看到的碎片化的信息，是不足以客观给公务员群体画像的。不客观公平的画像，会让负面信息过分夸大渲染，占据主动，人们的思维认识就很容易被喧闹的谣言、传言所干扰，被无端的臆测、玄乎的幻想所包围，“塔西佗陷阱”自然生成，以偏概全、“白袍点墨“效应放大，对待公务员就会用苛刻态度、挑剔眼光、不客观的评价加以“拷问”，这种思维定势会产生误导，对公务员群体产生质疑、偏见，甚至诋毁、仇视。
　　陕西省见习“公务员”的做法，一方面让大学生在体验公务员生活中增加阅历、增长才干，另一方面让其感受了真实，了解了真相，得出客观公正判断：原来公务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的光鲜亮丽、轻松自在、“霸气”十足、权力无限、却是更多的严谨细致、紧张繁忙、奋发有为、实干奉献。
　　目前因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故公务员考试持续“升温”，公务员这个被认为是“铁饭碗”的职业变得异常”抢手”。公务员招考“火爆”背后，是人们对公务员待遇好、环境好、发展好的片面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只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就能“提个干”、“混个官”、就可以风光体面、无忧无虑，这可能吗？
　　社会上对公务员的质疑、偏见主要集中在：一是误认为公务员工作太好耍，天天就是抽烟喝茶看报。二是认为品行不端，都是吃拿卡要“官僚”，拿纳税人的钱不干正事、干事也是乱干事。三是作风不实，好大喜空，爱搞“面子活路”、“政绩工程”。显然这种极端的判断有失客观理性，把极个别不好的现象绝对化、歪曲化、夸大化，给社会大众带来不好的心理暗示-公务员都不是什么“好人”。难道“实事真相”真的如此吗？
　　不可否认，在公务员队伍中确实存在“假大空”、“庸懒散”行为，甚至还有害群之马，但这是极个别现象非主流；不能不加分辨的、绝对的把个别公务员的劣行强加于所有公务员身上；不能用客观理性的心态评价其实绩，常常把公务员的行为与“作秀”、“忽悠”捆绑解读，不自觉的掉入“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的诚信陷阱。这是理性客观公平的判断吗？难道大部分公务员都是道德沦丧、作风不实、行为不雅的“败类”？这判断显然不客观、不公正。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靠自我想象、杜撰、臆测出来的东西都不“靠谱”，更没真实可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亲自体验感受过的事情似乎妄加评论说服力也不强。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最好“捷径”，就是换位思考，亲自实践，这种见习“公务员”体验的方式，就是让更多的体制外的人进入体制内，让其亲身体验公务员的工作的状态，感受公务员生活的喜怒哀乐，体会到公务员的压力约束和艰辛。先体验感受，在作出判断，或许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客观、更有说服力。让更多人明白公务员队伍其实不是想象中的极品“香饽饽”，也不是放纵的“安乐窝”，更不是骄横“官僚府”。
　　能得到大学生的理解认可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广大民众都能客观理性看待公务员整个群体。笔者认为，让群众不再或少质疑的最管用办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突出用真心、用真情，用实干。“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你亲身干一干”。“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实干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改善民生，做到与群众面对面的沟通，心连心的互动。只要真用心、用真情、用真力，真抓实干，一定能干出群众满意认可的实事、好事。只有用一件件实事、好事，才能让偏见质疑在实干中烟消云散，让实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一种追求，成为赢得民心的法宝。

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基本认识

    哪些因素影响退休年龄
　　在讨论退休年龄问题时，首先应当把握影响退休年龄的相关因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寿命延长则工作年限应当适当延长，反之亦然。二是劳动力供求状况。供过于求时当然不能延长退休年龄，供不应求时则不可能不延长退休年龄。三是受教育年限。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就需要相应地往后延长，否则便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少子高龄化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呈现老年化，就业人口的年龄必然会递增。当然，还可再列出一些因素，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及少子高龄化现象均已不可逆转，而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从战略上讲，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前述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判断，讨论这一重大公共政策问题的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延迟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延迟、从什么时候开始延迟的问题。
　　2008年初，我们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作为中国社保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项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三大举措。一个目标是：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三大举措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这一研究结论的基本依据包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在持续延长。预测到2020年达77岁，2030年约80岁，2050年前后约85岁。二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在发生深刻变化。少子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越过顶峰后呈现递减的态势。三是代际公平的需要。即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若不及时调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从而直接损害代际养老负担的公平。四是性别平等的需要。即女性应当具有与男性平等就业及基于劳动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五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即再经过30-40年的努力，中国应当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劳动强度会大为减轻，从而会为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创造相应的条件。六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比较与参照。发达国家大多在上世纪中后期将退休年龄调整到65岁左右，一些国家甚至延长到了67岁。将基准退休年龄定为65岁并争取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作为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应当是我国理性且合理的选择。
　　理性的方案应坚持什么原则
　　要实现上述调整目标，理性的方案无疑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
　　所谓小步渐进，是指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减少震荡的原则出发，早作筹划较届时急变要好，小步渐进较短期内大幅调整要好，让公众有明确预期比糊里糊涂随大流好，必须避免短期内大幅或大步调整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避免退休年龄波动过大对劳动力市场及劳动者个人生活与工作安排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及时明确这一公共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同时采取分步渐进的方式加以实施，在兼顾各个群体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利益的条件下，让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显然具有必要性。当然，小步渐进既可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地慢跑，也可以分两大步推进，即可以先在2030年前将男性基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女性从50岁提高到55岁甚至更高。
　　所谓女先男后，是鉴于现行退休政策女性较男性要早10年的现实，基于性别平等的需要，可以考虑先从女性开始，以逐渐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
　　所谓兼顾特殊，是指针对重体力劳动岗位、有毒有害劳动岗位等特殊情形，仍应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前提早退休，对部分技术岗位劳动者则可以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之上尊重本人意愿继续延长其工作时间。
　　理性讨论退休年龄问题，还需要妥善解决好以下相关问题：
　　一是不同养老制度下过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应当尽快得到缓解乃至消除。如果继续延续现行格局，公众对延迟退休年龄只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的疑虑便难以消除。因此，应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并促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不断缩小，最终趋向公平。
　　二是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偏低的状况急待改变。目前一些单位的劳动报酬不具吸引力甚至还不如退休后的养老金，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必然助长一部分人对早退休的期待和对延迟退休的反对。
　　三是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目前普遍存在的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表明现行退休政策并未置换出等量就业岗位，它既扭曲了养老保险制度，也扭曲了平等就业制度与用工成本应当公平的市场竞争法规，对此需要做相应的规范。
　　四是做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负担代际变化的测算。客观估量养老保险、老年福利及相关服务等制度的可持续性，以量化的指标来为延迟退休年龄并维护代际负担的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五是需要创造理性的舆论和社会氛围。例如，不应当将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等同于现实政策，不能将理论上设计的2050年前后以65岁作为基准退休年龄的战略目标理解成马上就要延迟到65岁等等。
　　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
　　误区一：以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养老基金出现巨大缺口而急需弥补。
　　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存在缺口，“十一五”期间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审计署近日发布的对全国社保基金的全面审计报告，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超3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超过2万亿元。根据2007年我们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测算，未来30年左右我国不会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现象，30年以后也有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予以弥补，何况还有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强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目前一些地方，如上海，出现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现象，是这一制度处于地方分割状态下的结果，它不能掩盖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且累计结余持续增长的客观事实。因此，以局部地区养老金缺口为由来解释延迟退休年龄，显然是说不通的。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并不必然构成延迟退休年龄的理由。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国家，无疑是120多年前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德国，该国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养老账户资金始终充足，2011年还盈余45亿欧元，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9.9%（劳资缴费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养老金待遇继续提高，但同时也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从现行的65岁逐步延长到2029年的67岁。世界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始国并非因养老金缺口而延迟退休年龄，而是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作为依据，这是维护代际公平的需要。
　　误区二：将弹性退休理解为任意退休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任何公共政策虽然可以有例外，却必须有基准，这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根本。因此，无论冠以何种新鲜名称或叫法，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作为共同基准的退休年龄规定，在此基础上才对某些人群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的人总是占着岗位不撒手，或者不到40岁就办理退休的非正常现象。
　　误区三：将延迟退休年龄等同于恶化就业问题。
　　如果退休人员不再就业，则一人退休等同于新增一个就业岗位，延迟退休意味着等量就业岗位置换的延迟，但当前的情形却是大量退休人员再就业，这实质上部分消减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现阶段虽然总量供给仍然偏大，但无论采取哪一种人口结构变化预测方式，都会得出2030年后劳动力供给大幅减少的客观结论，延迟退休年龄正是缓慢适应未来就业人口不足的需要。此外，应当相信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调整退休年龄，“小步渐进”式的延迟必然将其对就业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综合考虑上述三点，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就不值得夸大。
　　误区四：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可靠。
　　总有人夸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危机，似乎只有自我保障或依靠市场，才能解除养老后顾之忧。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无破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破产的商业保险公司。
　　德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120多年来一直运行平稳，在人均预期寿命80多岁的今年，居然还降低了缴费率并提高了养老保险待遇；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曾出现媒体围攻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象，然而即使日本经济自1990年以来几乎零增长，也未见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崩溃，反而是多家大保险公司的破产断送了日本保险业的神话；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为资本主义，未见这些国家的老人领不到养老金；希腊债务危机，但未见希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等等。这些客观事实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社会养老保险就是用来消除人们不确定的养老风险的，其可靠性在于，它确立的是政府、雇主与个人多方分担养老责任的机制，并由政府作为信誉担保人，加之事关基本民生，即使政府垮台也不可能让养老保险制度崩溃。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迄今为止无可替代的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可靠制度保障。当然，不排除因制度设计不合理和人口结构等影响因素发生变化而出现财务压力，这种风险应当通过学者的理性研究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来加以化解，不应当让老百姓为这一制度担惊受怕。

