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学习（一）
——基尼系数
2012年11月22日
基尼系数，或译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经济含义: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区段划分: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也译为“劳伦兹曲线”。就是，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以“最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或说奥地利统计学家）M.O.洛伦兹（Max Otto Lorenz，1876-1959 ）1905年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
重大意义: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但是在目前基尼系数已经是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中国农村贫富差距超十倍 基尼系数逼近警戒线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说，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则分析说，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焦点: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2009年以来，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抽样调查。
1、农村民间借贷活跃超温州
调查显示，2007年到2011年中国农民借贷总额增长近五倍。其中借出金额增长3.98倍，借入金额为原来的6.11倍。与此同时，2011年的借贷差额相对于2007年增长了5.75倍。而且四年间，受访农户中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增长了2.48倍。邓大才认为，这些数据超过被视为民间借贷最活跃的温州。
另外，随着农村民间借贷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安全问题亟待重视。调查显示，2007年到2011年，农户借出资金有合约的占比为74.32%，其中56.76%仅是通过口头约定，而25.68%的借贷农户无任何合约。
【分析】
农村民间借贷可看作是农户间的一种支持，因为农户很难从银行贷到款。但农村民间借贷的利息高低不一，有的高于银行利息，有的地域甚至是零利息。调查发现，高于银行利息的“也都没超过银行利息的3倍，高利贷情况不是很多，而零利率则占相当大的比重。”
农村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主要有两大原因：快速增长的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和农村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无需抵押的独特优势。
2、医疗教育人情支出压力大
除日常消费外，教育支出、人情支出和医疗支出成为农民支出的主要内容，成为农民支出的“三座大山”。2011年农民支出中，教育支出占22.42%，医疗支出占9.95%，而人情支出则占12.27%。
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但人情支出3092.51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95%，医疗支出2506.86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28%。而教育支出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支出达1518.63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17.79%。
【分析】
即便在已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仍然有书本费、班费、陪读费，“由于一些地方撤点并校了，孩子又小，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他们需要陪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课题组的调查还发现，人情和医疗并驾齐驱成为农民的支出压力。超过五成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在3000元左右，26.76%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6000元。而医疗支出方面，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新闻背景:
农村基尼系数接近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可能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
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两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
教育不公拉大贫富差距 亚行建议包容性增长
“这只是政府的各个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效应。”4月11日，亚行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许霓妮，针对2年来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给出了回答。
随着2010、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整个收入差距，可能出现了短期的下降情况。
不过，亚行当日公布的2012年亚洲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未来的贫富差距可能仍有扩大的可能，这与目前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投资不足有关。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生源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总体上呈提高趋势,而工农子弟呈现下降的趋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对全国高校的调查也发现，农村子女在全国重点大学的比例近年在下降。该行高级经济官员庄健认为，中国的确要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机会平等。下一步需要通过解决各种机会不均等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
教育不公致贫富差距拉大
亚行报告认为，中国目前整体上收入差距加大，正在阻碍消费，进而危及未来的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地区发展，危害社会稳定。目前造成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是农村投资不足使得教育回报较低。
以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1980年在0.25左右，2000年达到0.41。自此之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2010年则增至0.43。
1998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10%相比，前者是后者的17倍，2005年是15.5倍，2007年更激增至17倍。这种收入差距拉大，在城乡之间反映明显，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5倍。
这与农民投资和资产回报率低有关。经济特区集中在沿海，而西部有公共服务的权力，但是却缺乏财力。最富裕的县人均公共支出，是最贫困县的48倍。
造成这种收入差距拉大的背后原因，与教育不公有关。比如最贫困的1/5家庭的孩子，在小学和中学辍学的概率，是最富有的1/5家庭孩子的3-5倍。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不能进入大学的概率，是来自最富裕家庭孩子的10-20倍。
庄健同意北大等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调研结论。他指出，“教育的不平等，的确已经关系到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从长期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后劲。”他说。
而随着未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力短缺，农村收入水平可能提升，这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可能。“但是如果下一步中国企业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收入其实是难以提升的，城乡收入差距未必会缩小。”
尽快实施包容性增长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保罗?爱登斯指出，中国去年调高了贫困线标准为2100元，这使得全国贫困人口增加了1亿人，这说明了中国要加大力度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
下一步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推进包容性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以保障长期经济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克服20年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不均衡。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更多以依赖内需增长，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方面中国需要加快社保体系的建设，构筑社会安全网。”他说。
所谓的“包容性增长”，是指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以发展的机会。
亚行报告建议，下一步中国可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建设，因为综合的社保体系建设，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工人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增长，以及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投入；拓宽社会保障渠道（如针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等，都非常重要。
过去，中国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投资分布的高度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差距鸿沟。这使得中国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和省际差距。
要改变上述情况，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公平分配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步弥合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差距等方法，来逐步实现。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认为，改变中国农村子女因为出身不平等导致受教育以及发展不平等的情况，尤其重要。“不平等会恶性循环。机会不平等导致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又反过来导致家庭未来的机遇出现巨大差异。”他说。