日本“先占”钓鱼岛实为窃取

    根据国际法，“先占”的对象只能是无主地，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什么“无主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日本在其“购岛”闹剧中，一再宣称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为此炮制出所谓国际法依据，根本的一条就是“先占”。
　　日方妄称，日本商人在1884年前后“发现”了钓鱼岛，经过政府调查确认为“无主地”，遂于1895年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将其划归日本“管辖”，借国际法上关于领土取得的“先占”规则将钓鱼岛纳入版图。
　　日本的算盘不可谓不精。如系“先占”，钓鱼岛便与《马关条约》脱钩，进而不属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先占”可谓日方对钓鱼岛“主权”法理依据的要害，但这根本站不住脚。
　　根据国际法，“先占”的对象只能是无主地，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什么“无主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最早发现、记载和命名钓鱼岛，最早在钓鱼岛从事生产活动，有史为证。早在明朝，中国已将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纳入海防区域。至迟在清代，钓鱼岛已被纳入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清朝1871年出版官方史书《重纂福建通志》，在“台湾府葛玛兰厅（即今台湾省宜兰县）”下明确记有“钓鱼台”。毫无疑问，在日方“发现”之时，钓鱼岛早已纳入中国版图。
　　日本所谓“先占”实为窃取，日本的官方文件即为佐证。1885年及其后数年间，日本冲绳县令秘密“查勘”钓鱼岛后，多次上书中央政府，请求就是否在岛上建立“国标”一事给予指示。当时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属于中国心知肚明，故虽存侵占之心，但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清政府建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台湾省、大力加强海防之后，日本政府更为忌惮，对冲绳县多次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立国标”。直至甲午战争末期，日本政府见清政府败局已定，认为“今昔形势已殊”，方以“先占”为由对钓鱼岛实施非法侵占。此等趁火打劫的行径实为窃取无疑。
　　“先占”的实施需作主权宣告，日方做贼心虚，迟迟不敢为之，甚至其将钓鱼岛纳入冲绳县“管辖”的内阁决议也是秘密作出。这与此前日方在占取“大东岛”后发布政府公告宣示主权的做法大相径庭。不难看出，日方对其窃取钓鱼岛一事有意遮掩，但只能是欲盖弥彰。
　　事实上，日本对钓鱼岛的占据在其国内也长期处于“秘密”状态。1939年日本地理学会出版的《大日本府县别地图并地名大鉴》一书中，关于冲绳部分大小岛屿、乡村、市镇街道及其名称俱全，却没有钓鱼岛，也没有日本人所称的“尖阁诸岛”。
　　日本窃取钓鱼岛不容于国际正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了清算，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应归还中国。钓鱼岛作为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应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进一步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投降书》则明文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上讲，二战结束后钓鱼岛已重回中国版图。
　　历史不容篡改，国际法不容践踏，日本漏洞百出的“先占”谬论可以休矣！

数学泰斗反对奥数 值得社会深入反思

    一谈起“奥数”，国内当今数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吴文俊院士就急了：“是害人的，害数学！”面对采访，这位获得过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老数学家摆摆手：“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不值得讲——胡闹了，走上邪路了，非但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起到反面作用。”（9月12日 《中国青年报》）
　　尽管奥数热持续升温，业界的批判质疑之声却始终不绝于耳。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曾经说过，在美国，奥数就是一个帮助中学生提升对数学兴趣的组织。而在中国，奥数的意义完全不同。它受到了从学校到家长到学生方方面面的重视，几乎成了一项“全民运动”。其中，应试教育的大环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学生来说，奥数学得好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所以一些学生主动要求学习奥数。对于学校来说，大学拿奥数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标准，导致中学和小学也以此来选拔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奥数热催生的庞大利益链使不少重点学校欲罢不能——各类奥数培训班大多依附于重点中学，他们才是奥数经济的最大获益者。
　　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颁布了“奥赛成绩不得与招生挂钩”的禁令，但最终却沦为一纸空文。有家长甚至表示：“奥数再不好也比拼爹好。”奥数热在争议声中持续升温，甚至一次次从禁令中全身而退，这种尴尬的现状，何尝不是因为其对应着庞大的需求？
　　恰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说：“‘奥数热’涉及中小学择校问题，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环境中，重点两字本身就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及分配优势，相比起择校费等庞大开支，奥数班虽然代价不菲，但终究还是要便宜很多。
　　时至今日，奥数热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演绎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在奥数畸形升温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就的民意焦虑，见证了优势资源马太效应的愈演愈烈，见证了逼仄的上升通道中人声鼎沸、人人自危。所有的这一切，显然不是仅凭一道叫停奥数的禁令所能解决的。
　　奥数充其量不过是重点学校筛选生源的一道门槛，只要学校之间依然存在名分与实力的差距，而教育资源仍旧是以此为标准实施分配，僧多粥少的现状几乎不可避免会产生准入门槛。在此前提下，即使叫停了奥数，势必还会有新的项目取而代之。从这种意义上看，业内的批评显然不如社会的反思，叫停奥数，不如先叫停需要“拼”得教育资源的现状。

做好事求表扬是对道德滑坡的一种刺激

昨日，重庆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求求你，表扬我》，清洁工廖光明致电新闻热线966988称，他帮助一名孕妇买了车票，想登报接受表扬。（华龙网9月12日）
　　我倒是听说过“做好事不留名”，这做好事求表扬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笑过之后，我不禁为廖光明的行为叫好。不论他是出于什么心态，何种目的，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从他个人角度看，“求表扬”的前提一定是他做了好事，而学雷锋做好事是全社会都提倡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下也确实需要更多的好人好事来刺激一下人们的道德觉悟。目前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不论“彭宇案”的真相如何，它确实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让人们的道德天平严重倾斜，随后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掀起全民大反思，让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而做好事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可能有人觉得廖光明高调做好事是一种作秀，违背了雷锋精神，可我倒觉得形式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况且一场精彩的比赛，如果没有了观众，就会缺少激情，观众对选手来说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选手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一面镜子。
　　廖光明这面镜子折射出了很多东西，他做好事求表扬既是对现今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刺激，也是对国人的一种呼吁，呼吁人们不要让个别人的劣迹掩盖了大多数人的善良。

公务员聘任制离瓷饭碗仍有距离

    日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深圳将继续扩大聘任制公务员队伍规模，争取在两年内使聘任制公务员占全市公务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10%以上，总数增加到4000多人（据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公务员聘任制之所以受到人们关注，是因为这意味着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可能被打破。自深圳2007年开始试点公务员聘任制以后，多个省市亦开始相继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对此社会舆论多半看好，官方自然更甚，似乎铁饭碗就此真的成了瓷饭碗。但说实话，自聘任制试点以来，笔者对这一制度能否打破铁饭碗，并不乐观。
　　表面上看，因为合同的存在，用人单位随时可以解除合同，公务员这个铁饭碗被打破了。这一点，似乎是以往的公务员委任制或选任制所无法企及的。而事实上，签订合同离打破铁饭碗还有相当距离，且不说自深圳试水聘任制以来，至今尚未听说谁被解除合同，单单是从现行的聘任制制度上看，将公务员聘任制等同于瓷饭碗，就过于乐观。
　　事实上，聘任制公务员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续聘，并取消公务员资格。其言下之意莫不是，考核合格的自动续约。这便要求，聘任制要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神话，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考核机制上，否则，轻易就考核合格，所谓聘任合同无异于无期限劳动合同了。而这一点，恰是笔者最为担忧的。这是因为，如果现行的考核机制不能在激发公务员积极性上充分作为，不管公民以何种身份进入公务员序列，他们的饭碗依然很铁，公务员终身制的有关问题也就得不到有效根除。
　　总之，从发展眼光看，抛弃公务员终身制，建立起像企业那样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公务员聘用制，是现代公共行政组织发展的大方向。在这种正确的大方向之下，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细节设计的把握。而《深圳市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在对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细节上，仍过于粗放。
　　在笔者看来，现行考核机制最大的缺漏在于忽略了民意。可以想象，对于公务员的考核，如果总由单位、领导，甚至其自身自说自话，而将其服务对象——群众，冷落在一旁，对公务员的考核很难说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但凡了解公务员考核程序者都知道，对于公务员的考核基本都是走过场，只要不出现法定的严重的违法违纪情形，考核基本都是合格甚至优秀。这也是过往公务员终身制的关键所在。

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靠什么

    昨日，郑州市公务员局传来消息，今年我市将启动聘任制公务员试点，这意味着今后公务员手中的“铁饭碗”将被打破。根据省里统一安排，我省今年将启动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按照《河南省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我省将对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及辅助性职位采取职位聘任办法。（9月16日郑州晚报）
　　公务员聘任制早已不是新闻。聘任制公务员较早在广东一带有过试点，深圳2007年开始试点，2010年1月起，深圳实行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而今年江苏也开始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全国各地纷纷探索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有效方式。
　　以点带面，有序推进。从报道可知，郑州实行聘任制的职位分为专业性和事务性较强职位两大类。聘任制主要针对该两大类新进人员，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合同期限1至5年，在合同有效期间，拥有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合同期满，公务员身份自动取消。由于公务员队伍庞大，加之各种复杂因素，要想短时间内打破所有公务员“铁饭碗”，难度较大。从新进公务员开始，逐步放大公务员聘任制覆盖面，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有利于将改革稳步推进。
　　打破壁垒，引进优秀人才。受公务员编制和准入机制等的限制。往往导致一些专业性优秀人才和事务性服务人员难以进入公务员队伍。通过采取聘任制的方式，对特殊人才，进行特殊的招录方式，坚持“凡进必考”，只是在考试内容等方面，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方式，将需要的人才选拔出来。逐步减少综合性管理岗位的新进人数，将现有编制更多的投入聘任制公务员。有利于将公务员队伍进行分流，优化干部队伍，各尽其才。
　　行动很重要。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千个纲领性文件，不及一个真实的行动。文件当然很重要，行动更重要，文件是否有指导意义，关键要靠行动来检验。聘任制公务员，各地都在制定各种办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实现真正的打破“铁饭碗”，聘任制公务员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靠什么“踩住”城建浪费的“刹车”

    深圳5000万元打造豪华天桥、山西耗资6000万元建孙大圣故里、河南驻马店两亿元建梁祝故里……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建设浪费的现象。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91.3%的受访者直言自己所在城市建设浪费现象较多，81.0%的人认为，城市建设浪费的主要表现为大搞形象工程。
　　九成以上的受访者直言城市建设浪费现象较多，足以表明一些城市的建设并未充分尊重民意。令人费解的是，一边是公众对浪费现象的愤懑不已，一边却是浪费现象屡禁不止。毫无疑问，公众对城市建设浪费现象的不满，是对短命工程、返工返建的“拉链工程”、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的情绪渲泄。
　　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高达数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地方财政也许确实捉襟见肘。问题是，面对如此情形，原本应该开源节流的地方政府，为何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把极其宝贵的资源，投向到那些不足以产生对等社会效益的项目上去呢？进一步说，这么多公共项目的资金评估方案又是怎样顺利通过评审，成功拿到批复的呢？
　　加强财政资金投向和使用监管，这是相关部门的职责所系。但也应当看到，监管越往上集中，越难以对数量众多的具体项目进行充分而又准确地掌握。对于个别地方干部而言，寻找项目和制造大项目已经成为修饰政绩的“宝贵”资源。表面看，招商引资有助于拉升地方经济，但此项工作不可能一招就灵。
　　对于一些干部而言，任期决定着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念，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效益。相较之下，需要长期投入的项目往往被忽视。尽管许多项目有必要公开听取民意，但相应的机制并没有及时发挥作用，很多项目还是主要领导干部一个人说了算，更遑论科学评估和有效监管了。
　　遏制建设浪费现象需要在干部政绩考核上做文章。既然政绩可以驱使地方干部膜拜大工程、大项目，那么，也完全可以从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入手，才能倒逼地方政府把钱花到“刀刃上”。这个政绩评价体系的完善，就是要大幅提升群众意见评价的分量，使地方干部的决策更加尊重民意，更加易于被群众所监督。

最美女孩

    15岁的小姑娘梁春霞现在被许多网友称为“岷县最美女孩”。因为在甘肃岷县特大雹洪灾害中，她和同学在即将被山洪冲走的危难关头，她选择了让同学踩着她的脚和膝盖逃生，而自己却被山洪冲走！
　梁春霞勇敢救人、自救的事迹感动了乡亲，也震撼了网民。网民称小春霞为“岷县最美女孩”，更有网友称赞，“小春霞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是最美中国女孩。”近日来，“最美”无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美女教师”到现在“最美女孩”，这让世人，让社会深深感受到了世间的“温暖”和“希望”。
　　首先，她们的美在于将舍己为人转化为本能。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当危机来临，需要怎样强大而坚定的爱心和责任感才能让她舍命一推？如果换做我们，多少人会下意识地做出张丽莉和小女孩梁春霞式勇敢救人的选择呢？正是这样的出于本能的反应，不计个人得失的行为才是社会的希望。
　　其次，她们的美是冷漠世界、物欲横流的救世之星星之火。无可否认，在许多人抱怨整体社会道德水准下滑的今天，各种公共事件一次次挫伤国人的耻感，刺穿道德的底线。在搀扶一位摔倒的老人前，先拍照取证，再施行救援；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小悦悦身边，路人步履匆匆，视若不见；“易粪相食”让责任心沦为笑料和空谈。社会分工越发精细，竞争日益激烈，“熟人社会”里的各种道德约束早已消弭不见，无论事大事小，大家法庭上见。他人即地狱，终至人人即地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度绝望，一度心寒。
　　所幸，总有些人和事，一如彻夜孤寒里的微光，刺破黑暗，唤醒我们心底冰封的暖和善。躺在病床上的梁春霞、张丽莉召唤着、彰显着、还原着迷失已久的美和善。
　　弘扬正气，传承美德。在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价值观追求多元的时代，这些典型的个人美德对重塑公民道德精神的作用尤为重要。就是因为有更多像“最美女孩”梁春霞这样的人的存在，才让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无数人的行为不断地以“最美”的形式闪现。最美医生、最美妈妈、最美护士……这些美，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伟大的动机和宏大的叙述，而恰恰是在隐忍中的坚持，在绝境中的相守，才得以唤醒我们心底埋藏已久的美和善。
　　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善举和美德都会得到公众的聚焦关注；但我们要相信，因为“最美女孩”梁春霞们日复一日对自己人生信条的坚持，还会有更多的“最美”呈现。因为，在所有的美好中，都有着这个飞速前进的时代对于弱者的呵护和尊重，都有着国人最美好的传统——善良。

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
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7日就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联大记者会涉钓鱼岛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9月26日，野田佳彦在联大演讲后举行记者会称，无论是依据历史还是根据国际法，钓鱼岛都是日本固有领土，该问题不存在争议，日方不会作出违背这一立场的妥协。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表示，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895年，日本利用甲午战争，非法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中国收回日本所侵占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国际法上业已回归中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1945年的《日本投降书》对此明文接受。中国政府对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钓鱼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一个战败国却要霸占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岂有此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本质上是不能彻底反省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历史不容翻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不容忘却，联合国所维护的和平与安全秩序不容动摇，国际公理和人类良知不容挑衅！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日本的非法图谋绝不可能得逞！无论是依据历史还是国际法，日方都应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而不是一错再错，欺骗世人。

景区“撑死不限客”是一种短视

    10月2日，由于游客数量激增，超过了华山缆车运送能力，造成大量游客滞留。部分游客向华山景区管委会提出了质疑，要求退票，并封堵了华山景区的入口，造成管委会接送游客下山的班车无法正常运行。大批游客采用徒步的方式自行下山。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史上最长”的黄金周激发了人们的出游热情，各景区游客人数均急剧攀升，所承受的客流量压力前所未有。比如，10月2日北京故宫参观人数竟达18万人，再创历史纪录；南京中山陵景区游客每日超21万人次，25分钟的路程竟然要“爬”两小时。景区人满为患，无疑让游客感到“闹心”。
　　景区被游客“挤爆”，以至于出现“一床难求”、“一车难求”，总有人指责游客不理性，非要到热门景区“凑热闹”，是“花钱买罪受”。在笔者看来，这是打错了板子，没找到问题的症结。一来，游客完全拥有自主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权利；二来，由于信息不对称，游客事先也难以预知景区的状况。
　　相比于游客，景区却在那里“闷声发大财”。在黄金周开始前，有媒体记者采访就发现，面对极有可能出现的旅客“井喷”现象，多数景区由于担心影响收益，并未把安全预警当回事。有景区工作人员说，即便游客高峰时需暂停售票，也必须由市里主要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复杂工程”。即便在长假期间，各热门景区尽管均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客流压力，但仍未见有景区主动发布安全预警，分流游客。
　　可见，不少景区宁愿“撑死”，也不愿预警限客，这才是导致景区人满为患、旅游秩序混乱，乃至于游客与景区管理者发生冲突的症结所在，暴露出的是景区方面的急功近利。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景区应当对游客实行总量控制，在人流量饱和时应立即停止售票。可是，不少景区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奉行多多益善的原则，来者不拒，哪管游客的旅行体验和安全。
　　景区超负荷运转，虽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终究是一种鼠目寸光、杀鸡取卵的牟利思维，对人文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损害将是长久的。景区“超载”也会影响游客游览体验的舒适度，甚至给游客带来安全隐患。服务缩水、质量下跌的景区，虽能迎来这一拨游客，但极有可能因为游客口碑太差，外在形象和社会效益不好，而“吓走”下一拨或往后的游客。
　　我们认为，应将景区安全预警纳入行政管理，在面对高出设计容量的高客流时，应果断停止售票，或通过及时发布“客容量”不同程度的预警，引导游客科学选择旅行目的地。限客虽会暂时失去部分经济收益，却有助于保证旅游质量。这样，游客才会停留下来，充分享受旅游的乐趣，为景区作出更大的经济贡献。

谁让鸣沙山的骆驼“过劳死”

    甘肃敦煌黄金周迎来旅游高峰，鸣沙山景区特色旅游项目骑骆驼备受青睐，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目前有1000峰骆驼专业服务游客，每天早晨5点半就出来，晚上10点半才收工，一峰骆驼一天可以驼送7个客人，但还是不能满足景区目前每天近8000名游客选择这个旅游项目的需要。驼户们只能给骆驼增加饲料而不能让骆驼休息，导致已经连续两天出现骆驼劳累致死。（10月6日《京华时报》）
　　表面上看，鸣沙山骆驼“过劳死”是因为选择骑骆驼的游客数量太多，景区提供的骆驼数量不够，导致骆驼得不到休息，不得不连续驼送游客，最终劳累过度而亡。说白了，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从深层次角度说，骆驼“过劳死”实质上折射出旅游景区严重的超负荷接待事实，连承受能力超强的骆驼都承受不起，暴露了旅游景区的“血汗性”本质。
　　景区和驼户明知骆驼得不到休息可能会劳累致死，但他们为了多收取门票和旅游服务项目费用，特别是利用游客井喷的黄金周特殊时期，不惜牺牲骆驼的性命。从这个角度说，骆驼实质上已经沦为了赤裸裸的“血汗工人”，沦为景区和驼户牟利的工具，而景区则沦为另类“血汗工厂”。
　　要减少和杜绝骆驼“过劳死”此类事件的发生，去除旅游景区的“血汗性”，让旅游景区回归公共性、休闲性，地方政府和旅游景区必须彻底改变“杀鸡取卵”的牟利思维，不能为了追逐一时的经济利益，忽视景区的接待能力和景区自身的功能修复，不能让超负荷的游客毁了景区的环境；要树立正确的旅游业观念，保持理性和冷静的头脑，根据自身的接待能力控制游客数量，对游客接待量实行最高上限，拒绝超负荷接待游客行为。

西安“空气质量罚单”最终谁埋单

    今年9月份，西安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28天，较去年同期减少2天。特别是优级天数仅为3天，比去年同期减少8天。雁塔区、莲湖区、碑林区等17个责任单位被罚20万至60万不等，共计罚款600万元。（10月8日《华商报》）
　　当环保责任仅仅停留于口头，所谓空气质量的改善，环保目标的落实，当然也只能镜花水月。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环保责任直接落实为经济层面的奖惩，甚至细化到直接与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挂钩，当然是一种进步。20万的真金白银，对于责任单位而言，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环境空气质量的好坏如此“值钱”，自然没理由继续停留在口头承诺，即便是为了不再被罚款，相关责任单位想必也会努力落实环境责任，以实现空气质量的达标，而相应的奖励机制更有望形成良性驱动。
　　只是，当被罚的17个责任单位，居然是雁塔区、莲湖区、碑林区等区级行政机构时，这样的罚单，最终究竟由谁来埋单？恐怕值得追问。
　　尽管将区级行政机构作为环境空气质量的责任单位并无疑义，但既然罚的只是责任单位，而非责任人，想必不会有人因此而自掏腰包；而假如仅仅是从行政单位的公共款项中列支上述罚单，而行政单位又依赖于财政拨款，罚来罚去，就难免沦为“左口袋罚右口袋”。如此罚则，究竟能起到多少警示效用，自然更需被打上个问号。
　　责任的落实，如果仅仅到了单位的层面，不算到位。真正的问责制，必须有责任人，才有望真正落实。如果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天数多少直接挂钩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的工资奖金，甚至“乌纱帽”，显然要比对区级责任单位的高额罚单要立竿见影得多。
　　此外，600万罚单会被用在哪儿？会否被用于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也同样需要追问。

面对1800亿旅游收入需冷静

    据统计，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全国纳入监测的119个直报景区点共接待游客3424.56万人次，同比增长20.96%；旅游收入17.65亿元，同比增长24.96%。另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黄金周期间，旅游接待人次约为3.62亿，旅游收入约为18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24%。（10月8日《广州日报》）
　　每到长假过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认真盘点着黄金周的成绩单。从今年的“黄金周”来看，无论是出游人数还是各地旅游收入，捷报频传，全面飘红，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假日经济”极大推动了国内旅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这张1800亿的成绩单，不仅数字异常庞大，听起来非常动人，而且也给国内疲软的经济打了一支“兴奋剂”，引导消费功不可没。可是，对这份成绩单我们还需冷静思考。
　　拿今年“黄金周”拉动旅游收入的成绩单来讲，是建立在损害生态环境和伤害历史文物的基础上取得的。黄金周期间，故宫、长城、黄山、华山，这些世界级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人挨着人，脚跟着脚，大家像江海中的潮水茫然地向前奔流，部分景区游客日访问量超过最佳接待量数倍甚至十倍。譬如，南京中山陵的访问游客是最佳接待量的10倍，厦门鼓浪屿为最佳接待量的9倍。长假期间，热门景区垃圾更是出现几何级暴增，三亚大东海景区在中秋节过后遍布50吨垃圾。这些旅游经济带来的“后遗症”显然不能忽视。
　　同时，“假日经济”也给交通安全带来重大隐患。尤其今年实施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政策，让车辆安全成各地交通最揪心的事情。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8422起，造成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
　　更为重要的是，黄金周的集中性、突击性花钱，对年度总消费的增长速度并不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消费者的年度总消费量基本是一个恒定值。如果长假期间集中消费了，其他时段消费就会减少，以求收支上的总体平衡。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实行黄金周休假制度前的1985年到1998年，14年间旅游业的增长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1999年实行黄金周以后，除受非典影响的2003、2004两年，旅游业年收入的增长也基本保持在10%到13%左右，即使是在首次实施黄金周的1999年，旅游业总收入最高增长率也只达到16.4%。
 
　　显然，仅靠假日休闲拉动经济、刺激内需，是远远不够的。想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提振内需，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发挥税收、财政的调节功能，使这部分人有钱可花。同时，要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莫言获奖 文学还在路上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几天，围绕莫言能否获奖，争议很热闹。即使此刻莫言获奖了，争议或许还将持续。
　　无论喜不喜欢莫言的作品，都不得不承认，莫言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莫言是一个有许多好作品的作家，莫言是一个被许多人喜欢的作家。文学奖项就是这样，无论来自国际还是国内，都只是一个评价。只要这个评价，是有基本标准的，评价过程是基本公正的，那这个文学奖项就值得尊重，这个获奖的作家就值得尊敬。
　　获得诺奖，是对莫言这么多年的努力，是对这么多优秀作品的一个极大肯定。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肯定。这些年来，舆论对于文学有着太多的期望，期望难以实现之下，也产生了太多的失望。很多人感慨，中国文学缺少真正的充满思考的现实主义力作。这样的遗憾，不会随着莫言的获奖，而一举消散。但我们必须看到，遗憾中依然有着欣慰，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努力地思考着，在认真地写作着。这个稍稍浮躁的文学圈，并没有完全改变作家们的操守。那些可以被称为良心的作家，那些可以被称为精品的力作，或许有点微弱但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纷繁复杂中，永远都有着希望。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在于，它让我们从此多了一份从容。这个奖项，更多是莫言个人的突破，更多是对莫言个人的承认。但文学是一种心灵事业，它是记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心灵旅程的风景和思考。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讲要淡看诺奖，但真正的淡看，取决于曾经达到高度，或者可以达到高度，是一种俯视角。这种平淡和自信的心态，因为莫言的获奖，而有了更多表现机会。平常心看待诺奖，自信地面对世界，从此有了更多底气。
　　祝贺莫言，祝贺中国文学。莫言的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就真的站到了世界顶峰；但莫言的获奖起码告诉我们，作为个体，只要努力，完全可以走到顶峰。莫言获奖了，文学在路上。面对未来，中国文学还要努力；只要努力了，就有无限风光。

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近日，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10月15日 《城市信报》）
　　手机的功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它早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接电话、打电话的工具，而逐渐成为一个集通讯、工作、娱乐、交际等等功能于一体的“超级个人终端”。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手机的“双刃剑效应”也让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沦为“机奴”，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像新闻报道中这样，年轻人因为沉溺于玩手机而冷落了老人导致老人摔盘子以示抗议的现象，只不过是现代人所患“手机依赖症”的一个缩影而已，类似这样因为埋头玩手机而冷落了亲情、耽误了工作、妨碍了生活的事情，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该被扔出去的，不是老人手里的盘子，而是年轻人手中的手机。
　　现代人患上“手机依赖症”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很多年轻人缺乏独处的能力，需要从手机中寻找心理上的慰藉和踏实感；比如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需要手机的各种功能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寂寞等等。可是，过度使用手机就像是药物成瘾，一旦产生了心理上的依赖，就难以戒除，于是就更加沉浸在自己用拇指建造的封闭世界里，把个人变成一个“孤独星球”。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该具备的一些正常能力却在逐渐消退，比如与人相处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这种能力上的消退，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毕竟，我们最终还要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活在虚拟的手机世界里。从这个角度说，现代人是该到了重视、反思“手机依赖症”的时候了。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重新给手机定位，强调它的“工具性”，而不是“拟人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手机，需要我们从内心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来看，而不是一种精神依赖品。具体说来，就是需要用到手机的时候，才去拿手机；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束之高阁”，就像我们饿的时候才去吃饭，不饿的时候就不用强塞一样。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不妨听从专家的建议，有意识地把手机放到一边，通过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能够不用手机完成的事情，尽量不用手机，等我们慢慢戒除对手机的过分依赖，它自然就会回归“工具”的角色。

抱怨公务员“史上最苦”没道理

    近日，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具体职位表公布。在职位表的描述上，“常年出差”“需常赴抢险救灾现场”“能够坚持节假日加班”“需要晚上值班”“不提供宿舍”“条件艰苦”等字眼尤为惹人注目。有考生抱怨：“这哪里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
　　然而，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据预测，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仍有近200万考生参与竞争，录取比例高达约90:1。在坚硬的数据面前，这些抱怨多少显得有点矫情。
　　今年“国考”为何遭网友吐槽？说到底，并不在于公务员本身工作的“苦”或“甜”，而是考生的心理落差在作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公务员就应该是坐在体面的办公室里，干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坐半天”的清闲工作，享受着稳定的工资收入、优厚的福利待遇，以及相对完善的医疗、养老保障，这才算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香饽饽”。近年来，许多考生对公务员岗位趋之若鹜，公务员考试不断升温，甚至被尊为“国考”，其原因也大抵在此。
　　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报考公务员的确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出路。但考生若只看到公务员岗位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对其工作内容缺乏吃苦的心理预期，失望是必然的。
　　其实，种种抱怨的背后，也是对公务员职位的误解，谁说“金饭碗”就不该是“史上最苦”？公务员岗位和其他工作岗位一样，都有可能面临出差、加班、昼夜值班等工作内容。因为身为人民公仆肩负公职，甚至还要求比其他岗位更能吃苦、奉献更多。想找“钱多事少福利好”的美差来养尊处优？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当前，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已经“热得发烫”，需要一剂“苦口良药”来降降温。只有当公务员和其他社会岗位之间的“含金量”“辛苦度”差距逐渐缩小，公务员考试才会更趋理性，人们对对公务员岗位之“苦”才会见怪不怪。

“研究生回乡种地”为何成反面教材

    河北人苗卫芳2008年考取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最终回到村里种地。苗卫芳回乡后，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据10月17日《燕赵都市报》）
　　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家在毕业之后，如果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理想而满意的工作，固然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选择回到农村创业，并通过在广阔的农村大舞台上体现自身的价值，从而用丰富的知识拓宽增收致富之路，同样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研究生毕业之后，选择回乡创业的苗卫芳，不仅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以致于父亲在巨大压力之下选择了服毒自杀。同时，苗卫芳也成为了乡亲们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如此尴尬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下不少农村百姓传统的思想模式以及腐朽的创业就业理念。
　　事实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毅然放弃城市里优厚的待遇以及舒适的工作环境，从而选择到农村开创崭新的人生。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尽管其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与挑战，甚至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凭借着自身丰富的知识积淀以及对于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等，从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与称道。
　　对于广大大学生来说，前途与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论是选择“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考取公务员，还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打拼，无论是选择待遇优厚的大型企业，还是坚决果断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只要大家能够心存理想，只要勇于拼搏，无论是怎样的岗位上，都可以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此，我们希望广大大学生在选择就业过程中，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向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奋进。当然，我们更希望公众能够拿掉“有色眼镜”，给大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多一些宽容、多一份理解……

 
“压力全球第一”不夸张

    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10月17日 《生命时报》）
　　人生在世，压力无所不在。一定的压力可以产生动力，但压力过大则会产生负面作用。前些年“压力山大”成为都市白领的流行词汇；如今，“压力全球第一”又笼罩在上班族头顶。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中国内地上班族的压力是不是全球第一不好说，毕竟只是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但“压力全球第一”背后，公众的焦虑却是实实在在的。
　　福利焦虑。在一些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免学费或低学费，看病医疗费用全包，失业可以领救济金，甚至生孩子都有补贴……这样的高福利保障，差不多涵盖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反观我国，民生保障还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居民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对于上班族来说，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个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尤其沉重，
　　身份焦虑。目前，我国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日趋频繁，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然而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的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却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地人深感“居之不易”。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在北京这么多年，她是外地人；到了老家，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小说《漂二代》中主人公的这段话，就是这种被伤害、被歧视、被抛弃的社会心理的宣泄。
　　公平焦虑。一方面，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部分行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水平过高，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企业高管工资可比农民工高出千倍。同时，一些地方权力世袭、萝卜招聘、权力自肥肆无忌惮，招聘只招干部家属，公立幼儿园只收公务员子女。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人们怎能不“压力山大”？
　　非洲撒哈拉沙漠中有一种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便度过这个艰难的日子。即使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仍要拼命地寻找草根，运回洞穴，否则便焦躁不安，嗷嗷叫个不停。研究证明，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让沙鼠努力囤积到尽可能多的草根来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同样，常让人们深感不安的往往并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那些“明天”和“后天”，为了将来的所需和将来会如何而发愁。纾解全民压力，更应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消弭身份裂隙，创造机会公平，让每个人看到清晰可知的未来，不做焦虑的“沙鼠”。

从“最苦金饭碗”看公务员招考的价值导向

    新疆日报：端好“最苦金饭碗”还需制度配套
　　10月13日，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具体职位表公布。虽然招录公告已经表示“岗位将向基层倾斜”，但职位表上一半岗位都加了“常年出差”、“职位需要晚上值班”等条件限制，令众多考生叫苦不迭。“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有网友这样感慨。
　　2013年国家公务员成为“史上最苦金饭碗”，其实并非偶然。近年来，国家一直在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各级公务员招录中基层一线岗位所占比例都在不断提升。同时，为了减少盲目报考现象，公务员职位表说明也越来越详细，“国家级贫困县”、“工作强度大”等醒目字眼，在无形中颠覆了“一份报纸坐半天”的传统公务员形象。
　　“最苦金饭碗”的导向价值显而易见。一方面，岗位向基层倾斜，有助于人才培养“接地气”，通过深入基层，了解社会，接触百姓的真实生活，在基层中不断历练成长。同时，招录部门不讳言“最苦金饭碗”，有利于为虚火过旺的公考热降温，让报考趋于理性，引导人才合理分流。
　　不过，从以往经验来看，“最苦金饭碗”应防止两种结果。一是岗位遇冷无人问津。近年来，各级公务员招录普遍出现冷热不均现象，边远地区、基层一线的岗位往往遭受冷遇，甚至无人报考。二是应付工作难有作为。由于晋升空间狭小，晋升无望，待遇难涨，一些人挤破头考上公务员后意兴阑珊，应付工作，甚至萌生离意。
　　显然，无论是吓退报考者，还是出工不出力，都并非我们的初衷。因此，要想端好“最苦金饭碗”，真正遴选出有能力、有意愿到基层服务的人选，还需要做好制度配套。
　　首先，合理设置门槛。以往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一些岗位遇冷后，相关部门主动调低报考要求，原本报名稀少的岗位人气立即上升。这恰恰说明，“冷”的背后并非因为大家不愿报，而是门槛太高报不了。对于“最苦金饭碗”来说，更要合理设置门槛。一方面，走出学历崇拜，“能本科则本科，能专科则专科”，拒绝“人才高消费”，同时，做到男女机会评定，不能以岗位辛苦之名行性别歧视之实。
　　其次，落实待遇保障。我国公务员队伍中，60%在县以下基层单位，92%是科级以下人员。在招录岗位向基层倾斜的同时，工资、奖励、表彰等待遇也要采取相应的倾斜措施。比如，加大低职务对应级别数，实行职级与工资等待遇适当挂钩，使那些虽然不是领导职务、但是工作出色的基层公务员也能提高待遇，从而安心工作，施展才能。
　　此外，拓宽上升通道。由于受到机构规格和职数限制，基层公务员晋升台阶少，更容易遇到职业的“天花板”。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破除“天花板”，拓宽上升通道。一方面，加大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力度，形成“优秀人才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去、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和生产一线来”的正确用人导向；同时，推进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的职级晋升进行区分管理。
　　四川在线：“最苦金饭碗”一碗迟泼的冷水
　　2013年国家14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20339人，具体职位表终于在昨天正式公布。不过兴冲冲下载的职位表，也瞬间让不少考生“凉”了心。虽然2013年招录公告一早已经表示“岗位将向基层倾斜”，但见到职位表上众多看着都心寒的备注，很多考生一下还适应不过来。“这就是所谓的金饭碗？简直是史上最苦金饭碗啊！”有网友这样感慨。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报考人数以及录取比例来看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认为，公务员热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公务员是体面工作、稳定收入以及高福利的代名词；二是，不断增加的市场就业压力；三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残留在作祟等等因素。
　　尽管有“史上最苦金饭碗”的横空出世，但是报考人数还是居高不下，这不得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为什么都要一窝蜂的去报考公务员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困难重重的大环境使然。要知道在过去七八十年代，一些当了让人羡慕的公务员为何还要毅然辞职下海呢？国家要想使公务员热降下来，实现人力资源在社会领域的合理分配，就必须积极营造出良性稳定的就业环境以及创业条件。在国外，比如美国40%的毕业生是选择进入企业，报公务员的比例不会超过10%，而其他不是自己创业，就是继续深造。邻近的韩国公务员考试非常平静，公务员并不是太让人眼热的职业。更多发达国家，公务员只是政府的“雇员”而已。
　　齐鲁晚报：最苦金饭碗吓跑了谁？
　　今年“国考”职位表上的“备注”一栏显得比往年内容丰富了不少，“常年出差”、“职位需要晚上值班”、“需常赴抢险救灾现场，条件艰苦，适合男性”等等，难怪网上会有“史上最苦金饭碗”的感慨。
　　如果考生是被“备注”吓退了脚步，那么大可不必去挤“国考”这座独木桥。公务员岗位原本就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清闲、高薪、养尊处优，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每年招纳的新人更是应该下放到基层，深入接触百姓和社会，在最艰苦的岗位上锻炼业务能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不管是不是“金饭碗”，公务员岗位都有其本身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需要得到的历练、需要体验的艰苦理应比普通民众要多一些，报名的考生想到这些了吗？每年涌向公务员岗位的大量优秀人才，是不是只看到了这个岗位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甚至是权力？
　　公务员招考列出了“史上最苦”的备注，是为了让考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岗位要求，也是为了过滤一批只为享受、不愿吃苦的考生。任何职业都需要能吃苦耐劳的员工，想考公务员，就别再抱怨“饭碗”苦了。

研究生难就业 扩招惹的祸

    近日，一则报道引发热议：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没能找到理想中的“铁饭碗”工作，最终回到村里种地。其父苗风山气得服毒自尽，幸而被抢救。曾经全村的骄傲如今却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大学和研究生的双重扩招，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就业难问题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研究生就业难到底根源何在？
　　研究生就业难，在于当前教育制度的缺陷。从2009年开始，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我国开始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招收58.4万名研究生，与2007年的44.9万人相比，5年间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了30%，比2003年翻了一番。今年，教育部叫停了本科扩招，但研究生扩招却愈演愈烈。
　　从长远来说，研究生扩招只是将就业难的问题延后，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招生规模扩大的同时，高校的教育资源没有同步增长、提高。与普通本科教育不同，研究生实行的是导师制，一名导师带数十名研究生的实例屡见不鲜，论文抄袭、科研能力下降等问题层出。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是否真正称得上是科研型人才？许多用人单位都打上问号。
　　研究生就业难，更多还在于自身定位不准，好高鹜远，而实际操作能力又不能适合用人单位的需求。在大部分研究生心目中，有了一个硕士文凭如同贴上金字招牌，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他们要工作稳定，又要轻松、待遇高，还要工作环境条件优良。然而，伴随着扩招，硕士研究生在人们心中的份量已大不如前。比如，有些用人单位经过实践发现，一些研究生根本不是他们需要的人才，论动手能力甚至赶不上高职生。
　　研究生就业难，还在于当前的专业设置和教育模式没有根据社会需要进行适当调整。许多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社会急需的人才，再加上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仍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实用型人才仍然较少。随着近年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等提供的学术性岗位逐年减少，很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必然面临就业难题。

《新闻联播》播寻人启事彰显人性光辉

    【热点聚焦】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在桂林工作的文氏四兄弟寻找走失母亲的故事，在新闻之后还刊登了四兄弟寻人的联系方式。节目一出，除了文妈妈的下落惹人担心之外，新闻本身也得到了不少观众的正面响应，在网上被称为“彰显人性的光辉”，还有不少人真的伸出手，帮忙四兄弟寻找母亲。由此，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新闻联播》“寻人启事”所传递的正能量是巨大的，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首先，在新闻联播的平台上播出一个普通家庭的寻人故事，的确更有助于贴近民心，也贴近社会发展的脉搏。在人们的印象中，《新闻联播》往往是中规中矩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新闻联播中曾看到最美乡村女教师、爱心小院、讨薪日记等基层报道，让不少人对新闻联播的固有看法在发生变化。当然，即便是这次的“寻找母亲”节目，也有一些观众将信将疑，或者对播出的方式有所讨论。从态度上讲这都十分正常，但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新闻节目，的确更需要把握社会发展的直接脉动，展现人性故事，呼应观众诉求，讲述更多“草根故事”。
　　其次，无论新闻的主角职位大小高低、故事悲喜忧欢，越是真实、越从生活中来，越能找到人性的共鸣，就越能增强新闻及媒体的生命力。公众希望它能改变一下刻板印象，既能看到全国最重要的新闻，也期待能看到这些新闻和自己的直接关系。其实对于媒体人来说，每一条新闻都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新闻的价值彰显人的价值，新闻的重量彰显公民的重量。
　　再者，新闻节目贴近民意、展现人性，其实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就新闻联播本身，这些年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比如不少普通人开始登陆央视新闻联播，甚至还有农民工兄弟连着四天在新闻中“讨薪”的报道。这是一种进步，它一方面意味着新闻人主动求变，求观众认同，求社会关注；另一方面公众更多能从新闻中，找到他们关注的问题，获得非常真实的帮助。
　　最后，新闻联播的正能量是巨大的，一方面源于其较高的收视率；一方面更是其为国家和中央的心声，和方针政策的方向所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不仅仅局限于收听到国内外大事，更像更多看到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贴近“菜篮子”、“米袋子”和“人性价值”的生活琐事报道。当然，这也是今后新闻媒体改革和生存的大势所趋。

铁路“会员制”有何意义

    近日，铁道部12306客服证实，铁道部已下发《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会员须知》。须知称，铁路会员从低到高分为普通、银卡会员等，不同会员购票乘车将获3、5等不同倍数积分。铁道部正小范围推行“会员制”，100元车票最多可换800积分，目前已有4220人成为铁路会员。（10月19日《新京报》）
　　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会员制司空见惯。这么做，与优质服务无关，只是竞争使然。铁路部门能够推出会员制，一定程度上说明铁路部门开始视角向下，在市场意识的指导下，已经把旅客纳入视线。但必须看到，会员制大多发生在充分竞争领域，市场经济味道浓厚，这与铁路部门仍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并不完全相符。
　　从本质上讲，铁路的垄断属性依然存在，甚至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现在的铁路行业，虽然面临着航空和公路的竞争，但竞争是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的。那些需要乘坐铁路的旅客，根本不会在意铁路会不会推出会员制，绝不会因为铁路部门推出了会员制而选乘铁路交通，也不会因为铁路部门不推出会员制，而拒绝铁路交通。也就是说，所谓的会员制，对于旅客来说并不是很迫切，实际意义并不大。推出会员制，只是一种形式创新，外表好看，内容苍白。
　　而且，铁路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它在生产阶段具有非竞争性，在消费阶段具有非排他性。作为公共产品，铁路部门应该提供优质服务，这种优质服务，应该是面向大众的，符合基本的公正原则。而会员特权显然不妥当。当一般旅客一票难求时，铁路会员却可以享受一系列的贵宾服务，这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给小部分人使用，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公正原则。
　　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当前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尽力解决“买票难”等公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要实惠旅客，也应该面向大众，以集中降价等形式体现。把力气花在会员制上，既不能有效改善服务，也不会赢得旅客更多认可，而且由于在形式创新上着力太多，反而牵扯精力，影响真正的服务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